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未能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步上正轨，这显然有愧于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公职，但宋蔼龄却藉孔祥熙之便和其他皇亲国戚之利，成功地维护了她自身的经济利益，造就了孔祥熙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及至今其子女在美国的庞大财产。到1949年从大陆撤退之前，她已把大部分财产转移至海外，这些财富多在美国，少部分在香港、日本和欧洲。最早是经营房地产、股票，后来转投资到银行金融、旅馆业，他们的子女在石油、房地产投资方面也大有收获。
2．孔二总经理
孔家在台湾目前最大的产业就是圆山饭店，饭店的董事长是孔大小姐孔令仪，而大部分股权归孔二小姐孔令伟所有。
宋美龄因为一生未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就是宋蔼龄的两男两女。尤其是孔令伟，更是最得宋美龄钟爱，以致外间关于“孔令伟是宋美龄亲生女儿”的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孔祥熙与宋蔼龄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伟，因宋美龄习惯于如此称呼她，故大家也跟着叫她孔令伟），宋美龄对于她的每一位外甥、外甥女，固然都很疼爱，可是，她对孔二小姐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情怀，她们之间的亲密感情，甚至有逾母女，难怪别人会有种种猜疑。当然，熟知内情的人都晓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孔二小姐与宋美龄在一起）
圆山饭店，由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控制着，而且，它本身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以致在台湾屡屡引起争议。
圆山大饭店矗立在台北近郊，其雄伟有使人觉得“连山在它面前都会变小”的气势。它是台湾最早的国际观光饭店，在国民党“外交”迎宾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圆山大饭店的建立较早，自国民党撤离大陆，迁到台湾，又经过朝鲜战争，“外交”局面算是渐趋安定，台湾当局对外关系也就跟着活跃起来。于是有了开建饭店，接待国际宾客之议。据台北市的老议员说，圆山大饭店设立时，乃是由士林官邸出面，向台北市银行贷款2亿元而建成的。当时官邸的出面人乃是宋美龄的武官，后来曾任台湾“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他一直是宋美龄的亲信。
据说这2亿元台币的贷款，至今尚未归还。虽然饭店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雇员600人，资产总额23.16亿元台币的大企业。1986年时，它的营业额已达15.82亿元台币。“台北市银行”由于是债权银行，因而特地组成了一个“圆山大饭店管理委员会”，由“台湾省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不过，谁都知道，圆山饭店后台强硬，这个管理委员会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于是，这个既非国民党当局公营，又非民营，形态特殊的观光大饭店遂长期以非正常的状态维持着。它并未向台湾“经济部”作过公司登记，不过它似乎又有营利企业的身份，因此在财政资料上可以查出它的发展状况。
不过，据说自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传播媒体探讨了圆山大饭店的合法性问题后，圆山大饭店管理人士已开始和台湾“经济部”接洽，考虑取得合法之身份。当然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波折。
1988年3月，“立法院”“立法委员”林钰祥质询“圆山大饭店究竟属于何人”？台湾“交通部长”郭南宏不得不出面辩称：圆山饭店属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所有，其土地是向台湾省政府租用，并要缴付营业税的。
郭南宏表示：圆山大饭店的前身为圆山俱乐部，当初经济不发达，旅社很少，接待外宾有困难，因此，由黄仁霖借用台湾旅社成立圆山俱乐部，用以接待外宾，后来更邀请尹仲容、董显光、俞国华及周宏涛等四位共同捐款五十万台币，成立财团法人，经营具有国际水准的旅馆以接待“国宾”，发展观光事业，促进“国民外交”。其附属事业是圆山大饭店，已办妥营利事业登记，也领取发票，并缴纳税款，土地向台湾省租用，订有租约，每年要缴租金，且每年有完整的会计制度，其盈余及基金的利息都归财团法人所有，如财团法人结束，则归台湾省所有。因此，其营业状况都照规定办理。
郭南宏说，此财团法人设有董事9-11人，董事不能分取任何利益，或支取酬劳。在董事中有两位是当初的捐助人，也就是俞国华和周宏涛。郭南宏称：他们在公余之暇推动公益事业，不支取待遇。根据“司法院”的解释，公务员担任财团法人的董事，并不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俞国华在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就请假，并于1987年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因此，圆山大饭店是属非营利的财团法人所有。
但是公众依然有很多疑问：这批捐资者为何有这么多钱？钱从何来？这么一件大善事，为何在事件未发生前，多年来这些人都未透露过？这许多疑点，都不是郭南宏这么一番话可以令人得到圆满答案。
（圆山大饭店）
尤其是蒋夫人宋美龄，更与圆山饭店脱不了干系。且不说初期筹建时由她的亲信出面借款。即是到了后来，饭店也一直控制在孔家手中，而孔家在台湾的坚实后台，谁都知道一直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夫妇。
即使她一再声辩自己从未从饭店拿走过一分钱，也有人为她辩护说圆山饭店至多是“用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此说又和上面的郭南宏的说法相抵触了），“宋美龄是无辜的，她一向不太重视金钱，也没有什么财务的概念”，可是，事实明显地在那里摆着，谁能相信在这饭店成立至今的过程中，她始终是清白的呢？即使她真没有得到什么直接利益，但是孔家的人得了利，这无论如何也应该说与她有关。因此，人们怀疑总归要怀疑，流言也不是一两句就可以平息的。
事实上，宋美龄对于圆山大饭店的事务，也始终很关心，以致外界有人说，这饭店是化公为私，一笔糊涂账，外人难于弄清楚，而这个企业，大概也是“宋家王朝”在台湾唯一的企业。1973年圆山饭店落成，宋美龄特地交待饭店的管理阶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挂在圆山饭店顶楼的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饭店视察，对这幅复制的图十分满意。
宋美龄的日常生活，她的发式很特殊，头上戴的“包包头”是假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又以6-8支的长发叉竖插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头”。宋美龄偶尔会到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拿到圆山饭店底层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帮她清洗，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宋美龄扎上。
