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公元321～379年），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人，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从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兰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兰亭序》晋朝人叫《临河序》，后人又称为《修禊序》《禊帖》《兰亭诗序》，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据说，东晋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诗唱和。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高朋挚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王羲之回家后又重写了数十遍，皆不如原稿，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爱重，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交弟子辩才保存，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唐摹本中最逼真的是冯承素摹本，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郭天赐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
《兰亭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序》那“不激不励”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王铎行书
早期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傅山草书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年），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帖学书法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巇、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行书萧疏澹宕，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小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恢宏，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淳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绶隶书
晚期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淳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篆书对石鼓文下工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1）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阔；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
（2）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
（3）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罗池庙碑
行楷。罗池庙，原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庙内立有韩愈撰写，沈传师书写的《罗池庙碑》，其石久佚。此碑据苏轼所书原碑文末篇的“迎享送神诗”真迹上石，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楷书十行，字大四寸。清人书：“《罗池庙》健极，本唐人法而变其方整，本晋人韵而偏侧取势，摆宕有姿，大小长短，随其结体。此碑笔力扛鼎，结体雄健，似乎从颜鲁公《东方画赞》化出，肥而不肿，厚而不软，实为苏字大字之冠。”
赤壁赋
苏轼真迹精品的代表作。纸本，行楷书。其书法丰腴劲秀。明董其昌对它评价很高，认为此卷书法“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这正是由于他的文学修养深厚，书法传统功底坚实。结字在方整中有流动的气势，特别是用墨虽浓，而灵活不滞，看去平平正正，但令人玩味无穷，被称为宋代第一，并不为过誉。
丰乐亭记碑
楷书。《丰乐亭记碑》欧阳修撰文，原石刻于北宋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间重刻。此碑是苏轼晚年书法力作之一。前人称“体度庄安，气象雍俗”，确为恰当，字体楷中稍见行意，有“笔圆而韵胜”的特点。明人王世贞评论他“自颜真卿，徐浩，结体虽小散缓而遒伟俊迈”，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证。
花气熏人帖
草书，纸本。黄庭坚的草书在“宋四家”当中应该说是水平最高。他“学草书三十余年”，从张旭、怀素处窥到了笔法的堂奥。后人评价他的草书高于他的行楷书。此帖第二行还斤斤于行草之间，似觉拘谨，从第三行开始便洋洋洒洒，一任自然，于点画亦不大注意，而极得天然之妙。
黄州寒食诗卷跋
是他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后写的一段跋语，此跋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与原帖合称“双璧”。《寒食帖跋》表现了“黄书”的基本艺术特点。《跋文》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其长笔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也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跋文》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因此变化无穷，曲尽其妙。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然一体。此跋给人以神情饱满，气势贯通的感受，决无荒率之病，达到了艺术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后不无得意地说：“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李白忆旧游诗卷
草书墨迹。洋洋洒洒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据明代书画家沈周考定此卷为黄庭坚在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被贬黔中后所书，是他晚年的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化，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此诗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具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为黄庭坚草书之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