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我的命门
今天掐指一算，发现我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愉快，基本上都来自于工作，而工作以外的生活中我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活动丰富爱好广泛……就没发现什么可抱怨的。
最近一周里，我连续做了3个和工作有关的梦。第一个梦梦到自己“重操旧业”去卖汽车（事实上我从来没卖过汽车），去的还是一个生意很清淡的企业，整整一下午才会来一两个客人的那种。我的心态很苍凉，面对那些不懂行还喋喋不休的客户，我任他们挑剔，微笑沉默不做解答。
在梦里一天的工作早早结束了，我竟然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睡去，睡得很沉，醒来已是日头偏西，下班时间到了。我一点都没有自责，心里很安静。
这个梦，我认为代表了我对平淡轻松工作的渴望，也是对当下这种忙乱状态的逃避。
第二个梦是在又一轮值班之前，我梦到已经晚上了，该画版了，可一条新闻都没有来。而且，下午我忘记了派热线。
那时是灭顶的感觉——几个空白的大版面等着在几个小时后签版，可我完全无米下炊。
这个梦，代表着我的焦虑，我的压力。
第三个梦，我梦到我很喜欢的一个记者，一个顺利合作过多次的记者，忽然当众指责我，说和我合作的选题总是出事，而我却从不承担责任；说我总是对新闻想当然，对稿子的处理很不严谨，很不职业。
这个梦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我几乎是哭醒的。我的职业素质是我赖以自豪赖以立足的东西，而这种指责等于把我的根基统统拆碎了。
对这份职业，我的心态非常复杂。我对它的倚重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失去了在这上面的自信，我觉得，我可能就垮了。
我并不希望如此，我希望我可以看轻它、看淡它，也就不会在乎它带给我的失望，可以像我们这里很多小孩一样，把它仅仅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我一直让自己尝试着做到这一点，可我竟然不能。
在雷区中踽踽前行
签完最后一块版，我神不守舍地走出报社。夜晚的空气有些凉但并不冷，我决定走一走。
走出去大概一公里，我开始往回折，并同时打电话给记者和编辑——当天见报的一篇稿子，越回想越担心。那是一篇涉及某家庭内部纠纷的稿件，事情因为关及伦理之争，很吸引人，采访也够全面，但我忽然疑心，万一他们陷害我们怎么办？万一有什么我们无从了解的内情，导致我们被利用怎么办？万一事后他们和解，反过来打我们一耙怎么办……越想，越觉得存在这种可能，而电话打回去，也契合了值班副总的担心。于是赶回报社，版面重来，把稿件当事人都改成了化名，才算安心一点。第二天上午，忐忑地等着找麻烦的电话打来，直到下午，没事，一块石头才算敢放下。
每一个值班的晚上，已经都成了一场折磨。几十上百篇稿件，其中很多我都毫无关心的兴趣，但我却会逐字逐句地把他们读完，挑拣着任何可能惹来麻烦的词句，回忆着近期所有的“宣传要求”，评估着每一个稿件发出去和不发的后果——有些东西发了会惹事，有些东西不发会被追责，而一条与另一条的差别，常常只在毫厘之间。
但凡稍微有点力量的报道，晚上往往会经历漫长的折腾：可发、不可发；请示汇报争取；好容易获准冲关，到了夜里10点11点，会有期待中防范中的最高指示传达到，于是一切推倒重来。
比体力活还要劳累，比技术活还要繁琐，比流水线还要无聊！
四面八方都是雷区：往上，有宣传部对各种突发事件、重大问题的规定和要求，而且总是在最后一刻才来，让你不能不干，干了又白干；有领导们对敏感问题的主动控制，而这控制又没有可以可以查阅的标准，只能靠猜；往中，有同城媒体的竞争，每天都要推测有什么东西别人会有，那么自己就要想方设法占上，不管那个东西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路是否足够权威；有报社内部的自查系统，有记者们的比较，有没有哪篇稿子、发没发哪篇稿子，最好都有足够冠冕的理由，而不是自己对于新闻影响力的追求；往下，有来自读者的挑剔、有被报道人的指责，每个事情，报道一定要尽量周到圆滑，锐利是在其次的事情，不惹麻烦才是第一考虑——每天接几十分钟的祥林嫂似的抱怨电话，是个人都会把理想扔到一边只盼清静了。
我还能坚持着，真是个奇迹。
过年的时候，和侄女一家吃饭，嫂子抱怨侄女不喜欢她正在上的师范专业，说：“她就非想当记者！”
我没有说话——又是一个被童话骗着要进入这个圈子的热血青年，若干年后她如我一样在泥潭中谨小慎微的时候，不知道她会如何评价自己当年的向往。
熟睡中死去的孩子
今天热线发了个消息，一个人死于火灾。在我们的热线版上，这类消息几乎每天都有，我们早都习以为常了。
但今天这一篇，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了很多。可能因为它让我想起了自己。
这是一个18岁的女孩，从外地来京，在一个餐馆里做服务员，与她的同事们一起睡在集体宿舍。半夜着火，同伴都醒了，喊她，喊不醒，来不及了同伴就只好自顾逃生了。她葬身火海。
说给别人听，有人不信，说那么紧急那么吵的时候，怎么会酣睡不醒？肯定是被烟熏晕了或是有别的原因。
