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0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变换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1979年4月何应钦90寿诞时，蒋经国前住贺寿）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捆，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95岁时的何应钦）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九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佐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的确，何应钦在台湾蒋氏政治中，虽失去了权力，但并未失去荣宠，直到1987年10月以95岁高龄在台湾省去世。
4.陈氏兄弟去养鸡、卖报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随着蒋介石步入内政外交的困境，陈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挤。
1949年初，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借鉴孙中山在每次大的失败之后，都要从对党进行改造入手的经验，认为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甚至有过彻底抛弃原有的国民党，另组新党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轨、叶青、徐复观等人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该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制订了一套类似党纲党章的组织章程和政纲，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但后来蒋介石考虑到另起炉灶费力太大，才决定中止“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活动，还是采取对国民党“改造”的办法。
1949年1月2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随后，张群、陈立夫、黄少谷、郑彦棻等人纷纷赶往奉化，在蒋介石指示下，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6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设计改造方案。7月14日，蒋介石亲自携带陈立夫等人起草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党员参加“改造”。
蒋介石此时虽然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并没有精力和条件认真去实行。一方面，此时战场上蒋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东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庆、成都和广州之间，指挥军事，根本静不下心来谈党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内部竞争正烈，李宗仁将蒋介石赶下了台，蒋介石正以他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以自己的“党权”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权”，蒋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动，自乱阵脚；第三，美国此时极端厌恶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与美国周旋，给美国人一种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时也又不能痛下决心，首先搞乱了内部；第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面临的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第五，在退守台湾之前，各地混乱不堪，地方党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即使想改造，也无从下手。
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虽然未达到将之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但台湾岌岌可危的情形却宣告过去。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整理内部的工作。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央常委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要挟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何、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力。
（晚年的陈果夫）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已将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的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只保留名义，设立保管处。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陈立夫。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16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欧洲作短期停留，便迁居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1951年8月，陈果夫病逝，旅居美国的陈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场，却未敢请求回台参加葬礼。经过此次打击，陈立夫心境大变，对政治变得心灰意冷，“绝口不谈政治”。1952年10月，国民党“改造”结束，蒋介石给了陈立夫两个虚衔，“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但除了给陈立夫按期邮寄薪俸外，陈一切都不能也不想参与。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召开，陈立夫被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每月寄给他的钱“仅使其免于饥馁而已”。为补贴家用，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开始养鸡。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告诉陈立夫，希望他回台湾看看，陈均托词拒绝。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去看他，当蒋同他谈及政治时，他婉转地拒绝谈下去，说：“已经失败了，还谈什么呢？”陈的夫人孙禄卿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陈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才回台湾探望。这时正值蒋介石迫张道藩辞职，CC拼命反对，陈立夫对此不闻不问。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找他长谈了三次，蒋经国亲自陪他祭陈果夫墓，蒋氏父子还多次去看望陈其业。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陈诚、蒋经国率两千多名国民党宫员参加葬礼。台湾新闻界也对陈立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要他“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但陈不为所动，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国。
（1953年在美国湖林镇养鸡的陈立夫）
1966年是蒋介石80大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朋友敌人大半凋零，加上蒋年事已高，颇有怀旧之感。寿辰之前，他特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返台祝寿并定居。10月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这次蒋介石也颇为宽宏，不仅邀陈立夫多次长谈，而且为了表示对《四书道贯》的推崇，主动为该书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因为过去的CC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这次陈立夫的行动不受限制，在70天返台时间内，作了75次演讲。
直到1969年，陈立夫全家才迁回台湾。此后陈立夫在台湾埋头研究儒家文化，对政治更不关心。
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一份新闻通稿：“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离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