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黑斗篷，佩戴着飞鹰徽章的宋美龄）
宋美龄有多少钱？现在还是个谜，到台湾之后，她对金钱的兴趣较之过去大增。
宋美龄曾经有中国“空军之母”之称，可是其与空军的关系，她胸前常挂空军军徽，她不仅拥有私人专机，还操纵华航业务。
圆山大饭店曾是台湾十分豪华的酒店，其总经理便是宋美龄最宠爱的侄女孙令伟给宋美龄敛了多少财，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理财的账房先生一到，宋美龄便笑得十分开心。
1990年9月2日，宋美龄决定赴美定居，所乘的专机带了90余个皮箱，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一 、从“空军之母”到“华航”后台
（蒋介石正在为宋美龄佩戴飞鹰胸章）
在宋美龄的口头禅中有一句话，叫“我的空军”。把“中华民国”的空军比做自己的私产，确实有些过分。不过也说明宋美龄与“中华民国”空军的不解之缘。宋美龄最爱戴的徽式是“飞行徽式”，到台湾后，仍不放度插手“中华航空公司”事务，成了实际上的后台老板。
1．空军情结
早在1920年，国民党政府就已建立了空军，1933年便制定了空军军官制，但当时飞机不多，更没有实践经验，远称不上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到中国各省去视察。蒋介石、宋美龄当年几乎走遍全中国，就连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远省份也到过，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这主要就是借助于飞机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宋美龄在《航空与统一》一文中夸张地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
宋美龄对空军的重视，起始于她和弟弟的一次空中旅行。那天，姐弟二人乘坐一驾小型飞机在天空中飞翔，却迷失了方向，在天空中乱飞。后来因为天黑了，他们不得已降落在一块用她的话来说“四周全是匪类”的稻田中。这次历险，使宋美龄深深了解到中国航空事业的贫乏。此后，她经常宣扬要加强空军，使其走向现代化。
但是，真正促使宋美龄下定决心采取创建空军行动的，据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书中透露，还是西安事变。因为在事变发生期间，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包括他的连襟孔祥熙）曾密谋轰炸西安，完全置老蒋的生死于不顾，声称“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蒋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允许一个人的个人安全妨碍……”宋美龄全力阻止了这个轰炸计划，但这无疑使她意识到，空军交给这样一帮人掌握是多么不明智！
惊魂甫定后，宋美龄就对蒋介石说，她本人愿意接管这支军队，并保证把它变成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仅仅充当政治工具。蒋介石同意这种主张，而且考虑到：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有关技术和采购事宜的“自己人”。于是，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种品牌的飞机性能作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都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宋美龄这样一个专攻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探索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疑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也没有令他失望。
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聘请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她的顾问。一次，她询问霍尔布鲁克：能否推荐一位美国飞行人员帮助她把空军整顿好，于是，霍尔布鲁克向她推荐了陈纳德。这是一个曾经迅速发迹、锋芒毕露而又长期不得志的人。他一生都在等待遇到一位赞助人和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而他一见到宋美龄就为之倾倒了，两人初次接触，交谈，就一拍即合。此后，他的余生都是在为蒋氏夫妇服务中度过的。
（蒋介石宋美龄与陈纳德）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陈纳德从西方雇佣了一些飞行员，还从美国飞机企业家手中购买了一批较为新式的飞机，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武装起来。抗战期间他组建的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因为作战勇敢，被居住在昆明的中国居民称为“飞虎队”。
在陈纳德的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作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飞行员，在蒋介石居住的洛阳上空作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博得蒋介石连声称道。
（蒋介石宋美龄在检阅空军表演）
这种表演现在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一种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大仪式了。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上已经做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助蒋介石，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建立并且巩固起来了。
1938年2月，蒋介石改组空军，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任委员，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此后，宋美龄致力于妇女救亡活动和外交活动，但她仍十分关注中国空军的成长和中日空战的情况。
宋美龄经常在新闻电讯和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或报道空袭、空战的情况，足见她对空军的关注。1938年5月17日，钱大钧派两架飞机去日本本土空投传单，并负侦察之责。5月20日清晨，两架飞机到达日本领空，顺利完成任务而后安全返航。正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的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马上向与会的妇女代表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宋美龄都把国民党空军称为“我的空军”，于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称她为“中国空军之母”。
2．特权公司
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从中国大陆撤至香港的中国民航飞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航空公司”。宋美龄因为与国民党空军的特殊关系，对“华航”事务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华航”性质很特殊，它成立于1959年，初时设资本额台币20.7亿元，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工作人员则由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因此，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的部长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是民营”，但却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华航”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公营”。