但我相信——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酣睡不醒，不管是打雷、着火、地震……什么都不会吵醒我。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大概快要到18岁了吧，有一夜我爸爸工作的工厂着火了。那时我们住在家属宿舍，就在工厂旁边，家里是铁门。门外嚷成一片，有人到我家来砸门、喊人，我爸高声答话、起身穿衣、开门、跑出去，许久后火险解除，我爸回来、开门、关门……这一切都是第二天别人告诉我的，那一夜，我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睡梦的几个小时对我来说，就跟消失了一样。
幸好火险没有蔓延到家属院。不过我相信，如果火烧过来，就算是拖，我的家人也会把我拖出去。而这个孩子，就这么死了。
同伴不是家人，不会为她冒生命危险。
一个同事说：“睡得熟的都是心智单纯的孩子吧。”
我想是的。睡得熟的孩子，都是对这个世界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和信任度的孩子，但这个世界没那么可信。
我现在早没那么大的安全感了，我已经很久不这么酣睡了。
那段荣光
在写博客之前，我是混论坛的，曾拥有一个混了很久的论坛，是一个媒体人论坛，专门讨论新闻业务。
这论坛先私密，后来公开，后来再私密。曾经盛极一时，曾经声名远扬，最后归于沉寂。如今，离它变为废墟，已经好几年了。
今天为了找个资料，我又回到了这里。它已经变成一个最私密级的版，从主站甚至搜不到它的名字，只有受邀用户还保留着隐秘的入口。如同穿过一个隧道，到达世外桃源一样，废墟的里面仍旧鲜活热闹、光彩四溅，那些发言、跟帖、调侃及争论，都像琥珀中的飞鸟与昆虫一样，凝固在它们活跃的那一刻。站在时光罩的外面，仿佛还能听到那时的笑声。
按照前不久看过的一部小说里的说法，这都已是网尸了。但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美妙、最温热的尸体。一个贴一个贴地看过去，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激情、对我们从事的事情以及造成的影响的热爱，仍能感觉到每一个帖子里面的心跳。那时我们多么充实啊，我们每天去搜寻题材，去追逐、去挖掘，然后热烈地讨论。我们讲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糗事。我们彼此欣赏又彼此嫉妒，每个人都渴望着成功——非普通意义的成功，而是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深处，对这个社会施加我们的影响。
现在回想那段时光，都觉得心旌荡漾，有雄心和温情从心里的什么地方升起。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荒芜的呢，是什么扫荡了那股热气？这几年来，混在那里的那些朋友们有的进了这家媒体再换到那家，有的离开了新闻去了网站，还有的干脆去了经商。都曾是试图文以载道的理想主义者，现在，没人愿意再提起新闻理想这个词——不是丢了，是灰心了，是觉得荒谬了，是不想提了。
2002，这是那个论坛转到我手中的时间，至今，8年。这个8年，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它和大背景密切相连。我不想谈政治，可我亲眼见到了这8年，一个巨大的轮子如何碾过一个行业和行业中雄心万丈的参与者们，让他们一步步学会放弃。
网络是琥珀，封存了那段时光，让它成为永远的记忆和见证。我回不去那段时间生活，但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参观，这让我知道我活过，我爱过，我竭尽全力过。因此我问心无愧。
人生没有多少个8年，尤其没有另一个位于你巅峰岁月的8年。历史如长河缓缓流去，个人只能在其中载浮载沉。
我那些胎死腹中的艺术品
从事新闻行业这些年来，究竟被毙掉过多少篇稿子，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单独的稿件不算，仅算整版的版面，也有几十个了吧？
早已经麻木了，在这个国家做这个行业，这是常态。
远的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近的，还有那么几个，让我一时半会还放不下。
有那么一次，有个小区居委会换届。居委会，众所周知，那算是一级政府，是街道办的派出机构。虽然形式上与业委会看起来有些相似，但它是对上负责的，而且有着许多业委会所不具备的资源和权力，因此和业委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居委会虽然也是几年一换届，几年一选举，但人选基本都是事先定好的。
这一次，这个小区里，有一个人自荐参选居委会委员。她不仅自荐，还采取了许多行动，印发了大量自荐材料，上门发放给居民们，请他们选自己。这个举动，乱了一些不成文的、心照不宣的规矩，其意义非同一般。
