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并。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四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就像一个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去见夫人，告诉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颈地抓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这件事，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已无法知晓，也没必要深究。反正50岁的威尔基一回国，便把访华感受分十次在报上发表。在谈及中国“第一夫人”时，他不无崇拜地说：
她的才能出众——请恕我这种带有个人感情的说法——以及她对中国的献身精神，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到美国不仅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效果也必然可观。她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有分量。她具有才智和魅力，还有慷慨和谅解的胸怀，她的仪容优美，风度文雅，她的信念炽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物。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威尔基扶其登台在麦迪广场演讲）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
这样才有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盛况”，事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顶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1948年赴美乞援，是在宋美龄失去“桂冠”前。这位爱权的夫人一回来，蒋介石就紧锣密鼓大搞“复职”活动。
经过一番巧妙运作，请蒋介石“复职”的呼声越来越高。3月1日应“非常委员会”“要求”，蒋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
宋美龄身着黑色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参加“复职”仪式。她又当上了“第一夫人”。后来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于是夫唱妇随，她又当了25年的“第一夫人”。
然而，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承传变化，宋美龄无奈地意识到，她对大政方针的影响明显降低。
在惆怅与失意中，宋美龄仍不忘展露余威，因此活动并没有减少。
宋美龄到台湾后，发起“反共抗俄妇女救国运动”。搞妇女工作，做妇女领袖在国民党内当然是她的专项。妇女运动也无什么实绩，妇女们对此也无多大兴趣。围聚在她周围的只是一批爱吃政治饭的妇运专业户，其中不乏出人头地者，如主持台湾妇女界十年的王亚权、钱剑秋。宋美龄之重视妇女运动，不是为提高妇女地位，解决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妇女问题，而是把妇女界作为发表政见，影响“中央”决策的主要政治舞台。
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在蒋介石参与的外事场合和外出视察时均相伴左右。蒋介石接见外宾时宋美龄是“夫人、助手、翻译”。在蒋介石的浙江话和英语之间，她是最适合的翻译；在蒋介石向外宾发表见解时，她是蒋记思想和观点的最好解释者；蒋介石宴请外宾时，她是名符其实的女主人。据说在蒋介石晚年病重时期，一些非蒋介石出场不可的外事场合，就由宋美龄代替主持。
（宋美龄在“妇联会”主持会议）
宣传蒋介石，为国民党当局辩护，也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宋美龄发表过不少文章，做过多次演讲，宣扬自己的反共主张，吹捧自己的丈夫蒋介石。
去美国活动，更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中美关系紧张时，台湾受到美国的重视，宋美龄到美国后还有一定市场，官方和民间右翼人士还给她捧场喝彩，因此还能给台湾搞来一点美元（援）。不过，在对美外交上她已失去大陆时期的主导地位，而由蒋经国全盘控制。此外，对台湾政治气氛的不适应，也驱使宋美龄去美国活动活动，当然，不是活动美元（援），而是回“娘家”调剂一下。
为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宋美龄还大力在台北官场培植“夫人派”。对于出名的宋氏三姐妹，有一句既简单又含义深刻的评价：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爱权的小妹说过：“我想起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人丈夫的事业，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官场就有不少人意识到宋美龄的权力价值，自觉不自觉地走拢到她的身边。
“夫人派”到台湾后走向明朗化，一批骨干纷纷出任要职。形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大失败带来的大改组。蒋介石逃台后，开始有计划地让儿子蒋经国继承父业。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不宜再像大陆时期，事事由自己出马去争去抢，而是改变策略，让心腹、随从、助手出任要职，以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余威。
二、“美国行动的重要性”
（宋美龄在美演讲）
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外交”主力，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多次赴美演讲，讲其“反攻大陆”的信心，利用其影响要求美国协防台湾，干扰中美华沙谈判，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1．海峡上空的云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近十年当中，国共双方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海峡几乎无日不在剑拔弩张中度过的。其中由对峙升级为战斗行动的主要有1949年的“金门古宁头之役”，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陈岛之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自1949年发生“金门古宁头之役”后，时隔数年，到了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订立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图谋通过此条约使台湾“中立化”，由联合国“代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能坐视美国的险恶居心而不顾。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浙江一江山岛发动进攻，陆海空协同作战，全歼了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解放了该岛。
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在台湾海峡的兵力，实际上是想对中国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
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与一江山岛唇齿相依，立即失去了屏障。蒋介石胁迫大陈岛居民撤往台湾，造成“大陈岛浩劫”。
依美国当时的意图，仅是想给蒋介石提供一顶保护伞，给其保护之盾而不给其进攻大陆之矛，有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
