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来台后再也不像在大陆时权极一时，威吓一方了，那么与他积怨甚深的湖北人乘机找他算账。在一次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湖北籍“国大代表”对白提出弹劾案，抓住白氏逼宫案做文章。提案对白崇禧提出两点弹劾：
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
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
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遂连忙出来托词辩护。不过，蒋介石暂时还没有借此清算白的意图，身为会议主席的陈诚且当场为白开脱：“华中的事，各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5年，白崇禧在台湾宗教联谊会上致词）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人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已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乌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真是高明，亲朋好友无处诉，法律也无从干涉。因为从形式上看死者系性过度，脱阳而死。
有人说李宗仁回归祖国后，在台湾，蒋介石用以制约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
至此，蒋介石彻底肃清了桂系在台湾的影响，蒋、桂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2.“山西王”阎锡山赋了闲
随着解放大军的推进，1949年4月底，“山西王”阎锡山也从太原逃到南京。这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表面以一个“和事佬”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锡山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李宗仁力荐国民党元老居正，蒋介石支持阎锡山，结果，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受老蒋之意担任了“行政院长”。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介石，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我决无回护，决无爱惜，决无畏葸，为反共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尽瘁，必至胜利而已。”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锡山的决心，12月10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他的“国民政府”逃到台湾。
（1949年，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视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从此，结束了阎锡山这个在大陆最后一届“内阁总理”的政治生涯。在国民党改造时，阎锡山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这个闲职上，阎锡山得以颐养天年。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危难之际，真可谓为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了。蒋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虽然阎锡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后，移居阳明山公馆，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再过问政治，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阎锡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任“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时，还经常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并发表反共演说，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他发表了《怎样胜过敌人》、《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基础》、《对时局的观察》、《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陆后重建国家问题》、《共产党为何必败》、《青年如何担起反共抗俄的任务》、《收复大陆的根本条件》、《怎样收复大陆》、《我在剿匪战役中失败的经验》等反共演讲。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够的反共力量》、《反共的哲学基础》等反共著作。阎锡山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书立说，或者是接待中外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反共思想。另外，阎锡山晚年还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同主义”，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他提出的“大同主义”，其目的就是扼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阎锡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是非常反动和荒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与人民为敌的阎锡山，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去，终年78岁。
（阎锡山在菁山草庐的最后留影）
在阎锡山的病危及病逝过程中，贾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边。最后阎告贾说，他“痛惜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致祭，并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3．何应钦失权未失宠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应钦曾两次与桂系联手“逼宫”，蒋介石对他早已心存芥蒂。何应钦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台湾后，他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表示要“闭门思过”。为了进一步让蒋放心，不使蒋产生猜忌，一方面他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得“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反共”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也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61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蒋介石宋美龄在接待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团时发表演说）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 ，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伐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