我那次被毙的，就是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版面——两千多字的文字，有记者的调查，有专家的评判。为了这个题材，我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学习了一遍。那个版面，做到最后一刻，几乎可以签字付印的时候被拿下。
那个事情表面看起来很小，不是长期关注社区民主的人不会发现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报道能够刊发，那会是一个重大独家。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意义太重大他们承担不了，所以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了它的出生。
奥运会的时候，北京的安保很严格，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城市里，每隔几十米就是两个老头老太太，带着“安保志愿者”的红箍，警惕地监视着路人，而乡村这种情况就更严格到可笑的地步。在很多乡村，几乎回到了打日本的年代——村口拦上了横杆，有专人把守，非本村人带领不得入内。虽然多少年也没见来过外国人，可预期的未来也不会来什么外国人，各村还是指定了各种针对外国人和恐怖分子的预案……
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世态，是一段历史，有必要用平常的心态把它们记录下来。奥运期间我弄了一块版，就是做这类纪录历史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上文这个内容的题材。
那个版也做出来了，记者前后修改了3稿，尽量地写得和谐和安全。那是我们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做的这篇稿子，即便在和谐又和谐之后的第三稿，仍然很有味道。他选取的是密云一个很偏远的村子作样本，主打图片配发的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虚片。这个版也做到最后，被拿下。
我保留了最后的那遍清样和他全部三遍稿件。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题材和这篇故事了。
最让我痛苦的是去年做的一个年终报道系列，一共7篇，叫做“新邻里关系”。是关于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新兴起的“社区”这个生存空间里，演变出的新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冲突，以及它们背后所产生的原因和社会背景的。这7篇，包括了“原住民和外来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城里人和农村人”、“业主和服务人员”等等，选取的都是曾在北京发生过的重大社区冲突，围绕它们进行的调查。
那个策划和整个稿件统筹，包括选题的寻找、典型人物的确定、对同类事件解决得好的案例的寻找……都费尽了我们的功夫，用的记者是我们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几个。可是，当这个系列几近完成，第一个版面已经做出模板的时候，它们整个地被毙了，原因还是“不和谐”。
这所有被毙掉的版面，包括上面说的这些，也包括我没有说到的很多，每一个都是我最下功夫、最投入激情的。新闻很多，大多数都是些商品和产品，完成任务即可。只有一部分我是作为艺术品去制作的，那些是我最感乐趣的东西。要说他们也真是慧眼识珠，总是能挑出这样的拿下。
——当然，也不完全怪他们，环境如此。
一开始，每次被毙掉稿子，尤其是大稿，我都会哭或会发脾气，现在已经不了。当你对一件事情太用心，你就很容易受伤害，如果你只当它是个工作，像糊纸盒一样，是个糊口的差事，也就没什么了。
人就是这样老去的。
平行宇宙
有时候觉得如果不存在平行宇宙的话，很多事情真是无法解释。
作为“喉舌”，我们经常被要求刊登一些东西。虽然我并不赞同这个规矩，但我是能够理解它的，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哪些内容。它们常常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感觉瞠目结舌，荒诞莫名。
很多时候这些内容被总结成一些密电码似的口号，比如“迎讲树”——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学知跟”——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现在又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记得刚工作那阵以前看过一篇专业文章讽刺八股报道，提到某民日报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问，问的问题是“请问您将如何贯彻三个要点、五大转变”这类的，如同对暗号一般，现在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暗号口号依然流行不辍。
