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住的小区到工作单位一共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路程不长，一日日走过去，走回来，那些每日碰见的脸孔，不管相熟不相熟，在心底里，都像是要好的旅伴了。若几日不见，心下里就生起疑问：嘿，他人呢？这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惦念。
小区里有很多只流浪猫，虽是流浪，但是猫咪们个个都保持着为猫的尊严，看上去皮光毛净，圆圆滚滚的显示着生活的殷实。如此说，倒像是在宽恕自己，日日享受它们的憨态，却总忘记带根香肠给它们。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黄一灰两只猫。黄猫愿意与人亲近，小区里一碰到它，只要“咪咪——咪咪”一喊，不管多老远，它必定停下脚步，转向我，看一眼，然后翘着尾巴，迈着猫步，无比亲昵地跑过来，像是相见恨晚一般。
灰猫比较孤傲。虽然每次见到它都热情招呼，但是它从来没有表现出半分喜悦，总是远远地躲着我，随我自己在这一厢情愿。
一日雨后早晨，出门上班，看它低着脑袋在舔小水坑里的水，模样乖巧可爱。于是，照旧舔着笑脸“咪咪——咪咪”呼唤。它机警地抬起脑袋，左右望一眼，确定旁边没有别的猫时，才肯定叫的就是自己。于是正过脑袋，定定地看着我，不上前，也不跑远，半天，“喵”的一声，继续舔水。
卖菜阿姨
卖菜阿姨姓王，五十多岁的年纪，在小区门前租了一小间门面房卖菜。在这个小区里租住了两年，最为相熟的就数王阿姨了。王阿姨操着一口河南口音，嗓音稍显嘶哑，像很多中原农家女人一样，一开口，粗剌剌的腔调里立马嗅得出黄河水的味道。她说，诶，好得很，这是今晌午才到的，回家炒肉吃。一边说着，一边从她乱糟糟的菜堆里拣出一把韭菜、一嘟噜蘑菇。前后巷子的人都爱在王阿姨这里买菜。因为她的菜卖得便宜，人也亲切。多早多晚的需要买菜，去她那，她准在她的菜堆子后面站着。她卖菜，还附送香菜、小葱等一些配料，要付钱，她就说，送给你吃的，拿去，拿去。还总抹零头，多出一毛两毛，往往不要。但是若差个一毛两毛才能凑个整钱，她必要把零头给人找回去，别人拎着袋子要走，她就把钱甩进人家的袋子里。
有时候想，这卖菜又没有多大利润，凭她这么卖，不知道要少赚多少！真是替她心疼。想要弥补，就把平时的废纸、空瓶子收集起来，想要定期拎过去送给她，抵了平时那些免去的零头和受赠的香菜了。但是，新搬来的一对门卫夫妻也在做这个营生，不好掂着这些废旧物品在夫妻俩面前坦然晃过，只好就送了他们。
于是，日日买菜，接受馈赠时，心里就不免生起愧疚之心来。但是，还是喜欢在王阿姨这里买菜。她像极了母亲，有一双粗糙的手，头发也总是凌乱，面孔苍黑。好像不害怕冷，敞开式的菜店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也就搭一张塑料布来遮蔽风寒。挣钱是最要紧的，雪再大，店也不能建个封闭式的门，那样，能放菜的地方太小，菜哪里够卖呢？这天能冷到哪里去呢？反正，总是能忍受的，忍忍就过去了。
一次听到王阿姨和相熟的来买菜的顾客聊天。她用那只带着一只破手套的手一边给他拣菜，一边说：“我儿子还不好意思呢，说我，你干点啥不好，偏要卖菜，丢不丢人。”她像往常一样咧着嘴笑着，对儿子的埋怨并不愤怒。买菜的人问：“你儿子在哪呢？”她回答：“在南京上学呢。”
我在一旁听着，有些心酸。我能理解他的儿子。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曾为我的农家孩子的身份感到难为情过。她的儿子还没长大。等到有一天，他真正成熟了，可以用平视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他就知道，所有脚踏实地的劳动都值得尊重，他的母亲一边笑着一边为别人拣菜时的姿势是多么动人。
因为工作缘故，我曾经在2013年的年末，问过王阿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她嘿嘿笑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想说，哎，我这把年纪，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别的做不了，那就把菜卖好呗，越忙越高兴，“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还觉得一天的时间不够用呢！”
