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子与继承
皇帝的儿子中，作为储君而册立的叫太子、或皇太子；此外的其他儿子则称王子。不过，我们这样说也远非绝对。在元朝，立为储君的弟弟也称皇太子；早期蒙古的诸王子，也例以太子称呼。任何事情，大概都是不乏例外可寻的。
作为储君，太子的问题，也就被认为是关系国本的大问题。唐宋务光上书，说：“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桃，养民赞业。”（《新唐书》卷一一八本传）因此，册立太子，在当时是一个国运攸关的严重问题。《白虎通》所谓：“国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压臣子之乱也。”（卷四《封公侯》）后汉人袁宏也说：“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资治通鉴》卷四三）显然，择立皇太子、培养皇太子，并保证传位的顺利完成，确是一个关涉国家根本的重大政务；同时，也一直成为折腾和苦恼老皇帝，使他往往死不瞑目的老大难问题。皇帝这个富有天下、贵极人寰的位子太诱人了，古往今来，引来了无数“英雄”为之争夺厮杀。天下未定之时，争在群雄，演成竞争的残酷搏杀；天下即定，然老皇宴驾，同样也给觊觎者留下了希望，只不过这时大多是争在宫阃。兄弟子侄之间，为了抢班而骨肉相残、腥风血雨的事也是史不绝书的。
从西周开始，王位继承的原则，基本上是明确的，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郑玄注：“适，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腾及侄娣之子，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梯……”（《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按说，有了这样经典生的详尽规定，皇位的继承是不会发生问题了，但事实却是大谬不然。据杨鸿年、欧阳鑫两先生所著《中国政治史》统计，秦汉两代共二十六个皇帝，以嫡子继承皇位的只有西汉时三位；东汉竟没一位。两宋十八个皇帝，以嫡长继承的仅三位。明十六个皇帝中仅五位。（《中国政治史》）可见嫡长继承这条规律，在实际生活中，远非决定性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无嗣或嫡长死亡等自然原因之外，决定的因素无非是两条：一是老皇帝的喜爱；二是继位竞争者之间实力的对比。
首先，即使是以嫡长的身份，得立为太子，但太子位能否保得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老皇帝的喜爱。隋文帝之于太子杨勇、唐太宗之于太子承乾，康熙之于太子允礽，都是喜爱发生变化，而终遭麦黜的。太子这个位置，是候补的皇帝。对老皇帝而言，他意味着取代。他们之间，虽亲为父子，但权势所熏，确有熊掌难熟，干掉父皇帝的事情。刘宋的太子劭弑父文帝，既得太子位的杨广弑父隋文帝都是例子。至于政见不一，习性有差，这本是人情之常，但一旦发生在皇帝与太子之间，往往就会上升为原则的分歧。因此，作太子的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日子。他的处境是非常特别的。旧对于臣下言，这位未来的君主现在却是空有势而没有权。臣子们无论是拥护者或者是反对者，都希望在他身上投机。对于亲附也的人，他却不敢接近，因为那样将招来老皇帝的忌刻，认为他是在结党谋位。对于不满他的人，他又无力阻止他们借机进谗，动摇他的地位。因此，东宫永远是是非丛生，谗毁交集的所在。作太子的时间越长，被废黜的可能就更大。一旦老皇帝爱有所移，太子就会轻而易举地以“失德”而终被废黜。夜长梦多，日久变生，这也更刺激了熊掌难熟的心理。皇帝对皇后的色衰爱弛也往往影响作为嫡长的太子的储君地位。刘邦有宠于戚夫人，移爱于戚夫人所出之赵王如意，便要废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只是因为别有原因，终于作罢。汉武帝的儿子据，卫皇后所出，七岁立为皇太子。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以巫蛊诬太子。太子杀江充而举兵自卫，兵败自杀。唐高宗的太子忠，本后宫刘氏所生。由于王皇后不育，收为己子，故得立为太子。及王皇后被废，武氏有宠，忠不自安，因辞得允，降封梁王，然仍不兔废为庶人，终身禁铜。当皇后不保时，儿子遭殃，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见在择定继承人问题上，关键仍在于皇帝的意愿。
唯一能够改变这种意愿的，无它识能是竞争者本人的实力。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朱棣的靖难之变，都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剪除作了太子的哥哥与推翻侄皇帝。取而代之。在暴力面前，嫡长继承的道德规律就显得苍白无力。也有的时候，太子的废与立，外朝的权臣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完全操持在权臣、权宦、外戚的手中。这同样也是实力影响太子命运的事例。当雍正还是王子时，他的谋士戴择曾上书为他策划。书中说：王子的地位很难处，“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竿，被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一》）。这无疑正是作皇太子的尴尬处境。不幸的是在皇帝当中，即使不是英明之主，他们对权力的丧失也大多是十分敏感的；儿子又通常总是几个或一大群。
