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昏迷中醒来之后，蒋介石更怕热了，不分白天黑夜地要人为他扇风驱热，否则就无法入睡，副官稍一停下来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蒋介石生来就是个好动的人，整日躺着便觉躯体四肢乏力酸疼，所以只能靠让人为他按摩来缓解苦楚，但由于双手的萎缩，他已经难以感觉到为他按摩的副官用力的大小，因此，常常觉得副官们在应付他，往往大声骂人：“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唵！”即使他身上插着管子，总是闹着让人将他抱到轮椅上，推到户室外转转。
有一天，蒋介石居然创下了一天上下床23次的记录，每次刚起床几分钟，由于气喘吁吁，不能自持，就吵着上床躺下，而刚躺下不久缓过气来，又喊着要起床，如此折腾，让副官、随从们叫苦不迭。还有几次，蒋介石在床上躺烦了，居然提出要看电影，官邸人员连忙找来影片、放映机到病房放映，但看不到几分钟，他又烦了，不想看了。
折腾归折腾，蒋介石对自己的行为失常也常感内疚，因此，每逢节假日，蒋家为感谢医疗小组成员及官邸随从们的辛劳而摆宴感谢时，蒋介石总要从床上起来，到酒宴会上，向大家致谢、问好。“总统”如此大驾屈尊，委实让这些人感动万分，原来心中有些不愉快的人此时也原谅了他，并更加尊敬他。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件”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蒋介石昏迷这段时间，是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2．宋美龄陪床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并一直陪在蒋介石的左右，虽不用她亲自端水送饭擦身子，但也可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尽到了一位做夫人的责任。对于蒋介石用何种药，实施何种治疗她都详细过问，听取医护人员的分析，然后最终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的政治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作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最明显的例证，一是由她安排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做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二是由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蒋介石昏迷和卧床不起的事情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自从他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后不久，抛头露面的事在一年内几乎没有，台湾岛内谣言、传闻不胫而走：“总统”已经不在人世了，蒋夫人开始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美国去了，蒋经国与严家淦为争当“总统”干起来了，蒋“总统”死因不明，等等。岛外“友邦”国家也十分关切。对此蒋府上下起初没当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到事体不小，于是由擅长外交的宋美龄直接导演、策划了几幕蒋“总统”身体康健的“活剧”。
1973年7月24日，岛内各大报纸均在显眼位置登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并配上了真实照片。7月23日，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尽管此时的蒋介石神志清醒，但是不能作长距离移动，所以不能赶到设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厅的婚礼现场接受新人们拜见。蒋孝勇夫妇举行完结婚礼仪之后，按照祖籍浙江奉化的家乡习俗来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给祖父、祖母大人奉茶行礼。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消瘦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严重下降的眼眶中的双眼闪烁着幸福自足的光泽，由宋美龄代表他接受了蒋孝勇夫妇的奉茶礼献。报纸提供的消息说：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慰。
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1973年11月，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在整个大会期间，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能亲临会场参加会议。按议程，大会结束那天，参加全会的其他9名主席团成员严家淦、蒋经国等人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晋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右手肌肉萎缩十分严重，即便坐着的时候也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而要面对镁光灯和摄像机，使右手显得无所障碍就必须想个办法加以解决。一名副官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条妙计：用透明胶布把蒋介石萎缩的右手绑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再给他穿上长袍马褂，这样从外表上看，看不出他右手有多大问题。这条妙计立刻得到宋美龄和孙二小姐的赞许，随从人员立即依计行事。布置停当后，晋见大员鱼贯而入，向总裁行礼致敬，蒋介石也用左手微微招呼一下，算作回礼。这次召见时间不长，医护人员全体戒备，一旁待命。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蒋介石接见四全主席团成员的消息，又使岛内有关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猜测安定了一阵。
12月22日，蒋介石觉得身体状况好转，在宋美龄的一再要求下，经医生检查，同意他出院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和新年并长期休养。然而，这年圣诞、元旦、除夕三大节日中，人们除了听到一次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元旦文告外，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毫无准确音讯，谣言又起来了。为了平息种种不利猜测，宋美龄又给蒋介石排演了身体健康的节目。
新年刚过，适逢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松过周岁生日，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带着孩子来到士林官邸拜望蒋介石夫妇。在宋美龄同意之后，蒋家决定向外界发表一张全家欢聚照片，证实蒋介石依然幸福、健康地活在人间。照片上，身穿黑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在沙发上，用左手逗着小孩的下巴颏玩，面带慈祥的微笑，在左侧毗邻坐着宋美龄，而右侧立站着的蒋经国则帮助父亲用右手揽着孩子的身躯，后面蒋孝武夫妇和蒋方良则姿势、表情“自然”的围拢在蒋介石夫妇的身后。其实，蒋友松在蒋介石手上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在媒体中露面是在他病入膏肓的1975年初，接见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此前的1973年和1974年，马康卫曾几次向台湾当局要求拜见蒋介石，均因蒋介石病重而被宋美龄以种种借口谢绝，为此美国外交部和中央情报局从各个方面均判断蒋介石将不久人世。这次是马康卫离职回美的最后一次请求，宋美龄考虑到台湾与“友邦”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与孔二小姐等人密商后，决定还是接见马康卫为好，于是吩咐士林官邸的侍从人员和医疗小组为此做好准备。