转眼已是2015年了。替王阿姨把愿望许下，新年里，菜越卖越好，身体也要健健康康。
城市流浪者
从小区到单位，要穿过一个地下通道。地下通道因为可以遮风避雨，成为很多城市“流浪者”的避风港。流浪者是我给他们起的一个颇具浪漫性质的名字。他们的生活究竟浪不浪漫，旁人无从知晓，也大多无心揣度。
其中一位是一个卖玩具狗的男孩。他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每日下班时，从地下通道一头走过来，就能看到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这一头的正中位置。面前支着他的小摊，上面摆着模样有些丑陋、做工也不精致的玩具狗，蓝的、粉的，还有颜色相杂的，装上电池，小狗的眼睛就会发亮，还能一扭一扭地走动。
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是被他摊子上的一个托盘吸引。托盘里有一份自述，白纸黑字，大大地写着大意如此的话：我是一个残疾人，不依靠偷抢，不依赖施舍，只想做点小生意谋生。
男孩的一只手有些痉挛，因为腿脚的缘故，身体朝一侧倾斜着。说起话来，也含混不清，不大容易让人听懂。托盘里的自述是男孩向这个世界清晰表达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故作地坚强。买了两只小狗回家。丑是丑了点，但是扭起来走路的样子还是憨态可掬的。
以为，弱者更深刻地体会人世艰辛，便更多善良和对他人的体恤。但是，显然错了。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处处都有强弱之别，都有利益之争，无可避免。
一日下班回来，看到在正对着男孩摊位两米处的位置，有一个乞讨的大婶，坐在一张废旧的纸壳上，神情木然地将手伸向来往的每一个行人。男孩对此很气愤。大婶乞讨的位置，分流了有可能前往他的摊位看一眼的行人。于是，他倾斜着身体，笨重地走向大婶，以含混的声音，厉声要求大婶到一边去坐。大婶的神情依旧木然，只抬头看着男孩，纹丝不动。男孩最终暴怒，他弯下身子，扯着纸壳的一侧，连带着纸壳上坐着的大婶使劲向右拉。纸壳只稍稍滑动一些，但好歹偏离了中心。男孩又愤怒又满意地蹒跚着回到自己的摊位前。不发一言的大婶此时用手撑地，支起身体，将屁股下的纸壳又向左拉了拉，继续回到了正中位置。
这是一场沉默的战争。我竟不忍继续围观最后的结局，掀起冬天用来保暖的地下通道的布帘，仓惶离去。
地下通道另一端的阶梯上，还有两位固守的流浪者。一位是只有半条腿的中年男子，整日呵呵笑着，不会说话，在面前摆一块残缺的包装壳，用笔在白色一面画着无人能懂的横横竖竖的道子。他有自己的世界。别人读不懂他，他也看不懂别人。只天天笑着。有一天，正好经过他时，他的“写满了故事”的包装壳飘到台阶下。顺手捡起还给他。他立马仰起脸对着我大声而夸张地“呵呵”笑。这应该是他表达谢意的方式。
他的对面是一位盲眼的爷爷。每天，带一张小凳，带一把手风琴，坐在那里拉奏。他经常弹《喀秋莎》，但弹得不好。琴声高低错落并无流畅地过渡。不仔细听，不容易听出他弹奏的曲子。可是，好坏，这是他谋生的方式。他用他的琴声为他的生活谋求一些低廉的保障。
只是，已经有很长时间，在我上下班的路途中，这三位流浪者都没有出现了。
他们去哪了？
如果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生有所望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生活中，可有这样一些希望，可以期待，“只要再努把力就好了”，“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或者，“过了这个坎，明天就好了”。如果没有，从这头望向余生，该多么荒凉。
对了，那位大叔不会觉得荒凉。依照他的智力水平，他只能对生活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有口饭吃就行”，只要这样，他就可以面对着所有的行人，不管衣冠楚楚还是形色哀愁，大声而夸张地“呵呵”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