很多要求我们刊登的文章，读之如同看三十多年前的报纸，满篇让人难以置信的陈词滥调，里面出现的人物简直不像正常人。有司推荐这类东西乐此不疲，每次搞新的宣传行动都照样来一遍，我很怀疑除了被报道人之外还有谁会看。
至于各种肉麻吹捧、各种跟吃沙子一样的党言党语、各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宏大叙事”，就更不用说了。
我一直觉得，版面献给这样的东西，就当做是交税吧，大家都会翻过不看。可是并不。他们自己真的乐在其中，会有他们自己人来电来函对这些东西进行赞美、表彰，还有人声称“翻阅报纸，感动得泪如雨下”之类，在自己的体系中，完成一个有开始有高潮的自慰过程。还经常搞会议、讨论、座谈、活动，大家熟练使用同样的一套语言，做同样的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无法理解的事。他们在统治一群他们想象中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民，他们每天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对着一群想象中的人喊话，喊话的结果就是，听到的人要么觉得他们有病，要么充耳不闻。
我对此一直感觉很奇妙：在同一个时空中，竟然能有两个完全不同、也不需要发生关系的世界并存，互不影响。好像是有一群人生活在了一个时空胶囊里面，那里面有独立的规则、独立的价值。我们看他们简直没在说人话，但这不影响他们在这个世界中获得怡然自得，而且能彼此理解。我们和他们用不同的眼光解释同样这个世界，竟然，都觉得是可解释的。
如果不是平行宇宙，那又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黑色幽默的中国
郭德纲徒弟打记者事件，让北京豪宅小区里私搭乱建的现象露了一点头，但很快随着人们注意力转移向郭三俗不三俗的问题而销声匿迹。私搭者继续私搭，不忿者继续不忿，本来期望诉诸媒体而曝光占地现象的“浪催的穷人”，也只好继续被淹没于喧嚣之中了。
在北京很多小区，占公用地为己有的情况已经成为公害，由于公权力无力干涉，公共舆论也不损人根毛，两者努力的试图又都被阴谋论、动机论、干涉私权论所阻拦，最后的结果就是占地者逍遥，没占的发现守法无益违法有利，纷纷也加入此间。“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就这样被扔到了一边，谁尊重，谁SB。
今天听到的两个故事，也只有在这样“自由”的中国，才有可能发生了。
在我以前曾写过的一个小区，持续多年的两派斗争终于趋于平静，在这些年的斗争中，物业迫于压力不敢进行什么管理，业主们的权利意识也使彼此对彼此都忌惮。近几年随着各小区价值观的互相输出，不少人发现了占公用地的好处，于是在这个小区里，私搭乱建也不居人后。有势力、有“胆识”的业主们纷纷在自己房子周围扩建围墙。大部分多少还忌惮一点舆论，修得尽量隐蔽，比如一点一点地扩大，围墙也保持原来的样式。而有一个想得开看得明的业主，干脆扩大出一个大院子，并用水泥墙围了个圈。敢怒不敢言的邻居们终于有一个忍不住的，某一天趁夜黑风高，用漆在他家围墙上喷了这样一行悲愤的控诉：“你还想干什么？！”
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小区，有同样的问题，其中一家扩充出来的部分，占掉了东门门口一条路的一半。由于这条路是一个坡道，又是出门的必经之路，这样的占道屡屡造成事故。业主们无奈，找物业解决。物业也不敢惹该家。于是，在一次解决东门安全问题的专题公开会上，物业提出了解决办法：“鉴于大家都提出东门进出不安全的问题，我们经过研究，终于找到了方法：从明天起，关闭东门。”
何必在荒诞小说里找段子？在今天的这片神奇土地上，到处都是段子！
（注：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 郭德纲在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赢海庄园（瀛海名居）内置有一套房产。2010年7月27日，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派出工作人员对郭德纲该房产被指圈占公共绿地一事进行采访。8月1日下午，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派出一男（周广甫）一女进入郭德纲的该物业内，未持记者证意欲进行采访。郭德纲仍然不在。正在该物业内的郭德纲弟子李鹤彪在该物业门内和此两人交谈后，推搡前来采访并进行了“偷拍”的周广甫，将其轰出门外。随后李鹤彪报警，双方被警方带到当地派出所。
8月1日，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郭德纲在自家别墅外圈占公共绿地，搭建违法设施。
8月1日晚，已得知此事的郭德纲在德云社举办的演出中，对此事进行了陈述，称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报道不实，所拍摄的所谓郭德纲侵占公共绿地的花园实际上是其邻居的花园，因此致其邻居向小区物业提出抗议，并称小区物业经理于8月1日下午向自己发来致歉信，“严厉谴责北京电视台断章取义污蔑我的事儿”。）
