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的演讲中，对7月17日自己所作的设问以题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演讲作回答。她说：“世界局势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解决问题呢？”她认为，“要克制苏俄的计划，其答案就是协助和鼓励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亿万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群起而反击。如此，共党将无法利用亚洲庞大的人力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力来侵略自由世界。那些一度跟着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现在终于感觉到了他们所处的情形无法忍受而开始不听命令。”最后，她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赠送给参加午餐会的人们：“莫饮泣，莫激愤，当了解，当行动。”
正当宋美龄肩负游说重任，在美国四处积极活动，施展“口舌魅力”之际，台湾海峡的形势急剧紧张起来，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高度紧张，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炮击金门，攻而不取，目的在于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打击蒋介石、宋美龄“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福建沿海炮兵阵地万炮齐发，火力的猛烈密集“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二三炮战”是两岸武力对峙的顶点，以后便由军事对抗转向冷战对立。
“八二三炮战”首先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蒋介石虽早就预料到此场战争不可避免，但仍是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极度的惊恐与愤怒之下，他命令俞大维向“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史慕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美军尽一切力量协助，且增强外岛的防御，协助加强外岛的运补能力；二是建议美国派海军顾问与台湾协商运输问题。
8月27日，9月4日，蒋介石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立即采取具体有效的行动，此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更觉得自己任务之重大。在金门炮战以后直至1958年底，宋美龄顾不得旅途之劳顿，在美国各地奔波，竭尽全力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公开演说达到7次。
（宋美龄在美国出席洛杉矶美国律师公会）
8月28日，在美国律师公会第八十一届大会的午餐会上，宋美龄发表了题为《不加分辨的乐观》的演说；9月3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说，题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11月16日，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城作了题为《晚，犹未太晚》的演讲；11月17日，她出席全美反共大会，发表《魔鬼虽恶，人性不会灭绝》的讲话；11月19日，她在美国罗德岛新港海军大学讲演，分析维系和平的最确实方法。12月9日，她针对大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题为《匪对农民残酷剥削业已失败》的演说，以答谢邀请她出席美国农会联合会第四十届年会的主人。
一时间，美国上至国会，下至各州各地方，四处都留下了宋美龄的身影，各种场合皆能听到她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声音。这一时期，宋美龄在媒体中露面的频率恐怕要比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要高。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她不厌其烦地讲斯大林、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外交、内政政策，也讲金门炮战和台海关系，对大陆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她还介绍台湾“解决土地问题及改善农村状况”的方案。此后几年，她不止一次地在“公社制度”上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反攻大陆”进行舆论准备，争取岛内外反共势力的支持。
（宋美龄在美接见记者发表演说）
1959年6月14日，在旅美长达14个月之后，宋美龄准备返台。在夏威夷大学她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接受仪式上，她又抓住机会，讲演《思想摹拟之害》，主张独立思想，反对环境思想。认为“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摒弃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墙柱上的东西外，拒绝接受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提出“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而不应仅只重视一种思想，摒拒其他思想，这是自由世界为对抗共党以瘫痪人心智的任何一种思想来控制思想的手段。”
回顾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她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且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实现她和他梦寐以求的再次踏上大陆土地的追求。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梦想，此一行动的支持程度。
3．收效甚微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门、马祖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态度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的同时，已有些力不从心，无暇兼顾两边。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处理中东这一“烫手的山芋”的同时，再在太平洋上轻启战端，直接对抗新中国，否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火上浇油”。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在美国各种场合游说，并且用犀利的措辞来刺激美国赶快行动，要美国立刻对共产党还以颜色，但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收效甚微。
“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可以刺激美国有所作为，但很明显她的热望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特别是“韩战”的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不好惹。宋美龄又遭遇到和几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无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淑女”，为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极度低潮的阶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开始委顿的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是1958年7月，她在美国的友人陈纳德将军过世。陈纳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最诚挚的友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飞虎队”，为蒋介石抗日出过大力。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之后，陈纳德也到过台湾，与夫人陈香梅在台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运队也继续为台服务。1957年8月29日，陈纳德在美国作发炎的肺组织切除手术时，切片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以后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了恶性肿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这时候的陈纳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烧不退，气息奄奄。宋美龄闻讯后，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想说话却有气无力。宋美龄立即止住他，说：“上校（宋美龄一向如此称呼陈纳德），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了。宋美龄伤心不已，一方面是因为难过好友的过世，一方面也是哀怜自己的美国之行毫无结果。
另一个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也是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不但对宋美龄的言语无动于衷，而且显现出对新中国的极大的兴趣。就在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美国开始和中国在波兰的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在两次会谈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首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的各个岛屿的炮击。双方由于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未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却开了中美接触，讨论台湾问题之先河，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对中美华沙会谈的气氛十分敏感，但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他宣布派空军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军事要地，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美国于是派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之中，蒋介石暗示“台湾将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用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实属无奈之举，一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如不让步则无法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防卫条件。二来也是蒋介石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蒋介石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在以往，每逢节日，蒋介石照例要向全岛发布文告，高喊此类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开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宋美龄在美会晤美助理国务卿劳勃森（右））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通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动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地在美国纽约运作关于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行动。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台湾的联合国会员国，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会案。4个月以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重申了反对新中国人会的一贯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争论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利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成果了。每每遇到挫折，宋美龄总会回想这次“辉煌的胜利”，聊以自慰。在整个50年代末期，宋美龄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以退让，而美国基于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迄今未能软化，所以也一贯对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持支持态度，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其最大且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并把它提到外交日程上来。因而，相对于美国而言，加人联合国问题成为美国始终牢握在手的，对新中国最具优势的一张王牌。但是那种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到了1972年，对于宋美龄来说，最为沉重的打击终于来临了，这都是后话。
三、“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
（宋美龄在芝加哥对美国各界领袖发表演说）
晚年宋美龄主要的政治活动仍以美台关系为主要内容。保住台湾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位置，频繁奔走于美台之间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台湾某人士所说：“宋美龄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国（台湾）代表权的保卫战中出过大力。”宋美龄精心策划的“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历时20多年，前后一波三折最后以失败告终。
1．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人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由于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布道”，所以该组织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是为“上帝的更大光荣”而努力，或是为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对美宣传的“喉舌”。
在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活跃分子的家人或前辈曾经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做过生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遗产正在被抛弃，有些人则在台湾各地建有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装配线，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总之，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都“奋不顾身”。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她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北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并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