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迷迷糊糊睡去，我不记得怎样上的床，总之今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被子不在我身上，却不成体统地跑去亲近冷冰冰、还有些潮气的水泥地。北京的一月，被子叛变的结果是我发烧了。起初不厉害，我起床，有些晕，随后脑子里像是被塞进一块装了弹簧的石头，脑袋动，它就跟着乱晃，牵扯着神经一起自杀式地袭击脑壳，疼得厉害。
我用手试了一下额头，很烫，然后意识到手被冻得冰凉，即使去摸棺材里的尸体，大概也会感觉是发烧的，所以自己是否发烧并不能确定。我想起住在隔壁的男生是个药篓子，他有个小药箱，里面装着六味地黄丸，三九感冒灵，白加黑，芬必德，健胃消食片，金嗓子喉宝以及一切电视广告上能够看到的常备药，那些药用几只口罩小心翼翼盖着，我模糊地记得，药箱里也有一只温度计。于是我起身去敲他的门。
我所住的地下室，一共被房东改造分割成六个小房间，三间一排，两排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连接台阶通向外面的大街。过道的墙壁潮乎乎的，劣质花色墙纸背后的胶水仿佛永远也不愿意干，裹挟了多年的灰尘，变得像穷凶极“饿”的人家储存了多年，长了几道霉的稀饭，长久地稀霉着。因为不透光，过道有一盏小灯长明，亮度足够我不会看不见两米以内的人，再暗，两人对面走路就会相撞。这些房间年复一年地租给复习考研的人们，因为这里离几所大学很近，在这里住，可以方便地去任何一所学校的食堂吃饭，去任何一所学校的教室自习。如果你是男的，可以去S大学的文学院大楼，漂亮女生花枝招展到可以陈列展览；如果是女的，可以去L大学的理工学院大楼，人人脑门上都刻着IT精英的气质雏形，等待收购或者被收购。
所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地下室里剩下的五间屋子里不会有人，虽然考上研究生之前，并不能真的拥有学生的身份，但他们都愿意呼吸校园生活的空气。而我喜欢呆在地下室里，这里很安静，学校的自习室再安静，总还有人来来回回上厕所。白天，我会把门虚掩，一只黑白相间，跟奶牛一样颜色的野猫会跑进来，猫原本应当是不野的，脖子上挂了带铃铛的项圈。我在半年前发现这只猫的时候，去买了一个小碟子，每天放些残羹剩饭在墙角，猫每次来，得意地吃完，趴在床边睡一会儿，悄悄离开。喂这只猫不证明我的孤独与寂寞，我并不喜欢长得像奶牛的猫。猫来了，地下室的老鼠从此不再聒噪了。
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药篓子长得很白净，脸上有两颗结伴而行的青春痘，它们有时驻扎在左脸，有时匍匐到右脸，有时攀登到鼻尖，脸上呆腻了，也会去脖子上散散心。药篓子用遍了市面上所有品牌的洗面奶和药膏，也没能把它们驱逐出境，以至于他认为这两颗痘并不属于这个时代，需要用二十二世纪的祛痘产品才能消灭。他也是个文科生，考G大学，考的专业是国际新闻史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专业，历史是陈旧的，新闻是簇新的，而这门专业的任务，似乎是要用全力研究如何把历史烹调成新闻，把新闻腌卤成历史。
我敲了一下药篓子的门，那是约摸七点的时候，他应当懒洋洋地在被子里问一声“谁啊”，然后磨蹭一会儿再起床开门，但是没有，门立即开了。我很惊讶，平常药篓子是地下室里走得最晚的一个，要快九点才出门。我看到药篓子，一惊未平，一惊又起，他脸上的两颗青春痘自动离境了，我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脸，生怕它们偷渡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表达我的惊讶，吃了第三惊，他正在收拾行装，把所有洗过和没洗的衣物往行李箱里塞。
