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这个妇女组织几项“伟大”任务。这几项任务由蒋介石亲自交待，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这些官太太们唯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
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
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法藏身。
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格外要勤俭节俭、爱护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此后，每逢会长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日，该会与蒋介石之间都一定有函电往还，或向“领袖”致敬，或由“领袖”指示。例如，“妇联会”成立2周年之际，向蒋介石发出致敬电，称颂蒋介石“高瞻远瞩，领导反共抗俄，胄旰忧勤，勋劳丕著，大业聿兴，民族是赖”。
蒋介石也不断给予“妇联会”以鼓励和关心。“妇联会”成立4周年时，蒋在颁发的“训词”中称：“贵会成立以来，号召海内外妇女同胞，为反共抗俄而奋斗，对军中，对社会，均有极大之贡献。而最近一年，各地分支机构逐渐增设，足见力量日益增强，工作日益展开，良可欣慰。”
“妇联会”成立6周年纪念大会之际，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他在讲话中，为“妇联会”加油打气，说“妇联会的工作”可与美援武器相媲美。他是这样说的：由于贵会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士气，逐日提高，此一贡献，可以说与美援武器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士气的提高，武器才有用处，才能发生更大效力。”最后，蒋介石又向“妇联会”发出新指示：设法推动农民，增加生产，以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实现“敬军爱民”的目标，以巩固“国防”；做好军队眷属工作，安定军心等。
在宋美龄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组建工作也正在积极酝酿。该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是日为蒋介石的生日，由此亦可见该团“忠蒋”之特点。“青年反共救国团”是太子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第一夫人”一手操办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谓是“相映成辉”，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女的权力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谭样、“省主席”吴国祯的太太黄卓群及钱用和、陈继彝、林慎、皮以书等人。此外，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辑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方良、石静宜等，都是“妇联会”各地或各单位分会的主任委员。
（宋美龄出席宴会）
除了“妇联会”会长之外，宋美龄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康复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3．活跃在“心战”战场
宋美龄抓住“妇联会”这块地盘，将其发展成“心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美龄等人给“妇联会”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宋美龄说：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谋，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基于此，“妇联会”开展了一些大型活动，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其主要“心战”政绩有：
（1）安定军心：蒋军自大陆和海岛退至台湾后，绝大多数人算是背井离乡，他们或是被骗，或是被抓来的，望着茫茫大海，听着国民党文宣机构对共产党的造谣、诽谤，对生活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的爹娘妻儿的处境忧心忡忡。加上，近200万军政人员及眷属涌进孤岛，台湾的经济状况恶化，士兵的生活境况很差。再者，他们对蒋介石能否守住孤岛信心不足。因此，“妇联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安定军心。宋美龄亲自出马，拉上自己的两个儿媳和一批官太太开展了“慰劳”工作。
（宋美龄在缝衣）
为此，宋美龄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坐到缝纫机旁，让人拍上照片，登载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作宣传鼓动。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从9岁的小姑娘到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工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缝制征衣的运动中来了。许多官太太为了争得头功，博取宋美龄的好感，还采取了“包干到人”制，定人头、定数量、定时间，争取多制征衣。尽管这项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笑话，也令不少妇女怨声载道，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衣着问题。
据“妇联会”自己的刊物宣称：“1950年4月25日，蒋夫人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纫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道。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过征衣呢？
一位当年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叫苦连天。”当然，也有人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一些原本过惯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行为极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龙祥云女士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呜咽着说：“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一间屋子，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着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看，“我们夫人虐待我”应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做法的人动了手脚，故意出宋美龄的丑。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害怕被当局以“匪谍”整肃。可是，别人不能对缝征衣之类的活动感到厌倦，会长宋美龄却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之名，去美国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3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刻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与快慰。”
此外，深入军队，开展文娱活动也是“妇联会”劳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妇联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带着文艺团体深入部队营房发表演讲，鼓动士气，让士兵看戏，听音乐，鼓励士兵自己唱戏，活跃军队的精神生活。这种文宣劳军活动常常搞得军队人困马乏，宋美龄和那些官太太们常乘机出来散心、游玩，宋美龄本人出去时多是专列伺候，随从们前呼后拥。但对于长期受专制蒙昧熏陶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长官”太太们的风采，还能看一次戏，并乘机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2）反共宣传：为国民党争取台湾民众，煽动他们的仇共、反共情绪。在宋美龄的倡议下，一些“妇运”骨干活跃起来，她们自办报刊，找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登在上面，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恶魔，并把这些报纸、刊物、招贴画分发到下层民众中去。但这一招起初并不灵，因为台湾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共产党怎样，倒是常想起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镇压“二二八”起义的旧事，他们觉得共产党再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吧！
（3）推广国语是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时的一大政举，“妇联会”积极参与其中。国民党在扩大国语时文武兼用，“妇联会”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励台湾妇女在公开场所讲国语，时常搞一些国语演讲比赛、歌咏会等等。在“武”的方面，当局颁布文告，发现谁在街头巷尾用闽南话交谈，不说国语，轻则罚款，重则挨打。
在国民党退台的初期，“妇联会”在“心战”方面确实“劳苦功高”。后来，随着蒋介石“反攻复国”梦的破灭，“妇联会”的工作重点略有转移。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该会的经费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后期，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就没有过去那么积极。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甚至处于歇业或全歇业状态。“妇联会”门口原来都是由宪兵负责警戒保卫工作的，后来改由便衣承担。可见，由于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去世，“妇联会”的地位有所改变，“妇联会”的黄金时代已不复再来，只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高寿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副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蒋介石“复职”后与宋美龄在“总统府”广场）
“妇工会”一向是蒋夫人的地盘，钱剑秋当然有宋美龄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故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李登辉与李焕（“行政院长”）当时即属意“救国团”主任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李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因为“第一夫人”的缘由，这次却婉言拒绝，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
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这样，李钟桂便成为宋美龄失去这个地盘后的新一任“妇工会”主任。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组织与活动，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的另一员大将，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