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上海租界风貌的电影、小说以及学术论文已经足够丰富，在此不再赘述，亦说不出一个究竟来。租界对上海发展的利弊影响，也都留待今后的近代史来评判。而要切实体会到租界对上海人的影响，最好的办法还是花上些时间在这座城里走走看看，听听老人家聊起的事情，在这些残存的时空碎片中找寻答案。
外滩源，当年的公共租界，万国建筑的源头，我们不妨从这里的圆明园路开始。
圆明园路乃南北贯向，北起苏州路，向南跨北京东路，至滇池路而止。主要路段为前半段，虽不少建筑现已人去楼空，但旧貌依然，零星诉说着发生过的往事片断，各种资料记载也颇翔实；后半段本为民居和商铺，现在已经拆迁了绝大多数，反而无从了解。自北向南慢行约10分钟，长略不足500米。
于南苏州路拐进圆明园路之前，可见一栋英式老建筑，乃上海划船俱乐部，建于1903年，里面还有上海第一座室内游泳馆。现在面前这座红砖白门的半老建筑，是2010年拆旧之后重修的。好在结构骨架还在，依着苏州河，倚岸停靠几艘复古小船，尚可想象当年景致。
江南水乡遍布，上海人对船自是再熟悉不过，但船之功用主要还是往来水道的交通运输之便，乡民们于水上运动毫无概念。英国人喜好赛船，平日里当成竞技娱乐。当年来至上海，就常在苏州河、黄浦江里举行赛船会。洋人当然不划龙舟，用的大概是可容两人或四人的小船，比赛时，或是用帆，或是用浆，以速度定输赢，就如现在的奥运船赛。
每年赛船会，洋人华人都爱看，1872年有报纸记载“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然”。上海人大概就是在那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体育，感叹好奇这平日往来再平常不过的船只，竟也能被折腾出这么多花样，比起端午赛龙舟，少了份仪式感，却是看得人紧张刺激。
洋人善于把生活中寻常事情变成竞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凸显人的作用，比如赛花会。中国人历来爱赏花评花，不过评花大多入了诗词，花中本就有君子帝王香草美人，这是风雅，评花是以花喻人，这是才气。而洋人则是就花比花，花之好坏系因个人种植栽培之好坏，与花本身的品种倒关系不大，自然中多出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比拼。上海从1875年开始，洋人每年春秋天都举行赛花会。选择开阔的地方，展览各种名花珍卉，争奇斗艳。另外插花也有比赛，洋人华人，都有参加，花会组织评委会评定甲乙，优胜者给予奖励。第一次赛花会在1875年5月24日举行，地点便在这圆明园路另一头的英国领事馆花园。后来这也成了上海人的一个习惯，上海的老人家都喜欢种一盆绿植，日日浇灌养护，是一种生活。
洋人还把喜爱的赛马、田径等运动都带入了上海，举办这些比赛的地方，当时称跑马场，也就是如今的人民广场。在当时还都是乡民的上海人看来，这实在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奇场面，和所有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一样，他们大惊小怪，围拢观看，试着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1877年的《申报》中有一篇记载华人对田径之描述的文章，很能代表当时人们的反应，看上一段，甚是有趣：
“昨午后一点钟，西商百余人均齐集于跑马场比较。先有一大木架，约高四尺余，以跃而过者为胜，此所以练脚劲也。计跃过者共有三人，余如鲤鱼跳龙门，均遭暴鳃点额而退。次则以大铁球抛掷，拣掷之最远者为能，此所以练手劲也。三则各练眼光，其法以两人对立，衣则半皮半呢，而戴铁丝面具，各持小铁杆一枝交舞，或趋或避，务竭其法，有能先着身者胜负分焉。此则较为悦目。诸艺毕试，然后并肩齐跑，共跑三转。所更难者，地上堆列积薪，一不小心，必遭倾仆，然竟有连跳带趋而过者。直至六点多钟，始各散去。”
从跑马场收回心神，退出划船俱乐部，左拐进入圆明园路。左侧一座青红外墙的哥特式尖塔建筑，乃新天安堂，1886年由教会建成。可惜2007年一场大火烧得新天安堂面目全非所剩无几，起因不明，激起了网络上的一众民愤，指责政府何以不将它列入保护建筑。但一段时间过后便不了了之，如今看到的也是2010年重建的了。新天安堂本为教堂，建筑又非常精致，阳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很多人爱来此拍婚纱照，仍当它是19世纪的老建筑，拍摄出时空交错。
新天安堂对面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外体上的长条方柱和方形玻璃搭配甚是大胆，与周边建筑相比更显现代，似是后期重建，实则却是本尊，乃真光大楼，以中华浸信会的传道刊物《真光》命名，与新天安堂相对呼应。再向前略20米，两侧又分别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协进大楼，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协进会大楼，现在协进大还承载了各种艺术和商业展出。1920年代的中国，一条短短不足500米的路上，西洋教会大楼林立，放眼各地租界，可算是绝无仅有。