1955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只有伸张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一席抱定“反攻大陆”信念，反对“一中一台”的主张使美国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印象之中的驯服羔羊突然长出了特角。
1955年4月2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到马祖视察，既是为鼓舞士气，又是向美国示威，金门、马祖是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蒋决不放弃。在此问题上，宋美龄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对于国际上一些邪恶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宋美龄也深恶痛绝。1955年2月26日，宋美龄在接见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时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
（蒋介石宋美龄视察马祖南竿岛）
在“大陈岛之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台湾海峡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蒋介石动用了三分之一兵力来保卫金门、马祖。到了同年4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企图，要求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同时，周恩来又将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同美中关系区分开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5月13日，回国后的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可能有两种方式，即战争与和平。中国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美国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同年8月，中美在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进行正式谈判。
这对相互间已存有不信任感的美蒋关系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面对如此局势，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宋美龄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活动，以求弥补。她多次发表讲话，在各种场合无不积极鼓动人们要有牺牲精神，旨在鼓舞士气，强调台湾增强自己的实力，反攻大陆，以求“天助自助，”同时，羔羊毕竟是羔羊，她没有忘记求助于老朋友美国。她在1955年1月29日《致美国妇女国家安全问题座谈会电》中称：“任何国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际，必须同时能为其坚守公平、正直与人道原则之国家觅取生存。”这实际上是哀求美国人：你们在讨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样的小友的生存。为了使美国人相信她的希望是真诚的，11月27日，她在《美国以外》的电视节目中，重弹“光复”中国大陆老调，“我们曾经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为我们的未来建立力量。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深知此次战斗是长期的，而且必须是不惜牺牲的。”
到了1958年，国共双方内部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新中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台湾方面，蒋介石通过处理“吴国祯案”与“孙立人案”，消除了内部不驯服势力，台湾岛内局势比较稳定。在美国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也产生了相当的效益，其实力有所上升。面对双方实力的变化，蒋介石、宋美龄顿时信心倍增，“反共抗俄、光复大陆”之念大炽，由此台湾海峡又兴风浪。尽管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对大陆进行“反攻”，但在此期间，“协防”台湾的美军司令部仍然将“斗牛士”导弹部队开进台湾，对大陆进行“导弹威慑”，台湾海峡上空充满了火药味。
2．故地重游，故伎重演
在这紧张时刻，宋美龄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心中又在策划着一次对美行动。果然，到了1958年5月下旬，宋美龄又一次亲自出马，启程奔赴美国。表面上她以因蒋经国不断升迁，她不胜其烦，同时身体状况不佳，去美国休养为由，实际上到达美国之后，这位“病人”未见丝毫病态，反而还异常活跃，不断作巡回演讲，有时一个月里演讲三四次。
7月10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她在接受荣誉学位的典礼上，作了题为《生活在苦难中》的长篇演讲。她对听众说：“共产主义否认神的存在，并且从神那里窃取许多人性的哲言或基督的教义，共产主义者窃取神的意识之光和理性之光。于是共产主义似乎激发了人类所希望达到的想象。其实，共产主义正是以暴力来否定这种希望。”接着她以东德、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为例，宣称苏俄和中共所控制的地方，现在正在以奴役和集体屠杀的方式进行着大规模的清算和整肃。“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当年希特勒有系统地消灭犹太人的野蛮行为。”
7月16日，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会各作了一次演讲。在参议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想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接着她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吹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先生们“负着擘划美国外交政策之巨而且重之责任”，不论他们“规划出何种途径，无不影响整个自由人类之前途。”她越说越起劲，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去说服这些委员们。
讲到得意之处，她竟一时忘了自己仅是身处台湾这弹丸之地的地位，以为自己仍似1949年之前一统中国大陆之显赫处境，竟代表“全中国人民”向这些议员先生们致谢，并向他们保证“自由中国人民以及那些暂时被关在中国大陆铁幕之后的不敢伸张其要求的人民”将与他们合作，“只要我们振臂一呼，中国人民必然会群起而响应。”这些话说得太轻松，似乎大陆政权仅是一个纸糊的人儿，一戳即破，一推即倒。这使得美国议员先生们不得不对从宋美龄那两片俏薄而美丽的嘴唇中光涌而出的言辞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
（宋美龄访美时出席记者联谊会发表演说）
7月17日，宋美龄应邀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谈“对共产主义危险性的认识”。她从赫鲁晓夫三个预言被证实说起。这三个预言是：1957年初料定西方在中东遭受惨败；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预言已应验，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由于法国共产党在国会的雄厚势力，也可能被证实。这样，“苏俄目前的和平宣传攻势，含有一种戏弄和威胁的意味”。她设想美国面对苏俄和平攻势与核大战这两种危机的反应，并反问记者们：“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击败共党的不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