一则报道的背后故事
物业公司合同即将到期，为了要不要留用老物业的问题，一个小区的业主分成了三派：挺物派、倒物派和逍遥派，挺物派和倒物派打了起来。由于倒物派的代表是业主委员会，拥有小区论坛、小区公告栏等话语阵地，有秘书、办公室和办公经费这样的工作条件，令乌合的挺物派所难以匹敌，于是他们选举了居委会来与倒物派抗衡。作为一介政府机构，居委会上有公权力，下有公信力，陡然间这一派势力大涨。
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挺物派和倒物派都不遗余力。做民意调查、发传单、上门说服逍遥派……除此以外，还有：贴大字报、挂条幅、发言词激烈几近恐吓的短信和帖子，内容都直接针对反对派……除此以外，还有：到上级政府机构上访、递交请愿信、撕对方的大字报和公告、破坏公告栏……除此之外，还有：利用技术手段强行控制投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利用控制参选人的方式使选举达到自己的目的……
两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每一方都在怀疑对方的人品，指责对方的行为，两派人都给我打电话透露关于对方的“秘密”——“某某的老公开着一家物业公司，她就是为了让她老公的公司进来……”“某某的老婆就是物业的股东，他能不护着物业么？！”——心中怀着满腔……仇恨——的确，我从他们语言中感觉到的，近乎这种感情。
一段时间过去，挺物还是倒物已经不再重要，他们每一方，都希望打倒对方——一方要求罢免对方，另一方要起诉对方证明其非法。
“多大个事啊？”我还以为要抢鸡蛋呢！——这是逍遥派给我打电话时候表达的意思，也是我，一个置身事外者的感觉。但两派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他们都在捍卫正义，打击邪恶——他们激烈的态度，给了我这样的感觉。但无论是逍遥派，还是他们，都忧心忡忡，“园子里简直像回到了‘**********’”。
这个小区现在的局面，是一个民主试验，彼此都觉得自己代表最广大的民意；都要靠争取更广大的民意，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无论再有势力的人，在这件事中都没有能力靠单独的力量翻云覆雨。但刚刚享有民主权利的人们却没能顺利走上通过民主方式达到目的的道路，他们所表现出的意识，都让人似曾相识：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就要侵犯你的权利。
这样的行动，达不到互相妥协的自行解决之道，从各种迹象看，它最终会引来外来权力代他们解决，而这场试验也将归于失败。外人会感慨民主不适合我们，事实上是他们没有利用好机会。民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它意味着有限度的妥协，而每一派都需要学会尊重对手。
尊重，意味着：1，承认对方的合理、合法存在；2，给予对手充分的、与自己对等的表达的权利；3，相信对手的观点——尽管自己不同意——有正当的理由，也就是说，不要随意猜测和贬低别人的动机。
尊重，还意味着尊重程序，尊重结果。无论多么坚信自己的理念，如果输了，也要当得起，不要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报纸究竟办给谁看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报纸究竟是办给谁看的？
这个问题以前不成其为问题的——在我最初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些年里。我考进报社后接受的第一次培训，现任宣传部副部长，那时的报社总编辑跟我们说，办报的宗旨是“二老满意”，所谓二老，就是老同志和老百姓。老百姓自不必说，所谓“老同志”，在那时的意思，只是不要让管理部门不满意，不要给人留下用来说事的把柄。
尽管后来有人戏称还要添个“老板”满意，这个标准仍然是单纯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违规、不惹大事的基础上，处心积虑地考虑什么样的新闻是读者需要的，同时是我自己想做的。我是在这样接近真空的环境当中一点一点形成我的新闻价值观，锻炼自己的新闻判断的。在很多年里，我一厢情愿地做我认为有价值的新闻，通过报道和版面与我想象中的读者们沟通，向他们传达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而我得到的反馈，并没让我有太大的意外。
但最近几年，一切慢慢地变得不一样了。
首先是标准增多了。读者的需要和反应不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候是办给领导看，这个领导看，大时是迎合国家新政、党派新理论；小时可能是某个局部的利益、甚至个体利益。有时候是办给同行看：同城媒体有一个稿子，我们也得有；同城媒体炒大了什么，我们就不再关注这条新闻……有时候是办给上级看，就是自己的直接领导，满足他们对某类新闻或传播某种看法的个人爱好，或者至少是避免为新闻价值的问题和他过多争论。有时候是办给某个人，或是某群人看，平息他们对于媒体的怨气……
