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图上默默无闻的上海，突然进入了一片喧嚣繁华。上海人还没来得及去思考民族大义，还没来得及去理解纷繁思想，也来不及产生抵抗或举手欢迎，外国殖民者和商业早已不由分说一起涌入：寂静千年的水道变成拥挤的航路，黄浦江响起汽笛；泥潭茅屋变成了花园楼房；传统的长衫短打和西装同时出现在路上；宁静的夜亮起了灯，各种频段的声音划过夜空，上海变成了不夜城；划船、赛马、冲浪、看戏、跳舞、魔术杂技，空前丰富的娱乐让人眼花缭乱；这边还没有听全诗书礼乐，那边已是民主自由声不绝。自1842年到1941年，殖民者和商业资本带来的高速发展，让上海人见足了世面，由惊奇到羡慕，由羡慕转而模仿，继而适应自在，在快速变化下不由自主地接纳西方的工业及科技文明，经济、交通、城建、娱乐、宗教、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逐步西化。
但上海人又注定无法完全西化，他们根源上依然是中国的。虽说较其他很多城市而言，他们没怎么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却仍有天命最高万事万物皆按天理的听天由命，有着任天子更替改朝换代日子终始是眼前的日子的逆来顺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乡土中国的生活特点：流动性小，活动范围小，接触人群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这种“乡土社会”有着深刻而精准的注解：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
租界下的上海，正经历着这样一个乡土社会的变迁过程。最早的上海人实质就是农民，天生天养，功名富贵礼乐等级离他们太远，对治世之道知识真理并不太追求，他们只知道观天色而知晴雨，看鸟兽而知时节，他们的幸福建立在日子和顺安好之上。突如其来的租界生活给上海人的生活添加了无数注释式的改变，却还不足以改变几千年日常生活所形成的传统形式。尽管上海人已慢慢知道了民主自由，接受了不少西方生活元素，逐渐以家庭而非家族为社会基本族群单位，但他们更关心的依然还是如何密密麻麻得编织好自己的生活。无论中西，不分思想，能让日子更好过一些的便是好的，这是上海人根子上地地道道的乡土本性。
一直到民国，上海人都保留了城隍出巡的民俗，这并不是出于王朝等级的强制，而是百姓求菩萨保佑岁岁平安的乡土传统。1936年的《社会日报》记载：
“每年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一年三次，由五尊菩萨出巡，沿途观者，成千上万，仪仗蜿蜒数里之长，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出巡时，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吆喝“老爷来哉”，男女老少皆退立两旁，肃静无声。然后，依次是马队、旗队、马差、三班六役等，“菩萨”经过时，道旁男女老少，顶礼合十，焚香祷祝，拜倒在地。”
另有一些习俗，像是每年中元节前后的盂兰盆会，则是好多人已不知其来历，却仍被延续着，放河灯成了门悬明灯，佛经照念，送渡亡灵反成了热热闹闹的集会。这种延续几乎没有任何宗教意味，纯粹是一种传统习惯，以免不做引起了鬼神不满，影响生活。
再回过头来看看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上海人就纷纷主张拆除旧城城墙，按当时的呈文说法是“国民开化之气”。虽也有守旧念古的人反对，但在几次争论之后，终于还是拆除了城墙。于是车马通畅，金融商业发展不再受阻，商贾官员喜笑颜开，再过得些时日，百姓也觉进出方便，便无人再叹息。上海人处世之复杂矛盾，由此可见。
缘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在这种内中外西的张力下，一种独有的“包容而冷漠”的心理习惯在上海逐渐形成。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变化，从一无所知到见多识广，上海人习得了一种极强的淡定，于新奇事物、新鲜想法足够包容，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从容的择其善者，快速模仿甚至超越。这和讲究同化的中国传统式包容全然不同，原可在新世界格局中指点江山叱诧风云，但上海人竟扭过身子守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不求江山不求功名。简单来讲：只要安稳的小日子不被干预，其他一切便都好说。这与中国传统治世思想如此格格不入，又恰恰是上海人最核心的生存态度，深入骨髓，至今未变。
上海人为人诟病的深刻印象之一是很容易发生争吵。挤公车时不小心撞到或踩了上海人难免要被数落很久。你的车挡住了别人要开的路，按两下喇叭之后往往就跟来了“戆大啊，会开车子伐啦”的骂声，常是伴着一张伸到窗外气势汹汹的脸。要是万不得已和一个上海人合租房子，除了账目要算得清楚之外，还难免一定会生出些摩擦，用脏了卫生间或是厨房没有擦干净之类都可能是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但细细一想，当别人一起炮轰某位明星作风不正爱拍照片，当大家说一些春晚表演低俗应当抵制，当各地都说选秀节目太不像话太恶俗的时候，当一些网络红人丑事被揭发遭来无数骂声的时候，当人们被一些出格行为艺术或商家吸睛的行销手法吸引而围观称奇的时候，又总很少听到上海人的声音，很少看到上海人的身影。生活上斤斤计较的上海人，在道德观念和文化艺术上，反而显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和淡定。
上海人在自己的生活便利上从来都是不宽容的，每个人都在极力保障自身的自由不受干预，是以再小的摩擦都可能让他们不安；除此之外，但凡不是丧尽天良的穷凶极恶，别人怎么做都有各自的原因和权力，是不该去多说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值得说。所以上海少有道德审判，少有因为个人作风影响工作升迁的情况，少有因有伤风化而被万民唾骂的事情；上海出了不少散文家、艺术家以及美食家，公知却很少，也不太见上海出过什么文艺评论，行为艺术在这里自由生存却难以壮大。自曾爷爷辈就见多识广、习惯了身边环境快速变化的上海人，既善于在变化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诧异于别人在变化中呈现的不同状态。这是骨子里的“包容而冷漠”在作祟，他们的原则用两句上海话最能概括：“关依啥事体”、“关阿拉啥事体”。
再大的奇人异事，或引起了再多议论的热门事情，到了上海人这里，最多化作邻里琐事，成了三五好友或一家人茶余饭后的些许闲话，几句闲话后的结论往往是也就这么一回事体了啰，末了跟上一句“关阿拉啥事体”，止步于此，成不了众矢之的，也无法万众瞩目。不少老一辈的上海人喜欢对别人说长道短，但也多是局限在亲朋好友的小范围内，当成一种谈资闲聊而用，这尺度须把握妥当，若超过这个界限，就是“关阿拉啥事体”，要被别人“关依啥事体”的。爱到处说别人闲话的上海人，往往是不合群的，会被嫌弃说“拎伐清”。
而最好别去评论上海人的任何爱好、打扮或习惯，任你再有道理，一句“关依啥事体”加一个白眼就足够抵消了。这种习惯使得上海人自身很少公开评论或指责周围人的怪异行为，因为他们当然知道，一旦对方感到自己的空间、经济或自由真被干预被侵犯了，比如指责地铁上吃面包的人弄脏了地铁，“关依啥事体”体现出来的就会是强烈的谩骂、大发脾气和不讲道理。
上海人爱吵架、斤斤计较的印象，也因这种心理习惯而深入人心，对此，上海人自己也隐约知其原因，而每每被说起，心里还是嘀咕那句“关依啥事体”，老一辈的不免冷嘲热讽回敬上几句，年轻一辈的则不以为然，自顾自端着咖啡，依旧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