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专栏编辑部的鸡毛:一个中国新闻民工的经历与思考(千种豆瓣高分原创作品·世间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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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经历

有生以来最糗的一天

今天我接了至少有40个读者电话,每个电话都带着揶揄的、嘲讽的、鄙夷的、意味深长的、苦口婆心的……口气,每个电话都往人心窝子上踹,但我没敢发火,没敢回嘴,都忍了。因为,这一次,我错的实在太离谱了。

昨天记者发了一个稿子,文中发出了振聋发喟的拷问:“北京西站1.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各类管理人员1318人,平均每人管理面积只有0.98平方米,但黑车票、黑出租、黑托运、黑旅店、黑寄存、黑电话等‘顽症’却屡治难改,管理效能为何如此低下呢?”

编辑说,这个点真是太好了。我和吴三金也有很欣喜的同感。前后三个编辑在看了这段文字之后,认可了同样一个标题“人均管理不足1平方米‘六黑’顽疾屡治难改”。

今天刚一到报社,一个电话打过来:“哎,你是A10版编辑么?”

“是啊,您什么事?”估计又是二百五读者来找茬的,我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你们会不会算数啊?”

我怒——这人来者不善啊,得找个合适机会给他两句。“您什么意思?”

“我问你,一平方公里,等于多少平方米?”

“一千平方米啊。”我理直气壮地。

“什吗?你再算算!”

我含糊了——1公里等于1000米,一平方公里等于1000米的平方……这……

我无语了,气焰立刻被浇灭。读者的奚落一句跟着一句:“错了吧?”“什么水平啊这是?!”“你贵姓啊?”

“我姓宋……”我强撑着,装出一副没有被打倒的样子。

“宋x吧?我看就是你!”

电话挂掉了,我灰头土脸地坐了一会,琢磨了一下责任在谁,结果发现没谁可以推卸。这是个常识性错误,凡是沾过这个稿子的,都脱不掉干系。这个人丢得很实在,没得说。

从中午到晚上,我接了至少有40个电话,五花八门的讽刺,有的说“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有的说“学没学过数学?”,还有的特关心地问“有好多人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吧?”每次我都只能逆来顺受地承认错误,要么就自嘲,争取对方的同情。

我把msn的名字改成“被读者嘲笑了一天”,结果每个上来的人都问我“嘲笑什么了?”我只好像祥林嫂一样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收获了更多的嘲笑。

高潮在晚上到来。一个电话打过来,我接了,一个怪腔怪调的声音说:“你们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熟练地自嘲:“咳,谁没个走眼的时候?!”没想到对方没有配合我,他说:“你什么态度?你们就这么对待读者?你太不负责任了!”然后就一顿劈头盖脸地:“你上没上过小学?就你这水平还办报纸哪?你会算数么?!”

屈辱弥漫了我的全身,逆来顺受一整天了,我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十几个人共同办公的大办公室里,我抓狂地嚷了起来:“我没上过小学!不会算数!还是您来办报纸吧!”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摔掉电话配合我的愤怒,电话里传来一阵狂笑,让我一个愣怔。怪腔怪调变成了熟悉的声音,妈的!是刘裤裆!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可他居然说:“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你就这么对读者说话啊?!”然后继续狂笑。我一阵狂吼,最后说:“你去死!!”然后摔掉了电话。

刘裤裆在msn上继续狂笑,完全不顾我的感受。我丢尽了脸,先是被无数个人嘲笑,然后还在一群同事面前失态,所有人都听到了我的没有风度的怒吼,我简直要疯掉了,这个无限该死的刘裤裆!!

我好强!

好几年前有一次我接一个热心读者的电话,他逻辑不清地在电话里胡搅蛮缠,出于对他负责的态度,我臭骂了他,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缺陷,然后摔掉了电话。一分钟后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被斥责了一顿,主任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读者说话?!”

