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去找那位考了六年的前辈，我相信他除了能告诉我考试的秘诀，还能告诉我制造意义的秘诀。意义寻找不到的时候，大概是要自己制造的。而琦琦和玛丽告诉我的研究生生活材料，让我无从制造起。这是今天清晨睁开眼睛时的第一个念头。
早上我送走了琦琦。她一直不说话，我也不愿打搅她的沉默。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知道这是不是仅只一夜的结合。夜晚可以笼罩白天的一切光线并发酵出缤纷的情绪，而白天的再次到来又洗刷掉大部分黑夜的产物，我们并不能从剩下的情绪中找到昨天晚上的暧昧。我也不愿寻找，我脑子里更强烈的愿望是去医院找前辈。临别的时候琦琦望着我举起手机摆一摆，说没事儿常联系。我记下了，但我现在有事儿，有急事儿，不能和你联系。当然这话我没有说出来，不说出来比较好。
我进入医院的门诊楼，在走廊里绕了许久，找到一个小门，门外曲折着几条路，通向医院内部高矮不一的楼。我问一个迎面而来的医生六号楼在哪儿，医生指了一个方向，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我顺着方向走，但路却不顺着方向延伸，我只好步出路外，踏上修剪齐整的草坪，继续顺着方向走。走没多远，一个浇花的老头冲我怒喊，并指着草坪上一块制作丑陋的牌子，牌子告诉我：小草也有生命，不要踩踏草坪。我望了望被我踩过的草地，那些草都自己重新竖立起来，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草真的很坚强，我让老头来看这些草，想向他说明这一点，他走近我，拿浇花的水管向我喷水，我狼狈地离开草坪，继续找通向六号楼的路。
走了许久，终于通过路边一块指示牌确定了六号楼的方位。我到了楼门口，门很老式，油漆脱落大半，残留的也没了本色，只起着年轮的作用。门掩着，我推门进入。走廊的入口有一个接待台，一个肥胖的女人靠着椅子，双手叉着放在肚皮上，眼皮耷拉，鼻腔里共鸣出微微的鼾声。她穿一身连衣裙，布料的色彩糅合了泥土和假花的气息。这女人的年龄，可以从五十岁到面见死神之间的段落中推测。她的脸像一枚劣质鸡蛋和一堆劣质面粉摊出来的鸡蛋饼，中间的鼻子是没有摊开的一大块蛋黄，与周围地势平坦，但雨打沙滩万点坑的脸皮组成了整个蛋饼。
我决定不麻烦这位脸上透着蛋香的看门人，自己去找二楼的六号房，我记得两个老头告诉我前辈住在这间房里。我还没走到楼梯，鸡蛋饼醒了，她的嗓音被脖子上的肥肉挤压得太久，细而尖厉，仿佛成为注射器针管，要把话注射到人的耳膜背后去。也许因为细得很费劲，所以也很简洁，她问我：“干什么？”
我说：“我找人。”
她问：“找谁？”
我说：“我找住在二楼六号房的前辈。”
她问：“你是谁？”
这个问题难到我了，我不确定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是谁，只好表达我的诚实：“我不是谁。”
她眼里透出一丝洞穿的意味：“你有病？”
我没有病。我前两天发烧，但已经好了两天。但我也许可以靠这个蒙混她，于是我想放弃我的诚实：“我如果有病，可不可以去二楼？”
她没有理睬我放弃诚实的诚意：“你即使有病，也必须先去登记、填表、盖章、付钱，接受检查，然后再填表、签字、盖章、付钱，才能送进来。你要是因为有病或者脑子不好完成不了这个程序，可以去找你的亲属代办。”
这太麻烦了，我只不过要见一个人，这让我只能来硬的。我提高音量到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程度，装作撕心裂肺地大吼：“去……你……妈……的！”我在每个字中间留足了空隙，让余音轰鸣，并期望我的威慑力有足够的时间酝酿起来，填满这些空隙。
鸡蛋饼的表情没有因为我的话而变成驴打滚，她还是和刚才一样平静地望着我，慢慢拿起手跟前的电话，按了几个号，说话。我趁她打电话的时候走向楼梯。我的脚还没有踏上第一级台阶，门外冲进来两个戴大盖帽，穿着警察一样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一左一右架起我，把我往外送。我瞥到他们制服上的金属标牌，并不是Police，而是Bao An。我看左边的小伙子，他长得像罗伯特·德尼罗，我问：“你不是警察？”他不回答我。我又看右边的小伙子，他长得像朱迪·福斯特，我问：“你是保安？”福斯特转头看我，说话声音居然也像女的：“怎样？”
