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看见教科书和一些文章上说，瞿秋自在“五四”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叫做《俄乡纪程》的文章，第一次详尽而热情地向国人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早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其价值仅次于李大钊之《庶民的胜利》等文章。长大了以后，找出《瞿秋白文集》，才发现人家当年的瞿大记者写的原来不是什么《俄乡纪程》，而是《饿乡纪程》，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翻译上面译音选择的差异，在那本不短的文章中，饿乡与俄罗斯以及苏俄同时使用，饿乡，就是瞿秋白对苏俄的一种专称或者说爱称。
原来，瞿秋白书中“饿乡”一词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此词的发明权在清朝学者管同，他将伯夷叔齐饿死的所在首阳山称为“饿乡”，许为心灵之圣境。伯夷叔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可望不可及的偶像，是所谓的“圣之清者”，比孔夫子的“圣之时也”似乎还要有境界一点。按瞿秋白的理解，伯夷叔齐“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瞿秋白文集》第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而苏俄，就是瞿秋白当时心中的饿乡：“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同上）
瞿秋白是在1920年，作为北京《晨报》驻俄国的记者前往苏维埃俄国的。在此之前，作为一个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学青年，对十月革命的俄国充满了憧憬之情。到莫斯科之后，尽管只能啃黑面包，吃土豆，经常忍饥挨饿，但是仍然实现了他向共产主义者的初步转变。事实上，那一代怀有类似的理想主义情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饿乡”代表着他们的一种固执而强烈的情愫，越是艰难困苦，就越是勇往直前，哪怕付出生命和青春的代价。
然而，这样一种附着美好理想和憧憬的“饿乡”，为什么会被人改成平淡无味的“俄乡”了呢？很显然，做这样改动的人们其实是知道瞿秋白的原文和原意的，做如此点金成铁的改动，如果不是某个权威机构有专门的指示的话，则很可能是担心“饿乡”的说法会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脸上抹黑，甚至引起年轻人的误解，因为毕竟那里有一个“饿”字，而宣传中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不应该存在任何不完美的东西的。他们也许忘了，当年的苏维埃俄国，的确在挨饿，而挨饿也并非苏维埃的过错。恰恰是这种挨饿受冻的境界，才更加激起了中国一代先进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因为他们坚信，经过这种艰难困苦，会迎来一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