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吕后称制，便以宦者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武帝游宴后廷，又或潜游离宫，故臣下请赞机务，多以宦人主之，宦官的数字也在这个时候大增。元帝耽于享乐，且病弱不亲政事，但又担心大权旁落，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于是宦官石显被任为中书令，“事无大小，因显自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汉书》卷九三《佞幸·石显传》）。东汉时，省禁之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和帝以后的东汉皇帝，都是幼年嗣位，母后当政，外成擅权。和帝十岁即位，外威窦宪兄弟专权，隔限内外，群臣无由得接，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宦官有权自比始。（《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从此，就开始形成外戚与宦官的相互争夺，交替擅权的局面。和帝死，皇后邓氏和她的哥哥邵跛主政。安帝成长以后，援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刘安等诛灭了邓氏家族，宦官因此势力益张。安帝皇后闫氏家族也代之兴盛，阎显兄弟并为卿校，典领禁兵。安帝死，闫显与江京合谋，诛徙樊丰、王圣等，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但好景不常，他们所援立的北乡侯即立不及一年，便遭夭折。宦官孙程乘机拥立顺帝，尽诛间显兄弟及党附他们的宦官江京、刘安、陈逵。顺帝既立，后父梁商以大将军甫政，“尊亲莫二”。宦官张逸、蘧政、石光等曾阴谋废顺帝，失败。须帝死，梁后与兄梁冀先后立冲帝（病死）、质帝（为梁冀毒死）和桓帝桓帝积愤难平，与小黄门单超、左倌、具援、徐磺、唐衡定谋杀死梁冀。超等五人皆以功封侯。桓帝死，后父窦武与超等定策立灵帝，窦后临朝，武人居禁中辅政。窦武谋除宦官，结果反为宦官曹节、王甫等所害。灵帝死，嗣位的少帝未及半年又死，献帝即位。灵帝皇后何氏临朝，后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何进亦谋诛宦官，又为宦官张让、段珪等十常侍所害。何进的同谋、司隶校尉袁绍勒兵人京，捕宦者无少长尽诛之，死者二千余人。宦官诛灭了，东汉王明也同时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袁绍尽诛宦官之后，当时宫廷侍御“复用土人，阃闱出入，莫有切禁，侍中、侍郎、门部驺宰，中外杂错，丑声彰闻”（《通典》卷二匕《职官九·内侍省》）。由此可见，宫廷中缺少了宦官是行不通的；而有宦官则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宦官窃权擅政。赵翼所谓：“盖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频笑而售谗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范蔚宗（晔）《传》论谓宦者渐染朝事，颇识典故，少主凭谨日之庸；女主资出纳之命。及其传达于外，则手握王命，口衔天宪，莫能辨其真伪。故威力常在阴阳奥交之间。迨势焰既盛，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君主专制与宦官窃权、擅权，是天生的孪兄弟，因此，它从秦到清，虽程度不等，但宦官之患，无代无之。
两汉时代的内延之职，至少在前期犹是宦官与士人参用。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帝以其为儒者，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通典》卷廿一《侍中》）宦者队伍中，也有像司马迁、张贺、许广汉等一时名流。士与宦的界限仍不是十分严格的。宦官们广接士夫。灵帝时冲常侍张让家谒者盈门，门外的车恒数百千辆。顺帝时大长秋良贺，“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官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动士类。”’可证当时不广交土大夫的大宦官，只是少数的例外。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当时的这些大宦官，都是“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宦官本人多拥高爵，在京师和家乡都广建宅地，“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临州郡，辜较百姓”，“宗族宾客，虐遍天下”。如桓帝时的单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磺弟盛为河内太守，左。倌弟敏为陈留太守，具援兄恭为沛相。黄巾起义，张钧上书，中有“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摧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同上《张让传》）。这都说明，当时的宦官，除给役内廷外，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广泛活动，很少限制。所以，赵翼在评论汉代宦官之患时，说，与唐代、明代不同，“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流毒遍天下”。东汉的宦官并不亲掌实权，但正因为他们有自由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只要骗取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肆行为恶。而一旦皇帝感到厌恶，也便可以较容易地黜除。
唐朝在太宗时对宦官的限制甚严，不任以事，惟门阀守御，廷扫除，禀食而已。中宗时增至二千余人。玄宗时，后宫既盛，宦者随增，黄衣以上达三千员，衣朱紫者千余人。高力士以恩宠、杨思勖以军功，皆官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皆贵幸无比。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之，鱼朝恩任观军客使。不过他们还只是暂时的管摄，尚未得常主兵柄。德宗时，经源兵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乱平返都之后，忌宿将难制，不欲从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以宦宦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的统帅权尽属宦官。与此同时，一个由宦官担任的机要组织枢密已开始分割与取代宰相的权的，成为政府的枢要。《文献通考》谓：“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此官，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目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作宰目。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元之徒遂至于视事行文书矣。”（卷五八《枢密院》）宦官既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又攫取宰相大部分的军策、行政权，“是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卜，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其始犹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只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唐自穆宗以后的八世皇帝中，有七个就是由宦官所操立。王守澄既与内侍陈弘志弑宪宗，复冲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册立穆宗。穆宗死，敬宗五，才二年，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酣饮醉，人内更衣，殿中烛忽灭，帝遂遇害。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平乱党，迎江王即位，是为文宗。文宗死，中尉仇世良、鱼宏志矫诏废太子，而立颖王瀍为皇太弟继位，是为武宗。武宗死，中时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继位，是为宣宗。宣宗死，中尉王宗买、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懿宗。懿宗死，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僖宗。僖宗死，群臣以吉王保贤且长，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为皇太弟继位，是为昭宗。这一连串皇帝的继立都成了军权在握的宦官们手中的木偶。司马光尖锐地指出：“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之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朱元璋也正确地总结说：“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几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洪武宝训》卷四《评古》）唐时呼朝士为南司、南衙；宦官则典兵在禁城之北，故称北司。南街北司之间，斗争十分激烈。