我怒火中烧：“你们不是警察，凭什么赶我走？你们必须放我下来，我可以去登记、填表、盖章，你们必须放我下来！”德尼罗和福斯特不理我，直接把我从六号楼架到门诊楼，从门诊楼内走向医院大门，把我扔到了大街上。很多人观看，但两位影星的动作很野蛮，导致我不能保持自己的优雅，给观看的人留下良好的映像。
我掸了掸灰，感觉很不忿。我顺着医院的铁围栏走，走到那天老头聊天的位置，今天围栏里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看着缠在小铁门上的锁，摇摇头，若有所思而确有所思。这不符合逻辑。我望着围栏里面，远处的六号楼沉着地立着，我也应当变得和六号楼一样沉着，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方法，见到前辈。
我慢慢地顺着街道走下去，在靠近一条商业街的入口，我看见一尊可以归为后现代主义的雕塑，看了半天，觉得那些钢柱铁条杂合在一起的无机体，什么都像，什么都像得不像样。这雕塑有华尔街奔牛的气势，有乐山佛祖庞大而慈悲的容颜，有杜尚那只陶瓷小便池完全荒唐的真实，有罗丹思考者的痛苦。但牛像是被阉割了的，佛祖像是被绑架的，小便池像是不通畅的，思考者只有思考的动作而没有在思考。一种堂而皇之的脉象将这些分裂的像与不像熔铸在一起，堂而皇之地矗立着。一个年轻小姑娘在雕塑下面站定，无事可笑而灿烂地挤出笑，举出胜利的手势，让对面小伙子按下手机照相的快门。这种天气，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的光线进入镜头最好，多了，笑容会曝光过度。
我晃荡了很久，直到傍晚才回到地下室。我觉得应当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有一个月没跟他们联系了。我告诉他们我最近还好，他们告诉我多穿些衣服，这些都是老调重弹再弹，而每次也必能只能弹起这些老调。今天我决定弹些新的调子，我告诉他们我附近的医院，医院里有一位考研的前辈，我今天想去拜访，却被人赶了出来。我妈的语调变得有些抖索，她问我有没有生病，我说前两天发了烧，已经好了。我爸的语调比以往和缓了许多，问我是不是睡得太少，说我在剩下几天的时候可以不看那么多书，去外面走走，放松放松。我说我今天走了一天，很放松。然后他们嘱咐我要多睡一会儿，至于那位前辈，就不用再去想。我知道如果不应和他们，这谈话将无止尽。我说好。
我一定要去找那位考了六年，不，七年的前辈。多睡一会觉无法得到考试的秘诀，以及制造意义的方法。我父母当然不能知道这一点，他们没有考过研。
今天猫没在。我想起了琦琦和玛丽。忽然觉得她们的变化如此巨大，她们一点也不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琦琦和玛丽了。这让我想起范晓萱，电脑还没坏的时候，我时常会看范晓萱一场叫做“绝世名伶”的演唱会，那会儿她已经扔掉用机器猫和小魔女打造的老面具，换上纹身与浓妆涂抹的新面具，演唱会上唱最后一首歌之前，她问观众：“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吗？”然后挤眉弄眼吐舌头，作出满怀恶心的表情。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憎恶另一个自己。等到很多年后，范晓萱老得没有力气戴面具的时候，她到底会喜欢诸多面具中被称作萱萱的那一副，还是被称作绝世名伶的那一副？琦琦和玛丽，我下次见到她们，又会戴着怎样的新面具呢？
人们计划着自己的变化，变化着自己的计划，最终计划无从追赶变化，变化让人无心计划。
十多年来，我大约也跟着范晓萱更换着自己的面具。十年前的我喜欢叫作萱萱的小姐姐，那很贴心；现在的我喜欢叫做绝世名伶的大女人，那很性感。十年前的我最喜欢她的《好小孩的日记》，现在的我最喜欢她的《失败的Man》。
好吧，这些笔记，我要叫做《好小孩的日记》。不能叫《失败的Man》，没找到前辈前，我还不一定失败。找到之后会如何……再说。
戈达尔把墨镜又戴了回去，希区柯克扔掉昨天吸过的雪茄，换了一支新的叼在嘴上，小鸟还是扇着翅膀站在雪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