后来我的一篇报道引起了麻烦,对方电话打到了办公室,在电话中给我上纲上线。我依旧臭骂了他,但这次我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缺陷,他后来找了我的领导。

与智力有缺陷的人沟通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挑战,我总是要么骂他们,要么被他们骂,而两者都会深深地打击我从事这项有前途的职业的信心。另一种让我抓狂的人是唐僧,他们的智力是正常的,只是表达欲过剩,而他们的絮絮叨叨就像一只苍蝇,在你耳边嗡……嗡……嗡……个不休,总有一款把你逼疯。

还好自从我做了编辑,特别是作国内新闻的编辑后,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一年也就几次——这种频率,我这样神经脆弱的人还扛得住。

但自从我转到本地新闻以后,我惊恐地发现,这样的挑战我竟然每天都要面对,而且不止一次。一会是负责任的读者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错误,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会是热心读者跟我讨论一个社会问题,这样的讨论一般从40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超过的也有;一会是稿件涉及的人亲自,或者委托我或者我们领导的远方亲戚、儿时伙伴来善意提醒我们某篇稿子有风险,最好不要刊登;一会是某个人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的报道文中有“严重的失实”,对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让我们想办法补偿,否则就跟我们没完……即便在夜班进入最后阶段,时间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也会有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报社,要就我们准备刊发的某篇文章跟我们谈谈,而这种谈话通常是由两名大婶同时进行,双声部,咏叹调。

这种高强度大容量最初真是把我压垮了,对于一个没事不打电话,凡打电话连寒暄都会忘记的人来说,我这几个月的电话谈话超过了我之前的半生。这些电话让我郁闷过、哭过、抓狂过,然后,终于,麻木了。

前几天,我一个下午持续不断地接待了n通各式各样的电话,时而和颜悦色,时而恳切真挚,时而嬉皮笑脸,时而居高临下,让每一个打来电话的人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我欣喜地把msn签名改成了“找到再就业途径:可以去做声讯服务小姐”。

然后,在第二天,我接待了一个上门拜访的对口单位领导,一个唐僧。我用春风化雨的态度欢迎了他,面带笑容,身体前倾,两只眼睛死死盯住他的脸,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做出或赞同、或欣赏、或惊讶的回应,这种迷人的态度鼓励了他,让他从北京说到全国,从自己说到战友,一直说了40多分钟。临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表示欢迎我有空去他们那里坐坐。

他走之后,我体会到了空前的成就感——做个好新闻算什么?那只是上个台阶而已,而这种,是为自己所不能,是颠覆性的变化啊!我简直开始崇拜自己:哇塞,我好强!我已经可以灭掉唐僧了。下一步,我想我可以朝着灭掉卖保险的进军。

我想起了《九品芝麻官》里的镜头,就是周星星对着大海练习骂人,直到骂出滔天巨浪那段。我觉得我有理由摆一个黄飞鸿pose了。

意淫一下

这世道真是逼着人混黑社会——老有蹬鼻子上脸的。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处理一个麻烦,特客气地接待来电来访,又是道歉又是请求理解,但对方还是没完没了。如果是追究我们法律责任我们也就认了,但他们的指责既提不出证据,也不打算诉诸法律,就是要跟我们打消耗战。

屡屡逼我练习唾面自干的定力:在对方咄咄逼人的语气下保持微笑,听他们声震屋瓦的叫喊与威胁,对他们“如果你不怎么样,那就会怎么样”的暗示装作听不懂,不把他们措辞强硬要求奢侈的“声明”扔回他们脸上……

还得给他们倒水,还得给他们打电话……

妈的!真拿我当坐台的了!

压着火,一边听着他们轮番嚷嚷,我一边在心里想象:一杯水泼将上去,上前一脚正中胸口将其踹倒在地,把“声明”撕成碎片扔他脸上。踩着他肚子跟他说:“你活腻歪了?你再跟我来劲一个试试?!”

然后让人拖出去打。

凡是无理取闹者,一律打成内伤;给脸不要者,关门放狗;啰里啰嗦做唐僧状者,拉出去打,脑子清楚了再回来;号称要去找谁谁的,吐他一脸,跟他说:“去找!马上去!”……

简直是气死我了!