这些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是孔令伟是圆山饭店的经理，一切过往账目在相当长时间内由她亲自负责，孔令伟在台期间的主要活动一是管理饭店，二是陪伴宋美龄，特别是陪她夜间聊天，圆山饭店当然是主要话题，宋美龄自然要过问饭店的经营情况。是不是有朝一日，随着舆论的开放，政治的公开，台湾老百姓会追查圆山饭店的内幕，并顺藤摸瓜，查一查宋美龄及孔、宋两家从台湾攫取的财富，那就看将来了。
三、夫人的态度变了
（抗战中的宋氏三姐妹）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权、钱、势结合的产物。宋家、孔家有钱是世人皆知的，但蒋家到底有没有钱，一直是个疑问。到了台湾的宋美龄，总有几日特别高兴，据说是与有位总管给送钱有关。到台湾后她不仅爱钱、有钱，更会赚钱。
1．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老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青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爱江山，更爱“孔方兄”。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1948年11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2．财神到，夫人笑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周姓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见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不说，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着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总计长商量。”随从们当然听命退下。不多久周总计长出来了，就会看到宋美龄高兴地走出房间，周总计长再向她鞠躬之后便退出官邸，搭车离去。
那几天里，宋美龄的心情就格外显得轻松，对蒋介石也相当亲热，会打破惯例，向他问东问西，关怀备至。大家就更确信，原来周总计长是送钱来了。
（蒋介石宋美龄在庭院中散步）
“财神”到，夫人笑。看来千金一笑的典故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间又有了新的诠释。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每两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这样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是如此。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候，去士林官邸，要想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对宋美龄表明其尊重的态度时，宋美龄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在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棒的支领问题，但这必须经过李登辉的批准。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
宋美龄早就拥有令人咋舌的庞大家财，但直到耄耋之年，还对此类“津贴”念念不忘，她攒的钱，自己这辈子肯定花不完了，有人说，有钱人里也是分级别的，他们的赚钱目的不同：有数十到上百万元资产的，还要为了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努力；有成千上万直至数亿元资产的，挣钱就成为一种惯性，一种乐趣；当钱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用它来实现精神上和名誉上的满足了。宋美龄攒钱的目的大概属于前两者，因为第三者，她的“第一夫人”身份及由此发挥的影响早已使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3．为富未必为仁
但宋美龄却从没舍得从她的家私中捐出一部分来从事福利事业。大概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够大，名声也已经够响，无须再借助金钱的效力了。就是当时在台北传为美谈，由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岛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慈善机构，事实上也不过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财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
早先，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攻复国”的后备军，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搞得有声有色，可是，“妇联会”到处“劳军”、演讲、缝征衣，这些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免觉得单调无趣。台湾也就这么大一点地盘，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有限了。
（蒋介石宋美龄与华兴育幼院儿童）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附和的人大概也不见得能持久。所以，自“妇联会”1950年4月17日成立起，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玩笑话，说大家何不一起来玩桥牌，玩牌总会有输赢，输的一方就拿出钱来，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参加“妇联会”领导层工作的人本来就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谁也不愁拿不出这点打牌钱来，而且这样“寓工作于娱乐”之中，让打牌还显得有点社会意义，听起来还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建议于是就真的付诸行动了，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钱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款项，而大部分还是由慈善机构捐献来的。
宋美龄对自己的家产一向是很“珍惜”的，国民党溃离大陆的前一年，国统区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宋美龄面临着“蒋家王朝”崩溃，自己的“第一夫人”桂冠也随之有丢失的危险，但她并没有舍得动用她存在外国的巨额财产，来稳定国内的经济。“国事”和“家事”分得清清楚楚，而她自己又没有亲生儿女可以继承财产，人们不禁疑惑：她积存这样巨大的财产要干什么，又准备留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