医生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谁料心电图机上的脉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当班的护士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不幸消息。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西归。
病房内外嘈杂一片，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蒋介石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请他们速来见蒋介石最后遗容。严家淦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侍卫人员刚要把蒋介石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忽然响起了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气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移灵车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般地停了，于是有人半认真地说，大概刚刚是老先生升天了。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遂蒋介石“心愿”。
（慈湖陵寝正门）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蒋在遗嘱中称：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四十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宋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了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四十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国民党“轮流坐庄”，对不起，办不到！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决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逝第二天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奋斗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嘱写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的遗嘱做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淦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竟之业，竟智尽忠，驰驱效命。
第二项决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行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既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辞除行政院一切职务，呈所至祷。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咸以国家内遭大变，外遇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竟……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其谒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会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
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阮大任就国民党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再让人感到费解了。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棻、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为：“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在为蒋介石送灵）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的遗体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彩云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爱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志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各自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大陆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平淡，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