偶像记者受伤之后

报社里有个偶像记者,长的帅气活儿又好,是无数女同事的最爱。在一次采访中,他被打了。

消息传出,报社众多女同事争先恐后地给他打电话发短信表示慰问,一个女同事跟我要了电话号码之后威胁我说:“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你不许抢在我前面打。”

一男同事听说后浮想联翩,问我:“下次如果是我受伤了,会不会也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回:“这还用问么?!问这种话,不是找心灵受伤么。”

该男同事大恸,立誓去整容。

改日忽短信告诉我:“偶像要破相了耶。”

我回:“没关系,一点小伤疤是男人的装饰。”

该同事大喜:“我脸上有很多小伤疤。”

我回:“底子不好,装饰没用。”

该同事回:“靠。”

往事并不如烟

用多少年可以消灭掉一个八卦?十年够不够?

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不够。

前几天去参加一个单位的活动,这个单位,我多年前曾经接触过,有过一些小小的“恩怨情仇”。不过俱往矣,已经没打交道多年,那里的人,估计走在路上,都认不出彼此了。

可是没有。饭桌上我说了我的名字,立刻有人惊呼:“是你啊?真没认出来。”然后就拉着别人来认我,介绍我的时候除了我的名字,还提起另外一个名字。而被拉来的人听到我的名字还一脸茫然,听到那个名字,马上恍然大悟状,过来跟我握手。

那个名字,最初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起来。到几个人脸上出现含义颇深的笑容后,我终于记起来了。

10年了,他们居然还记得!

10年前,我刚刚做记者,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完全不懂这个圈里的规矩,但有往前冲的勇气和热情。每天我都用各种方法找新闻——接读者电话、看其他报纸、给一些可能出现新闻的地方打电话。

有一天,我的电话打到了他们单位,是那个人接的。我不认识他,这是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新闻。他说有,并且给我发了一份传真。那是一张标有“机密”的文件——但我那时并不了解它的含义——上面是即将出台的十几项新政策。我如获至宝,写了一篇消息,第二天见报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给我这个。我们没有交情,他也不是不懂规矩的新人,在那个很核心的部门,他已经工作了很久,有丰富的经验和资历。我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那时我声音类似童声,又有点娇,可能让他动了恻隐之心。

那份文件,是一个尚未获批的文件,里面有几项政策后来没有真的出台。消息见报当天,上级单位追查泄密责任,一路追下来,查到我这里。

我被吓坏了,交出了他的名字和那份传真。于是,他被停职处理,半个月后恢复了职务,但成了全单位的笑柄。那个简单的过程只有我们俩知道,别人——很多人,估计宁愿相信是一桩故事,而我和他自己,都不可能去解释。

后来在一个同在他们单位的朋友的带领下,我去见过他一次,唯一的一次。那是个本分的中年男人,笑呵呵地跟我说没关系,我逃也似的跑掉了。

后来我陆续跟他们单位打过更多的交道,再后来,我离开了这个领域。时间应当湮没掉这样一桩插曲,但竟然没有,这只有两种解释——有人把它编排成了更加复杂的版本;这件事对他现实的影响比我以为的深刻。

离开饭桌,我给一个熟知内情的朋友发短信讲述此事,几分钟后他回过来:“江湖险恶,有心人多”。

不能低头,不能当头儿

2001年,我发的一个200字的小稿得罪了当时的一个超高级领导,令他很不爽。他老人家当即批示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如同圣旨在两个小时内传了好几道领导,一直传到我们报社,每个领导分别在上面跟着表了自己的决心,纷纷要求“彻查”并“严肃处理”。

到那天下午,报社里的7个各级领导和我一起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面面相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错了什么。还是当头儿的觉悟最高,他从故纸堆里找到了一张发黄的、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下发的文件,从上面找到了一句话,作为我犯错的依据,对我做了批评,然后亲自写了检查,赶奔上级单位接受处理。

为那一次,我对他深感敬佩和感激,敬佩的不是他的“政治觉悟”,而是他低头的能力。在我自己,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个我根本不能认可的“错误”,而还要接受处罚,更让我难以接受。这个头儿的低头既保住了我的尊严,也使我的意气不至于影响报社和我自己的利益。

我个人感激他,不妨碍我认为,这是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责任。

当一个头儿,为了整体的利益,不得不偶尔牺牲掉个人的尊严,不得不常常放弃自己的好恶,不得不身段灵活委曲求全八面玲珑,因为这世道,牛人太多,理字走不通。

每到遇上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就庆幸我有个头儿可以替我去顶缸。比如今天,当某单位来兴师问“罪”,让我写“情况说明”,并反省自己错误的时候,怒火中烧的我很勉强地写了几句然后抛给了头儿——认错的语言,让他去措辞吧,维护好那些人的心情是他的责任,感谢上天我不用。

贱男

晚上,新闻热线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痛苦地说他要自杀,这个电话将是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个电话。他自我介绍说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打工,然后挂断。

让记者打回去问问怎么回事,该电话占线了。无语,不是说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电话么?