太子为了博取老皇帝的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伪，即善于伪装。在这方面，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最好的标本。隋文帝直到临死，才看出他的真面目，痛悔莫及地说：“独孤（文帝后）误我。”为了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只有拚死地争，即勾结党羽，发展势力，以求一逞。所以，没有巧妙的伪装，没有拚死的争夺，要想保住或争得太子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是位即使得到手，但由继承引起的旧怨还远没有结束，为了彻底剪除旧日的竞争者，一场残酷的报复与杀戮，还要继续进行。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为了巩固帝位，把恐为外患的诸叔“皆聚之建康，拘千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祜指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或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梅王伟，性凡劣，谓之驴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杭，实以泥水，裸或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泱说之，故得推延。”（《资治通鉴卷一三○）雍正即位之后，将他的兄弟允禩更名为“阿其那”（或谓意为狗），允搪更名“塞思黑”（或谓意为猪），残酷虐待致死。允、允禵均遭迫害。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围绕继承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暴行。
应该指出：嫡长继位制度是落后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一种僵死、丧失任何活力和阻塞任何发展的自杀性制度。自己的嫡长用明是一个弱智、白痴，但是也只好让他来继承皇位。晋武帝的儿”惠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晋书》卷四《惠帝》）。晋武帝当然知道他根本负担不了国君的重任，但废嫡必然引起诸子的纷争。因此，他尽管对儿子惠帝很不满，也只能按照常规，把皇位传给他。其结果，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同上）。西晋败亡，如此其速，和这低能儿皇帝是直接关连的。这种以天下为我私产的制度，其结果是：其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后，则但求子孙万代，永保私产，而根本不问子孙是何等人样？有何德才？最终却是坏了国家，也同时毁了他们拚死争来的基业。
太子所居日东宫。不过在西汉时候，东宫、东朝，指的却是皇太后，因为她的宫殿在长乐宫之东。把东宫当成太子的代名词，至少不晚于东汉。《后汉书·班彪传》载：“时，东宫初建。”就是证明。太子的东宫又称震宫，《易经》以震为长男，其方位为东，故云。（《东汉会要》卷二《杂录》）汉制：东宫置太傅、少傅，以辅导太子。其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或作洗）马、舍人。又有詹事，统领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唐制则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各一人，以道德辅教太子，官不必备，唯其人，无其人则缺。通常多以朝臣之德高望重者兼任。譬如：唐太宗就曾特令魏征领太子太师。詹事“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唐六典》卷二六）。从总体上讲，东宫的官制以詹事府拟于外朝之尚书省，左右春坊拟中书。门下，三寺拟五监九寺，戍卫东宫的十率府拟十六卫禁军，是比拟外朝而小其规模建制的。
太子既身系国本之重，因此，对其教育与培养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西汉的思想家贾谊、戴德等人都认为秦之速亡，是与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密切相关的。他们都认为殷、周之所以享国长久，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团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时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日少保、少傅、少帅，是与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新书·保傅》）《大戴礼记》的作者戴德，在《保傅》章中，同样强调这些观点，要求把太子自幼即以正人、正道相薰染，使“少成若性，习惯之为常”。古者太子八岁人小学，十五人太学，承师问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吏，有彻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于是有进善之，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使诵诗，工诵正谏，土傅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卷三）历朝的君主，大体上都是企图循用这种古典式的儒学教育来培育太子的。大抵幼年的皇子，通常就以宫内有文化的妃嫔宫娥教读，如宋神宗时张夫人“久在宫掖，尝教哲宗、道君（徽宗）读书”。宋朝宫中专设有资善堂，设翊善、赞读、直讲等，教皇子书。东宫还曾特设小学教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明朝建大本堂，教育诸皇子，后移至文华殿东厢房，教师多在阁臣与翰林中指派。“每早各官皆绣服进，俱行叩礼后分班立。