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上的那些投资银行，从它们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桥梁的作用存在的；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表现出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特征。这就是它可以用非常低的资产充足率，通过金融杠杆效应，来撬动更大体量的资本总额。
容易看出，杠杆效应能够轻而易举地放大投资效果，这其中潜伏着巨大风险。具体地说，当资本价格趋势向上的时候，整个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时候取得的投资高收入会令人咋舌，而这时候的投资风险往往就被人忽略了，你再怎么提醒他风险，他也听不进去，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风险；可是当资本价格趋势向下的时候，金融杠杆作用的负面效应就会被极速放大，本来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损失，也会在金融杠杆放大几十倍之后迅速导致破产倒闭。
例如，投资银行的通行杠杆比率是30倍。在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只要能赚到3.3%的利润，在这种杠杆作用下就相当于赚到了本金100%的收益；可是在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只要亏损3.3%，就相当于原来的本金全都亏完了，即意味着破产来临了。
事实上，投资银行都是靠不断提高杠杆比率来操纵资本的。别以为设计和操作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都是一些顶尖人才就不会出问题了，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在美国，能够进入投资银行工作的人，都是一些全球最一流大学出来的博士生，他们被人称之为Rocket Scientist，意思是“火箭科学家”。他们设计和操作的产品为什么还会如此问题众多呢？原来，金融衍生产品只是一种工具，任何工具都要使用得当才能发挥正确作用，用错了地方，工具就会变成武器。就像菜刀用作杀人就成了屠刀一样，哪怕再好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果被滥用，就会出问题。
这种情形在现实中非常常见。归根到底，这是利益驱动所引起的必然现象。例如，这些一流人才基本上都是学数学、物理的，最擅长做模型。在这里，简单地说模型就是一种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他们推出这种新产品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要能为公司赚钱。大家都是博士毕业，这时候衡量你是不是聪明的标志，主要就是看能为公司盈利多少。
毫无疑问，大家都在这方面竞相攀比，当有一天实体经济终于承受不住的时候，最后必将出现金融崩溃。因为大家都想为公司创造更多盈利，所以除了不断推出金融创新产品、把形形色色的产品与风险包装起来出售外，还会竭力追求金融杠杆比率。
例如，当投资银行对某个金融衍生产品特别看好的时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高杠杆比率。而读者知道，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并不是你认为这个投资品种好、投资风险小，最终结果就一定如此。
一旦投资银行的风险评估和控制失当，这时候这种高杠杆比率反而会放大原来所忽略的风险倍数。当投资银行自身杠杆运用过度、资本充足率不够，就会造成资不抵债，从而受到公众质疑，这时候投资银行的信用也就消失殆尽了。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家投资银行连带它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就会遭到投资者唾弃，原来潜伏在其中的投资风险，也会随着它销售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地向周边关联者蔓延扩散开来。当这种风险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由点到面形成金融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读者关注这次金融海啸，除了有多少家金融机构倒闭、国际上有多少次级抵押贷款规模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政府是不是以融资方式过度给消费者融资、过度使用金融工具、过度产生市场流动性？如果是，就一定会出问题。
这次金融海啸从美国爆发、波及全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缺乏国际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这种矛盾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各国之间相互受牵连。
所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呼吁，全球要重建一个受监管的资本体系，而不是仅凭市场运营者的判断来开展金融活动，并且要对跨国银行和信贷机构实施更多监管，提高交易透明度。
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则敦促改革多边经济体，他认为这次金融海啸是由投机者和银行家“无休止的贪婪”引发的，而他们的错误却要由普通大众来承担，这不公平。
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政府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亨利·瓦克斯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机构的自利性是本次金融海啸的根源，是“金融机构过分贪婪地为企业高管牟利，让股东和美国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要知道，在此以前艾伦·格林斯潘一直都认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具有“自利性”，这种“自利性”使得交易双方都会严密提防对手，从而保护自己免遭非法侵害。
不过就在这次听证会上，艾伦·格林斯潘终于低下了头：“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金融海啸给我们的警告”
金融杠杆屡遭滥用，实际上反映的是“信用”问题。它再次警告人们：在金融创新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高杠杆盈利模式的彻底颠覆及回归，进一步凸现了现代金融市场监管体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