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粪与主义连在一起，委实有点亵渎了主义，但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说是这样的，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人手，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的，也就释然了。大粪主义固然有拿国家元首并一千时髦人等开涮的意味在里面，但从聂云台与黄炎培一道创办职教社的经
历来看，也确有他真实的主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