考虑到毕竟事关人命,万一是个真的,人死了我们可承担不起“接电话后漠然置之”的道义责任,于是还是让记者继续联系联系,看究竟怎么回事。

记者是个实诚人,联系上了对方,约好若干分钟后在某地见面,然后打车千里迢迢地过去了。

见面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自杀男”只字未提自杀的事情。该男竟然是个“成功人士”,在京做某保险公司经理助理,月入三万,已婚并与丈母娘生活在一起。事发当天白天,“自杀男”买了一件400多块钱的衣服,刷的是老婆的卡,当晚因此被老婆和丈母娘联手数落一晚,遂产生“厌世”念头。在见面的若干分钟里,“自杀男”一直唠哩唠叨地痛说革命家史,最后说,“说出来心里感觉好多了……”

我就k!非常后悔没有派一个暴脾气的记者去处理此事,如果当时狠抽“自杀男”两个嘴巴,应该对他日后的人生有长久的积极意义。

电话杀人魔

我们这里每人有一部电话,此外还有专门用于提供线索的热线电话,专门负责接待投诉询问的某部门电话——但由于后者是不公开的,所以很多读者都不知道要打这个电话,他们想问什么事情的时候,一般就会打到总机,说自己看了某版有问题,想找到人问,于是总机就会把报道这个稿子的部门的随便一个人的电话告诉他,让他去打打看。读者碰了壁会再打总机,总机就再找一个这个部门的电话给他……时间长了,总机会注意到给哪几个号码最解决问题,一般就会老给读者这个号码。

我的号码就碰巧是老被给读者的号码之一。原因之一是我做编辑,常常在座位旁边,接电话的可能性比较高;原因之二是虽然我也不喜欢接这类电话,但我一般会压住不耐烦把电话接完,然后再抱怨。不是自我表扬,在这方面我还算是比较厚道的,因为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打电话到一个不认识的机构,被人家推来推去,我会对这个机构充满恶感。我不想让人对我这家报社充满恶感,所以我一般会比较耐心地接。

来电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挑错的,有咨询某篇稿子当中提到的机构地址的,有要记者联系方式的,有跟我探讨社会问题的,有提供线索的,有询问某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总之,只有想不到,没有接不到。

这几天我在受折磨于一个老人求教如何使用电脑的系列电话。

最开始他是打来咨询某天的报纸如何在网上看到,那天是否刊登了某个彩票的开奖结果。我给他讲了好半天进什么网址,点什么东西,到第几个版,如何找那个彩票的位置……未果,最后我自己在网上打开那个版,找到彩票,念给他听,他一个个听完之后说,没有他买的那款,于是下一步问我了解不了解彩票,知道不知道某几种什么大乐透之类的东西怎么玩……最后我只好直接地打断了他,告诉他1,我不了解彩票也不买;2,我马上要开会了好几个人在等着我我实在不能再继续听他的电话了。

他客气地挂断了,一个小时后,他又打来了,说:“你现在开完会了吧?”

然后开始问我如何在网上看报纸和检索报纸的问题,以下是其中几个让我撞墙的段落:

“您需要安装一个软件,adobe reader。”

“什么?你说中文。”

“没有中文,就叫adobe reader。”

“你等着啊,我拿张纸,你说吧,怎么拼?”

“a d o b e……”

“你慢点,ab什么?”

“是a d,不是a b,abcd的d,dtnl的d……”

如此反复50遍。

“哎呀,你等会,我没记下来,你从新说一遍。ab什么?”

……

再反复50遍。

“原来我给xxx打过电话,他们跟我说可以装一个xxx软件,装完那个我可以看好多报纸,后来我去找到了那个,我看怎么还要付费的呀?你说的这个软件……叫什么?我装上它,是不是就可以看你们报纸,还有xxxx报了呀?”