太多了，标准太多了，在这些标准当中，读者退到了最不重要的一层。至于个人信念，干脆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当试图影响别人的期望再也没有机会实现的时候，做新闻，就退化成了一份谋生的职业。
然后是读者变化了。几年来，一次一次的阅读指数调查表明，报纸的阅读人群年龄一直在上升，有一次调查中，读者的平均年龄居然到了47.1岁。我期望影响的那群人已经不再看报了，我处心积虑在报道中体现的那些认知再也没有了我希望得到的回馈，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二得逼人的反响。前几天，版面边上刊登的一个很有创意的广告引来了一个读者电话，那个新开的大卖场的广告，本来是想通过编造出很多匪夷所思、不可实现的商品名称，来幽默地证明他们什么都有的卖，而那个读者，却在电话里愤怒地质问我为什么刊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的版面难道没有人审查么？！”……
我当时无语凝噎。搁以前，我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给这种弱智者开启心智的责任，让他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而现在，我已经被这样的读者折腾得完全失去斗志了。所以我找了个广告部的电话打发了他，让别人去敷衍他算了。
还有，这个职业的神圣感也消失无踪了。现在记者几乎和妓女同一等级，甚至还不如妓女让人同情，每次出现记者挨打之类的报道，跟帖总是一片叫好声。我曾经当作理想的事业啊！我曾经自豪的事业！
我没法看开些。如果我能够接受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当初我就直接去干给水排水了。多年来，我生活中大多数快乐和成就感都来自于我的职业，而现在要我把它仅仅当作糊口的工具，且这工具还要占用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简直快把我逼疯。
可我没有退路了，没有选择。我30多岁了，有家有孩子，我已经失去了率性而为的资格——这就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痛苦的根源！
世界的崩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对我从事的职业、我一直以来坚持的观念，都动摇了。
我曾毫不怀疑地认为，新闻，也就是传播消息，是天然正确的事情，是必须要执行的使命；了解尽可能多尽可能深入的消息，是人必须享有的权利，是人自我完善的必需。因此，尽管我们从事的事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依然认为我们在走光荣的荆棘路，是无论遇到什么阻力都要努力走下去、传播下去的，这无可置疑。
可是，在郑民生和他的后继者们一个一个登场，可怕的消息一个一个传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人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郑民生的后继者是受了他的启发，因此在这件事上，首先应该保护信息传播的畅通。可是这“没有迹象表明”有多大程度证明他们之间的无关？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之间确无一点联系？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警醒了社会还是提示了邪恶？是否还有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的必要？有人说，知道真相才可以改变社会，不知道真相才是更让人疯狂的事情。可是这些年来，大家努力地知道了这么多真相，又对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呢？一直到学校都成了屠场了，我们还是在围观，在甩片汤话，在指望着用口水制造压力促使世界自动改善。我不知道，发掘和传播真相，究竟是在改变世界，还是仅仅满足了嗜血的看客，让他们在一次次的刺激中话题中满足表达欲然后转向下一个。
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变革，人们需要起来反抗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才能促使这个社会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也觉得，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我的责任。然而，当有人起来反抗，他，他们针对的竟然是没有任何防守之力、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孩子！这是我所无法承受的。我愤怒，可我不知道该把愤怒投给谁；我害怕，可我不知道该防备谁，我不知道，下一个遭遇噩耗的，将在哪里，将是谁！