我愣在那里，药篓子笑了，他问我，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我觉得假话一定会很有趣，我说我听假话。他说他考上国家公务员，不用考研了，他官位颇高的舅妈帮他内定了那个职位。药篓子一直很勤奋，考研的同时报考了国家公务员，跟两千人竞争一个宣传部门的文员职位。考两种试，是他一箭双雕的图谋，双箭一雕的后路。他的代价也不菲薄，为了背两套复习资料，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公务员考试一个月前结束了，但我知道离出成绩还早。初试成绩没有出来，舅妈的舅妈也不管用。我说，你这假话很假，而且无趣，假话无趣就不像假话了。
药篓子笑，然后说，我买彩票中了两百万。
这才像是真的假话，普通而朴实的假话。但药篓子已经说了一个假话，那么这就是真话。我的表情一定很奇怪，不知道该说什么。药篓子这个人的脸虽然白净，却有丰富的气息堆叠在上面，比如灵气，和气，俗气，傻气，萎靡气，平庸气，甚至一点点淫荡气，但唯一确凿表现不出来的，是财气。我迟迟没有吐出“哦”、“啊”、“哇塞”、“我操”、“去你妈的”等等感叹词，表达对这个真话的应和或者反对，他显得有些不满，并拿出一张存折。几个数字排列在一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排列在存折“存入”栏的同一行，意义就重大起来，并且最终让我确认了他真话的真实性。
我首先想问他的是，你怎么花这两百万？我更想问他的是，你就这样走了却不请我吃饭？我最想问他的是，你就这样不考了？
但我一出口问的是：“你怎么只中了两百万？”
他毫不沮丧地表达沮丧：“这次开出来的号码平淡无奇，就像我的生日，我就是按照我的生日买的，这个日子导致这次中头等的人有两百多个。早知道我该多买几注，买五注就是一千万了。但谁能知道早知道会怎么样呢，也许我买了五注，就不会中奖，仅仅为福利事业贡献十块钱而已。而只买一注，我既给福利事业贡献了两块钱，又让自己多了两百万块钱，利己利人，多好。”
我这会儿又从药篓子的脸上看到了知足气。随后我问他我最想问的问题，你就这样不考了？他说：“虽然扣掉税，也就剩下一百六十万，但实在没有必要考了。有这么多钱，我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没有区别，我不打算去给任何大老板、小老板、外国老板、政府老板打工了。”
我突然很着急，药篓子这种想法不求上进，他脸上除了没有财气，还没有奋斗气，没有勇气。我给他并不逆耳的忠言：“你的理想呢？你曾经十二万分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的终极理想是做不畏艰难追根究底的记者！并且要在退休后用一生的采访经验来写一本书，描绘这个世界新闻之下真正的流脓的肌理。你说这样是顶级记者。”
药篓子不回答，问我另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我拿这一百六十万现金，买你现在脑子里想做导演的终极理想，你卖不卖。”
这个问题的大意是，我拿了一百六十万，以后没机会做导演。我卖不卖？如果我不拿一百六十万，考上这个电影史的研究生，也未必有可能做上导演。说得更接近现实一点，根本不大有可能做上导演。那我不如拿了一百六十万，我就有导演之外的一百六十万种可能性，每一种也许都活得比一个导演更好。那么，我卖不卖？难道理想真的不值一百六十万，辞职一年来，我每天作为考研动力来源重要部分的理想，能够如此不堪地被交换出去？但是一百六十万真的很多，我见过存折上最多的数字是八万，那是我家拆迁，终于熬到可以买套新房，微薄的拆迁补偿款加上七拼八凑来的借款，付掉了新房首付款。有了一百六十万，我可以在家乡买别墅，买汽车，也许还能买个老婆。那么，我卖不卖？
药篓子等不及我的回答：“理想这东西，是无价之宝，也一钱不值。别人不能把自己的给你，你也没法拿自己的卖钱。它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但你脑袋里的东西，把脑壳撬开，看不到，手伸进脑浆里搅和，摸不到。也就是说，你脑袋里除了脑浆，其他的东西不能算数。世界上六十亿人，只算一半的人有理想，也有三十亿个理想。数目再巨大，地球并不因此增了分量，欧基米德撬起地球的杠杆，也并不需要改造得更粗更长。理想就像数学，在脑子里演绎，演绎得多大多壮丽，你自己决定，因为很简单。把8横过来就代表无限，你说简单不简单。”
我有点晕乎，大概是发烧的程度有些加重。药篓子的话有点像插到我脑浆里搅和的那只手。我问他：“那么，我卖不卖？”