明初，朱元璋对于宦官的防范，十分严密。洪武二年，定置内使监奉御凡六十人（《见闻杂记》卷一）。十七年，诏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碘故纪闻》卷四）。内官以太监为长，秩无过四品，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服外臣冠服。宫门树铁牌，上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内监总领十二监：神宫、尚宝、陵神宫、尚膳、尚衣、司设、司礼、内官、御马、印缓、直殿、都知；八局：兵仗、内织染、针工、巾帽。司苑、酒醋面、浣衣、银作；四司：钟鼓、惜薪、宝钞、混堂。合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又有司钥、内承运、内府供用三库。嗣后复有东、西厂之设，皆由宦官主领。司礼监为“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全书秉笔与管文书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内监·内官定制》）。“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同上卷六《内监·内臣兼掌印厂》）
朱元璋曾自认为设法严密，超迈前朝，足以防止宦官窃权、擅双之患，说：“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逼威？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令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桥纵也。”（《洪武宝训》卷四《评古》）然而，正因为宦官乱政这一痼疾的根源在于专制主义皇权本身，所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不旋重便有的破坏，有的失效。譬如，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预政，但等到成祖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如：“初，太祖制：内巨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明史》卷三。四《宦官一》）英宗以龆龄继位，不能接大臣，于是始有中人票旨径行的现象。继王振之后、宪宗时有正直、武宗时有刘瑾、世宗时有冯保，到熹宗时的魏忠贤而达于极点。史载魏忠贤“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饶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袴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七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同上《魏忠贤传）。朝臣党附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武宗时的权宦刘瑾被抄家，计其所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丙，元宝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会银汤五百……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继世纪闻》卷三）魏忠贤的权势又超刘瑾而过之，其所搜括的财货自然比这个数更大得多。
明代宦官的活动，其特点有三。
一是“批朱”。明制：臣下所有奏章的批答，先由阁臣草拟，谓之“票拟”，再由皇帝以朱笔批出施行，故谓之“批朱”或“批红”。实际上，每天皇帝亲批只是少数几本，大量的则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行。赵翼指出：“明之司礼秉笔太监，正与唐之枢密使相似。凡本章进御，团由内阁票拟；或因事降旨，不召阁臣面谕，则令司礼监粗写事目，送间撰拟。”“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有所发诏命，则写大意付阁撰拟，其始当是御笔自书，后遂命司礼监秉笔者代笔，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陔余丛考》卷二十《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内阁大臣与皇帝间的联系，完全依靠宦官来进行。宦官名正言顺地成为口衔天宪的皇帝代理人，内阁几乎成了宦官的附庸。
二是东、西厂特务组织的设置。我们在上文里已经简要叙及。厂的指挥属司礼监，以秉笔太监之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提督，然每奏事时，司礼掌印太监亦须回避。嘉靖中，始命司礼掌印太监麦福兼理东厂，“自此内廷事体一变”。
三是一度使用宦官来搜括全国的财富，有矿监、税监、织造沛舶、营造、采珠、盐监等名色。这种作法从明中叶开始，代或有之，到了神宗时期，其风愈烈。“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挡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幸。”（《明史》卷三。五《宦官二·陈增传》）“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同上卷二二三《王士昌传》）流毒所及，“宇内已无尺寸净地”。甚至地方官也横遭陵辱。“参督抚，鸩按臣，视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挠，即遣缇骑；但云贪肆，即行追赃，直奴隶视之而已。”（《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门竖偿命》）税监的横暴，多次激成地方民变。史言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税监之扰，就是致明于亡的主要原因。
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在评论明代宦官制度时，曾经指出：“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杂。以毅宗（即崇祯）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明夷待访录·奄宦上》）黄宗羲极言有明一代，“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之为也”。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明奄宦之祸，益烈于前代的呢？从根本上讲，恐怕还必须从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形成与发展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在下篇中还要详细来讨论。
清初，有做于明朝奄宦之祸，顺治十二年，诏谕：“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结纳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钦此。’（《癸巳类稿》卷九《太监》）清初太监置十三衙门，旋撤，改隶内务府。乾隆时期，宫中苑囿，其人数不越三千，比起明代数万之巨，是简省多了。对宦官干预外政的控制，也一直是比较严格，晚期的情况才又有所改变，这同女主干政又是直接相关的。宦官之祸，是和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相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