中国人向来是听天由命的，风调雨顺是为圣上开明，国泰民安；而天灾必可找到人祸之因，是因有人做了违背天意的事；百姓起义必得天子先做了错事，天意另授，才名正言顺，不然就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天为贵，天子为重，百姓为轻，森然的等级。中国的宗教由此发展而来，是治世之道，在天子百姓的秩序下寻求生活的智慧与解脱，与西方教人平等寻求灵魂在天堂永生的宗教格格不入。
自元明以来，西方宗教逐渐传入中国，但不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虽偶能获得少数中国官员和文人的接纳，被压制和驱逐仍是主要待遇。康雍年间，教案不断，由天子发出禁教令。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凭借武力，西方宗教才算获得了在中国传道的权力。布道又大多发生在士大夫阶层，难以下到民间，寻常百姓心中认定的始终还是奉天承运，忠孝礼义。
巧在上海这穷山恶水无足轻重之地，所受礼乐有限。上海人也看重求佛拜神，但怕是没有一人见过天子威严，地地道道的山村野民；他们的天命是实实在在的青天白云，是如何过得好春夏秋冬，是求年年平安岁岁有好收成，是能够无病无疾膝下有子香火延续，于天纲法纪礼乐等级有着一种天生的钝感。待到后来西洋人允许华人进入租界，上海人看到眼前亭台楼阁毗邻有序，西洋居舍上可远眺，下有庭院花架；公共建筑更是形态各异，王宫庙宇，如置身仙妖异界；道路坦荡，出行不仅马车代步，后来更有电车驱驰；到了晚上，各家各户亮起灯来，如同白昼，岂是华界的泥滩茅屋可比。由最初的大惊小怪慢慢生出羡慕之心，乡民们看着洋人过着悠闲的日子，日日做福音求祷告，对教堂十字也少了些排斥之心；再回头看看自己知之不全的礼乐天命，不由产生了些许轻视。
原本必然产生激烈冲突的东西方宗教，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在上海相安无事。直到如今，上海人更新了一代又一代，上海始终都是全国宗教自由最开放的地方之一。
不止宗教，还有思潮。礼乐罕至的上海是淫祀鬼神的荒滩野民，而租界下的上海，在革命思潮与封建礼教碰撞对抗的中国，则是思想自由的天堂——“华官欲在租界拘人，必先有正式公文，经由领事签字”、“租界匿有要犯，须由华官移文西官，始饬捕房派探协拿。俟初审明确，方可移解。若遇该犯于途，可即唤捕拘拿，同至捕房报告，候其解送法院。若竟私自扭送，虽唤捕同拘，亦与乱捉人者无异，自身反被管押审讯”——按租界条例，租界成了大清王朝在自家土地上的盲区，也成了世人的保护伞。戊戌变化失败后，遭通缉的康有为自上海租界逃往香港；1899年，黄兴读卢梭的《民约通义》后走上革命之路，此书正是1898年由上海出版；1898年，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后来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老房子生出了****；民国初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办，走出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两次因“宣传过激主义”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结果则是分别罚洋100元、400元，这在今天很难想象。
站在面前4座教会大楼之间，仿佛成了租界保护伞的缩影，洋人统治的强占之地，成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滋长之处，绚烂如再一次百家争鸣，而租界里的上海人坐电车下班回家，点起刚用上的电灯，看看这些新潮的刊物，在街上隔三差五听到一些并听不太懂的自由民主，潜移默化的知道了民主平等，个性解放，法制平权。他们已慢慢适应了这些变化，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乡民了。
直到1941年日本完全占领租界之前，租界还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如大量到虹口区避难的犹太人，还有一战时各国的战俘和流亡人士，其中就有面前这真光大楼的设计者Ladislav Hudec。
Hudec出生在斯洛伐克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的会员，一战时期应征入伍。他虽精通设计，打仗却很不在行，刚上战场就遭沙俄俘虏。后来在监狱转移途中逃入中国，辗转就来到上海租界中避难。靠着出众的设计能力，他在Curry洋行工作并学会了汉语，很快融入了上海的生活，还在上海结了婚。后来自行创业，开办事务所，并设计了真光大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向明中学、诺曼底公寓等著名建筑，好些至今仍在使用。