（蒋介石抱弄曾孙蒋友松）
那天下午，马康卫依约准时来到士林官邸客厅，蒋介石强作欢颜，打起精神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宋美龄面带笑容，陪伴在侧旁。医疗小组的成员在后侧隐蔽着以备不测，侍从副官们退在客厅后方等候调遣。
马康卫一行坐在蒋介石、宋美龄不远处，不时用眼光打量着蒋介石。一番寒暄之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蒋介石表情木然，偶尔嘴唇翕动，喉咙间挤出几个不连贯的词汇，而一旁的宋美龄则用流利的英文将蒋介石对马康卫为发展“中美”友谊所做的贡献之类的颂扬之词“翻译”出来，与马康卫侃侃而谈。马康卫只能将目光移向蒋夫人那张生动、靓丽的脸庞上，与蒋宋会谈。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蒋介石没能起来送客，由宋美龄送到客厅门口。客人一走，医疗小组成员、侍从副官们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地把蒋介石抱进了卧室，大家舒了一口气。
蒋介石久卧病床，不能视事，外界猜测颇多。蒋经国自1972年当上“行政院长”后，实权在握，“副总统”严家淦乃一介书生，自知纯属“蒋家王朝”的摆设。在这种层峰权力结构中，宋美龄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又不甘心失去往日的势力，因此她急切地希望蒋介石能迅速恢复健康，正常工作。
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在台湾岛内，特别是台北市蔓延开来，蒋介石也不能幸免，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又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在医院养病。
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心情急躁难耐，不顾医疗小组的一再劝说，非要搬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还是要搬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医疗小组只得听从她的意见，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官邸，将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搬到了官邸。
1975年3月，过完春节之后，天气渐渐转暖，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为此几近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在一位心腹的建议下，她特邀一名美国胸腔专家来为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诊治。这名洋大夫看了蒋介石的病历之后，认为他的病所以不见起色，与他的肺脏有2/3浸泡在胸腔积水中有关连，由此，洋大夫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把积水抽出，方可使心脏病好转。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总统医疗小组”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像蒋介石这样年届90高龄的病人做这种手术危险极大，他们不是不知道蒋介石胸腔积水甚多，而是觉得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让积水得到控制，不再增多，能拖一天是一天，根本不能将积水抽出，否则蒋介石的心脏病会加剧，并可能伴发其他病状。
宋美龄听了赞否两方面的意见，相信洋医生并盼望蒋介石迅速康复的心理使她态度坚决，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并表示：“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何尝不试一试，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负完全责任。”
医疗小组出于对宋美龄威严的惧怕以及一般的医疗责任原则中尊重家属意见一款，只得顺从了她的意见。
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专家开始对蒋介石施行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近半升脓水，手术算是做得圆满成功。但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当晚蒋介石的体温猛升至41℃，官邸上下人员立即危恐惊慌，乱成一团，宋美龄也顿时黯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蒋介石的小便较之往年提前出血，且来势凶猛，医疗小组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为蒋介石输入250CC血浆，才将尿血病状稍稍稳定下来。蒋介石的心脏在持续高烧和小便大出血的困扰下，停止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大，间隔愈来愈短，一夜之间达到数次。医官私下里讲：“老先生的大限怕是不远了。”不祥之兆从天而降，官邸上下人员满脸愁云，少有声息。
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虚弱的身体使他难以坐起来说话，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三、“驾崩”
（蒋介石死后移灵国父纪念馆）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蒋介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据说由士林官邸移灵“荣民总院”，天突降暴雨。4月16日大殓，暂厝于台湾慈湖宾馆。据蒋生前遗言，今后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
1.病 逝
一个星期后，即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烧纸化钱、或用佛教的规矩做些仪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亲朋故旧。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幽静的士林官邸到处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了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望着儿子走出家门的背影，蒋介石慈爱地关照道：“经儿，你应好好多休息。”
接近中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使得天气变得闷热起来，蒋介石的情绪也烦躁不安，躺也不是，起也不是，满脸怨气和怒气。医生们劝他安静地在床上躺着，但他一言不发，一会儿起床，一会儿躺下，反复无常，医生和随从们都觉得情况不对，但都闷在心中，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他吩咐医生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所谓的镇定剂是假的，因为自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生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