首先就体制而言，“华航”既是公司，就应该有公司注册，而且董监事名单要公开。但在台湾，这些资料均属机密，而在台湾官方，则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据说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后来改由国民党中常委、前“交通部长”连战担任。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而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截至1985年，“华航”的总资产已达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亦达10.6亿美元。一般正常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已接近破产边缘。“华航”则不然，它有“华航小组”负责解决财务问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支付。它是个特权公司。
除了体制上属于国民党公营外，整个财务上它亦属于公营的性质。“交通部”辖下设有“民航局”，“民航局”又有一个“民航事业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任务即是协助“华航”。如果“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的仍是“民航局”，款项由“国库”拨款而设的“民航事业基金”先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国民党政权出资本，“华航”做生意，而且亏损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赖，这种特权生意人人会做！
另外，“华航”经营不力，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作保护，但仍然租与“华航”使用。“华航”已连续亏损多年，这已超过“保护”，而等于是“特权”了。据估计，单是“民航局”的“民航事业基金”，到80年代末为止，为了“华航”即已亏损了100亿台币以上。
“华航”的种种特权，据说肇始于“空军之母”宋美龄。自“华航”成立以来，她一直介入甚深，形同实际上的董事长。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决定，人事决定权也属于“最高当局”。所以有人说，“华航”不是公营，不是民营，它真正的可以说乃是私营！
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国民党那种“党”、“国”、“家”三者不分时代的产物。正因为三者不分，他们办的公司，当然不要去“登记”，反正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任何公司有了亏损，理所当然地用国库去贴补。“华航”即是例证。
不过，那个“党、家、国”不分的时代在台湾已经过去了。现在，“蒋家政治”业已衰微，应该到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并且按制度办事的时候了，应该登记的就要去登记，应该自负盈亏的就不能再由纳税人负责，自蒋经国死后，岛内不少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3．公私一体
宋美龄对空军是情有独钟的，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带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1987年10月底，她在蒋介石逝世纪念会演讲“我将再起”时，仍然佩戴飞行徽章。当然，她对于“华航”事务是不舍得放弃的。尤其对于“华航”的人事，她的话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宋美龄在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发言）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1986年发生的王锡爵投奔新中国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此即由于宋美龄的插手。因为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而受赏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她在台的亲信传达的意见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乌钺不必去职。而且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来承担！”慑于老夫人的威风，当局未能对乌钺作任何处置，乌钺照坐“华航”的“宝座”。当然此后乌钺对于有关老夫人的一切事务，无不尽心竭力。1990年宋美龄离台赴美时，乌钺就为她运送那数量惊人的行李而帮了大忙。
当然，这样的“国事”当成“家事”办的例子不在少数。忠心耿耿为宋美龄效力的人，也会被她利用权力而安插进“华航”。
宋美龄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宋亨霖。他是早年士林官邸的一名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壮，精力旺盛充沛，他对于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迅速得当、有条不紊，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的宠信。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后，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数度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当然也得跟着两头跑。有的随员因为家在台湾，不愿这样长期离家赴美，另一方面，因为宋美龄常不在台湾，两边的事务都须要料理，急需一个信得过的得力帮手。
于是，宋美龄想到了一向精明干练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以后，宋美龄就把他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先是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帮宋美龄处理台湾这边的一些事务。后来直接派他到美国纽约常驻，除了“华航”本身的事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迎来送往，负责和台湾联系。从宋亨霖在“华航”工作的始末，可以看出宋美龄对“华航”的实际影响力窥见一斑。
二、圆山饭店是谁开的
（孔样熙与宋蔼龄）
宋美龄非常重视姐妹感情，尤其是与其大姐宋蔼龄一家更是关系密切到“打在你身上，就疼在我心上”的地步。在大陆时就有宋美龄劝蒋介石放孔令侃的故事。到台湾后，宋美龄仍不忘为孔家捞钱，台湾的圆山饭店，总经理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
1．权钱互动史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恶化到面临总崩溃的边缘。为了稳定经济，蒋介石决心先整顿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进而控制经济局面，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蒋经国。于是，蒋经国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是下了大决心，也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干起来。他敢碰头面人物，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它们。于是，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这下可惹恼了宋美龄。当时她正在南京黄浦路的总统官邸里宴客，忽然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说孔令侃将被蒋经国逮捕。宋美龄气得浑身发抖，放下酒杯，马上给正在北平的蒋介石去电，叫他回来放人。第二天早上，宋美龄乘专机飞往上海，要求释放孔令侃，交给她看管。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
宋美龄在孔令侃事件中，大动肝火，采取不顾全大局的激烈行为，难道仅仅是因为亲情吗？当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孔祥熙、宋蔼龄一家与宋美龄在经济上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孔家借助宋美龄及妹夫蒋介石的权势，大肆聚敛财富，这当中自然不能少了给宋美龄的好处。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从美国借到的5亿美元中，有1亿美元作为公债推销。到1943年春，销售数量达5000万美元，孔祥熙突然下令停止销售，所剩5000万美元主要由孔祥熙与宋美龄等人鲸吞，用官价购人，再高价出售到黑市，一倒手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舆论界轰动一时的孔祥熙“美金贪污案”。
在“美金贪污案”中，宋美龄不必担骂名，却得到了巨额利润。类似的权、钱互动，以权换钱的事自然还有很多，在互相的利用中，孔、宋两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联为一体，蒋经国打在孔令侃身上，自然会疼在宋美龄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