这些来到上海的外国人，给原本殖民色彩浓郁的租界生活带来了一些缓冲。这些洋人不是殖民者，和上海人一起在此生活工作，一样是公民，有些甚至说得上是难民。战争年代中，学者、设计师、科学家、诗人、工匠在这里都恢复了各自的身份，从事各自的工作，国籍反而不那么显眼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好像变回了西洋人和中国人各自的平凡身份。这份短暂虚幻的平等，让上海人得以更自然的融入西方生活方式之中。
走出保护伞，跨进下一座建筑，我们且先将圆明园路上的时空碎片收集完整。
在真光大楼和协进大楼之间的，是兰心大楼，外墙已显灰暗，其前身是著名的兰心大戏院，1874年建成，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戏院。现在兰心大楼成了高级写字楼，仍在上演一出出生活剧。
中国人历来爱看戏，王公贵族有钱人家是在家中筑戏台请戏班，寻常百姓是庙会过年才偶有大戏看，这不仅是很隆重的娱乐，还是精英阶层的社交方式。而更多时候，是在街边茶馆，一个说书先生，一张长桌几杯茶水，众人围拢，便可说将开去。说书先生功力深厚，一人分饰多角，各种声音模仿的惟妙惟肖，听者动容，如临其境。三国水浒岳家军杨家将西游记都是在这里才传了下来，这是中国民间的戏。英国人虽乃莎士比亚后人，到了上海之后大演戏剧，还请来意大利人高唱歌剧，而此时的上海人已看过些新奇事物，兼之说书人之能大概远胜沙翁后人，再难有观赛马田径那般的轰动。1929年，兰心大戏院被出售，1931年在茂民南路重新开张，除了戏剧，还放起了电影，上海人第一次在银幕中看到远在天边的他人他事，又是一番惊奇赞叹。
除了电影，种种西来的表演之中，魔术杂技最受上海人欢迎。1874年英国魔术师在虹口表演“人首分合”之术，看得上海人目瞪口呆：
“帘启则术人短衣持铃而立，旁一人与术人对峙。术人铿然摇铃作声，其人即昏如醉。术人引之挺卧桌上，出一剑，光鉴毫发，甫下而头落，血花直喷空际。术人盛首于盘，下台遍示座客，头犹温暖，面色灰败，有启其唇以示，犀齿宛然。仍登台还首于颈，喃喃有词，少顷，手足能动，瞬而起坐，与客为礼。”（雪鳞《上海：开埠与欧风东渐》）
这些在西方本土亦算很时髦的表演，纷纷在上海上演，自也不是一般百姓负担得起，华人观众大多是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或商场得意的富贵人家，这些丰富有趣又难得一见的娱乐深深吸引了上海人。后来上海解放，看电影、看戏、看杂技魔术、跳舞都还一直是新潮时髦又高级的娱乐。
回到圆明园路，再向前便快到北京东路了，左手边是****洋行，右手边是租界时期的英国领事馆，后花园曾办过首届赛花会。如今英国人虽已离去，这里仍被殖民着，乃是09年声势浩大来到上海的半岛酒店。有咖啡椅散布在外，供入住宾客日间欣赏这万国建筑群。酒店外迎向街面的一排，已被各大奢侈品占满，商业城市之态尽显，似是在追寻一百多年前那个资本纷纷涌入经济蓬勃的上海。
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50年代已有120多家，相比之下，这****洋行则是1908年才出生的小老弟了。洋行在上海主要投资的是造船、生丝茶叶等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行业。50年代开始，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到50年代末，上海进口船只已是更早通商成为中国海上贸易核心的广州的三倍以上。1848年，上海有了中国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分行。1860年第一家法国银行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著名的汇丰银行筹建于1865年，由英国怡和、仁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等各国商人共同发起，也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金融行业的蓬勃，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使上海对外贸易中心逐步形成，于是乎，跑马场、划船俱乐部、教堂、戏院、百乐门纷纷开张，煤油灯、电灯相继亮起，船只拥堵河道，各国建筑拔地而起，终于成就了后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孤岛繁华。
转眼百年又过，洋行拿下洋装，易名更姓，依然坐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有不少新来的面孔，其中之一，名作半岛酒店，在一位一百多年前的老前辈面前落居，继续繁荣着真正进入资本世界的上海。
这圆明园路，乃是公共租界的起点，是那个百业兴旺的上海租界的缩影。它所浓缩的繁华上海滩，本实在无法代表华界内上海人的艰苦生活，无法代表租界内做牛做马的上海工人，更无法代表众多夹在华界租界缝隙中的上海人。但从这些极致的时空碎片中，租界给上海人心态带来的影响，才得以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