有人为那些凶手辩护，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有原因的。可是即使在1948年、49年，在国民党政府最崩坏的时候，也没有人把目标对准过孩子。那时候底层的人们不苦？不冤？不比现在艰难？人是必须要有底线的，当无底线的人还可以争取同情的时候，这个社会除了已经成为丛林、成为地狱，没有别的可能。
当这个社会已经让孩子作屏障与发泄，当生存的法则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当大人们对着孩子的惨剧无所作为，第一次，我怀疑我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我怀疑我一直坚持的信念，我以我身处这样一个民族为耻，我以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样地麻木同样地无所作为为耻。
（注：郑民生案 2010年3月23日上午7时20分，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发生重大凶杀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连续砍死砍伤13名等待入校的小学生，凶手当场被几位南平市民、教师合力抓获。这起凶杀事件造成8名学生死亡，5名学生重伤。当天中午，警方公布了初审结果。现年42岁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原是南平马站社区诊所医生，无精神病史，去年6月辞职，受审讯时称其作案动机是报复社会。
4月8日上午，福建南平“3·23”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审理后当庭宣判，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
无力感
最近几天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抗拒上微博，抗拒看新闻，抗拒各种扯闲篇。看谁都是帮凶，或者最起码是帮闲；胸中充满愤懑与绝望。
现在对于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已经明白了一些，但我的心情还是扭转不过来。我想，如果我不能做什么，我其实也是一个帮凶。
今天上午我照例背着相机去扫街。在东单，我遇到一个老头，浑身很脏，眼神浑浊，拦住每一个人问路，但大家都很敷衍。我想我该为这世界做点什么的时候到了，我走过去，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是来上访的，他找了5天了，找不到他要去的地方，他找到警察，警察给了他一张纸条，让他按照纸条上写的路线坐车，去一个能帮他的地方。我接过纸条来看了看，上面写的是救助站。
在带他去坐车的路上，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警察会让他去救助站而不是****办，也明白了为什么路人都不理他。他的语言混乱，除了“我要上访”外表达不清楚任何东西，甚至说不清他有什么冤屈，也没有材料，只有一个残疾证。他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是活雷锋。
到了他需要乘坐的公交车站，我指给他看哪一站下，然后掏出钱包准备给他些坐车的零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一把抓住了我。他的脸很近地贴到我面前，口水喷了我一身，手劲很大。在我挣脱的时候，他抓住我的包、我的相机带、我的衣服——任何他可以抓住的地方，他绝望而又含混地喊：“你不能走！你要帮我！”
我被吓坏了，努力保持镇静，此时车站上一个等车的老大爷热心地问发生了什么，看了他的纸条后，说“你跟我走吧”，趁这机会，我跑掉了。
我很害怕，继而更多的是沮丧——我什么也没能做到，对这个人，我没起到任何好作用，也许还让他更多一次见证人们的冷漠。对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我没有让它变好一点点。
我在胡同里钻来钻去，后来碰巧走到了监察部的举报中心。很多人在排队，还有一拨一拨的人围拢成一个一个小圈子热烈地谈着话。其实在这心情下我并没有什么好奇的心，我只是出于本能举起了相机拍了一张。此时，一个保安怒冲冲地冲到了我面前，喝道：“不许在这里拍！谁让你拍的？！”
他正好点燃了我郁积的怒火，我一下子发作了出来，气势如虹，如有神助，跟他大吵了一番。一般情况下我和人吵架总是张口结舌不知所言，而此时大堆大堆的道理自己冲到了我的嘴边。我用气势压倒了他，把他赶到了一边，然后又拍了一张，转身离去。
走出去十几米，一个人追了过来，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我凝视了他一会，理智重新回到脑子，我知道他想找我反映冤情让我报道，而以我的经验，这件事比帮那个老头找救助站还难。我犹豫了一下，吸了一口气，说：“不是。”
看着他失望离去的背影，我不知道我的失望有没有比他更大。除了活好我自己，我就没有任何能做的事情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