药篓子笑：“不卖。你应该好好考研。理想唯一的用处，就是拿来实现。考上研，你离理想的实现近一步。我刚刚的话，只对我自己有效。上帝出价一百六十万买走我的理想，被买走了，不属于我了，也就不觉得实不实现有什么可惜。这世界也许会少一个顶级记者，但你知道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顶级记者是什么？是质优价廉的宣传器。你知道没有拍摄自由的环境，顶级导演是什么？是品学兼优的喷粪机。”
我怒了：“你不能骂人。”我的脑子乱极了，决定转身就走，不跟这个暴发户讨论理想，这是一种自我亵渎。药篓子哈哈笑：“我在开玩笑，大导演。你的水平我相信，等你做上导演，大概也熬到有充分拍摄自由的时候。而我不用等待新闻的自由，有了一百六十万，离开这间地下室，我已经自由了。我考了三年，在这间地下室囚了三年，有人一百六十万保释我，难道还留下来？一周前我知道自己中奖，前天去领了奖，昨天买了火车票，今天要走了。谢谢你这一年常常跟我聊天，跟别人，我没话说。你有导演气质，很能启发人说话。”
我叹了口气，点点头，转身要出门。我突然想起，假话里一定有真实的成分，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用《政治理论考试大纲解析》里的辩证法来推导这个结论。于是我在出门前问药篓子，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官位颇高的舅妈，药篓子说不仅高，是最高。她在家乡一个小街道作居委会主任，在办公室里官职数她最高，说一不二，加上她自己，她一共领导一个人。
我出了门，脑袋里的石头又开始晃荡，想起来我原本是要去借温度计。我折回去向他要，他把平时仔细收藏的小药箱扔到了一堆收拾出来的垃圾里，他把垃圾拨开，打开药箱，把温度计送给我算作临别礼物。我夹在腋窝里，问他：“药你怎么扔掉了？”他说：“行李太多，况且，也用不着了。”他问我要不要拿回去吃，我摇摇头说不用，我一下生不了那么多病。我问他有没有治发烧的，拿了两片，回屋吃掉。
吃完药片，拿出温度计，接近四十度。我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下午醒来，闹钟已经指向五点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药片儿不管用。今天过去，离考试就剩下八天，可不能乱得病。考完了，怎么得都有得救。这附近有间医院，明天要去挂个门诊。身上钱不多了，存折上面的数字，也快要像不过线的初试分数，羞于见人。一天看这么两张存折，让人很受不了。听说现在医院里看个感冒要一两百块，我许久没有照顾过医院的生意，对于那里面的行情，很孤陋寡闻，只知道报纸杂志的标题时常疾呼“看病贵”，疾呼了许多年，也没有疾呼成“看病贱”，反而让人觉得，老是这么贵，还死乞白赖地要去医院看病，真贱。倒是那些新闻标题的制作，越来越美观，壮观而奇观了。
为了不耽误复习的计划，我坚持看了一些专业书，有一本书里提到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作者引用安德烈·巴赞的评论，说这是“专门的神学题材的剧作艺术：救赎与圣宠的现象学”，电影才没有这样深度，药篓子离开地下室才是正宗的救赎与圣宠的现象学。
大脑的状态混沌不堪，虽然和昨天差不多，但今天的英语模拟试题比昨天多了两分。这两分让我对英语乃至考研多了两分的自信。虽然自信和理想一样，不给地球增加重量，但我不必为地球负什么责任，只要给我原本不多的信心增加重量，就很好。
政治……政治没有力气再看了，今天就不会见马克思了。
屋里的灯好像有点闪烁。墙上贴了一张照片作为图腾，照片上戈达尔举头看胶片。这张照片突然有点异样。戈达尔正看着胶片，突然低下头，墨镜滑到鼻尖，露出一双小眼睛，冲我挤了一下。我没有力气考虑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光学原理让我眼花。地下室住久了，眼睛会有一点反常。
我改变主意了，这十篇日记、笔记或者手记的名字，要叫做《地下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