“(*>﹏<*)”(请把它想象成一个表情)

“我没听说过您说的这个软件,您就装我说的这个吧,然后可以看pdf版,就跟看真的报纸一样……”

……

……

电话持续了半个多钟头,我已经满头包了。最后我告诉他,每天晚上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实在没空再继续教他电脑了,而且他最好找个人站在他身边教他,那样才可以学会。

第二天下午,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你说你每天晚上最忙,所以我特意选这个你不忙的时候打过来了……”

又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反复几十遍,然后又听他东拉西扯各种不着边的事情……

连续几天里,我每天要接到他好几个电话,隔一会就打来一个,我有时候失去耐心,声音粗暴起来他也不介意。从声音听上去他很老了,至少有六十多,也许七十多,而电话里还传来另一个更老的老人咳嗽的声音,听上去是个重病人。

我后来失去耐心了。我推测他应该是个很寂寞的人,身边没有人跟他说话,只好通过打电话咨询这种方式来找人聊天,因为很明显,他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学习电脑,他总是要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话题重复来重复去,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我知道拒绝一个孤独的人很无情,可我真的赔不起他。

我拔掉了电话线。

身边清净了,工作一忙,我就把这件事忘了。第三天晚上我要打个电话,就把电话线插了回去,打完电话没多久,铃声响了,我下意识地拿起话筒,又听到了他的声音:“我今天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一直没人接……”

我眼前发黑地接完他这个电话,决心不再接了,然后我就听到我的铃声一声、一声、一声,持续地响个不停。

我只好又把电话线拔了。

第四天,我把电话线插回去,他又打来了……

这是一个孤独到啥样的人啊!

葬礼:终极回访

周五下午,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有人通过热线找我,告诉我W过世了,他的女儿希望我能参加他的葬礼。

我想起了这个人,7年前,我采访过他。那时我负责一个叫做“新闻回访”的版,专门访问那些曾经成为新闻人物而被广为报道的人物,去探究重大事件和新闻报道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采访他,是因为他在1995年因为成为某个运动的反面典型,而被揪出、判刑,全国报道。他坐了一年的牢,出狱时喧嚣已过去,直到4年后我找到他。

尘埃落定5年,到我再度关注这个案子的时候,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小小运动的牺牲品,那个案子从定性到量刑,都是存在问题的。作为一个爱护名誉的知识分子,这一判决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他放弃了工作,专心从事申诉、上诉以及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59岁,但看上去如70已过。

我的报道没能帮他翻案,但作为唯一一个把他当作牺牲品来报道的文章,却对他是莫大的安慰,可能也是他唯一的安慰。由于他的案件曾被作为全国范围的典型并广为报道,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报道对我也是有影响的,它以报社几个领导请来兴师问罪的机构吃饭、握手言欢而结束,从此,这一页就从我的生命中翻过了。

但没从他那里翻过。7年后的这一周,他去世了,他的女儿打电话找到我,告诉我临终前他父亲一直念着我的名字。这7年里,他仍然没有放弃过申诉,在他死后,他女儿从他床下找到整整一床底的申诉材料,每一份的开头都是“我叫Wxx,今年xx岁”,这个“xx岁”一年一变。但这些,都被退回来了。

今天清晨,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到场的除了他的家人、他的大学同学外,是他生前供职的某研究院同事和领导,我是唯一的外人。没有人和我相认,大家小声地谈着话在遗体告别厅外等着,然后沉默着进去鞠躬、握手,出门各奔东西。在外面,我听到有人在议论,议论他“不会变通”,还议论到我7年前的那篇报道。

作为一个记者,这应该是一种荣耀吧——有人终生惦念着你的报道。只是这份荣耀,是黑色的。以这个葬礼为终点,这是我最完满的一次回访,它告诉我了一个事件、一些新闻,是如何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我何幸,能够见证了始终。

在强大的一个体制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而无力。前者无关痛痒的一个拨动,就让后者改变一生。

回来的路上我也在追念我的青春,也只有在那时,我会这样报道这个事件,换成现在的我,我会轻易地放弃掉——我早已不相信我能改变世界了,甚至已经不愿做尝试。我可能不会再“惹事”了,但我也,失去了我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