东宫自座上背诵先日之书，毕，东讲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内侍授以牙签，手执指书而讲。《四书》讲毕，从西而下，横折过东，还班。西讲官从下横折过东，直上地平前，讲经如东仪。讲毕，从西下，横折还班。盖左进而右退，折旋中矩，礼也。书册皆向上。讲毕退食后，东宫乃易，金镶宝石或玉钩条，向西窗下习仿书一张。各官易素袍复进，通讲三日之书。”（《謇斋琐缀录一》）中期以后，讲读已流为形式。孝宗时东宫詹事吴宽上书：“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明会要》卷十四《东宫出阁讲学》）万历时，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时已十四岁。二十年中辍学就达十二年之久。这样的学习，其效果自不难想见。清皇朝对于皇太子、皇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康熙就说过：“自古帝王，莫不以预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命，面命耳提泊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遐免。”（《康熙起居注》第1638页）
为了锻炼太子的实际工作能力，老皇帝往往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务。如梁武帝以萧统为太子（昭明），“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南史》卷五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用群臣请，“下诏皇太子燕王（真金）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元史》卷十《世祖纪七》）。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明史》卷二《太祖纪二》）。也有的皇帝，因健康、出征或享乐等原因，以太子监国，权理政务。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老皇帝在世时，培养锻炼太子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太子不是十分小心谨慎，而是执意推行自己的主张，违拂老皇帝的意见，后果也往往不堪设想。譬如真金在主政之后，决意把汉化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惹起了在这方面已趋保守态度的忽必烈的不满。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突然彻底改组了中书省，使真金所倡导的继续推行汉化的路线夭折。这时，恰巧有人上书，以忽必烈年高，患风湿，艰于行动，建议他传位太子。一些不满真金的官员乘机煽动，忽必烈大为震怒。尽管由一些蒙古重臣出面调解，平息这一危机，但真金也因此忧惧而死。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太子的基本保全之术，就是缄默与顺从，否则是很容易招致灭顶之祸的。所以，说来说去，太子自我保全的基本原则是“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唐王叔文语）。《礼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文王世子第八》）晨昏定省，才是作太子的最基本的任务。文王、武王的这一套就是千古不易的标本。东汉制度，太子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当然，恪守晨昏定省，也不一定能保住太子的职位，但是，在谨行定省之外，不言外事，无疑是保全自己的惟一办法。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太子一旦被废，他的命运是远比一般人更悲惨的。东汉时候，被废的太子，还可以保全首领；隋唐以后，一旦被废，则很少有可以得到善终的。可见太子也的确不是好当的。
在继位问题上，我们往往见到，继位的新皇帝有时还是一个幼稚的孩童，甚至是初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这种情况，东汉最为突出：所有皇帝中，除光武帝得寿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一岁之外，和帝十岁即位，在位十七年，二十七岁死。殇帝始生百日即位，十月后即夭折。安帝十三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二岁死。顺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岁死。冲帝二岁即位，在位不足一年夭折。质帝八岁即位，数月后即为梁冀毒死。桓帝十五岁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十六岁死。灵帝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三十四岁死。献帝九岁即位，一生充当了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遂至亡国。连续九个皇帝都是在未成年时即皇帝位的。在这种主少国疑的严重形势下，称之为皇太后的母后，就不能不挺身出来承担保护幼主、操持政务的重大使命，而在中国皇权史上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谓之“临朝称制”。颜师古解释说：“天子之言，一日制书，二日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决断万机，故称制诏。”（《汉书》卷三《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