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定信念的他还有疑惑吗？谁知道呢？对于一个直至老年肉体到心灵都强健的人来说，生命不能停止在思想的一个点上。生活必须前进。
运动便是生活。“想象一下，拥有真理的所有人聚到一起，住到一个岛上。这就是生活吗？”（1901年3月，写给一个朋友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25页）
他身上的很多东西在最后这些年都应该改变了。他对革命者的观点不是转变了吗？谁又能说不抵抗恶的信念就没有一点点动摇呢？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和政治犯们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人的看法。
在这之前，他厌恶他们的残忍、隐匿罪行、行凶、自命不凡、自我陶醉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虚荣心。但是，当他走近看他们的时候，当他设身处地考虑当局对待他们的态度时，他明白了他们只能如此。
他钦佩他们的高度责任感，其中包含了彻底的献身。
但从1900年起，革命浪潮蔓延开来，它从知识分子开始，扩展到民众，难以觉察地唤醒了无数贫苦人。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们的可怕军队的先锋队从托尔斯泰的窗前走过。发表在《法国信使报》上的三篇纪事1910年12月1日。，属于托尔斯泰晚期作品，让我们隐约看到这场面给他心灵造成的痛苦和不安。思想淳朴的虔诚朝圣者穿行在图拉乡村的时光哪儿去了？现在，这是流浪的饥民的涌入。天天如此。托尔斯泰和这些人聊天，他对激励他们的仇恨震惊。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富人看作“通过施舍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喝劳动人民血的土匪、强盗”。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破产的人，面临绝望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在城市的陋屋里和大道上长大的野蛮人，对现代文明干着在沙漠和森林中长大的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古代文明所干之事。
亨利·乔治就是这么说的。托尔斯泰则补充说：
汪达尔人在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在我们的有深厚宗教思想的人民中尤为可怕，因为我们不了解在欧洲人民中已经相当发达的这些制约：礼仪和公众舆论。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这些造反者的信，指责他的不抵抗学说，说面对统治者和富人给人民造成的任何痛苦，只能报以“复仇！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抨击他们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几天后，他在村庄里看到扣押穷人的茶炊和母羊，看到面对冷漠的官吏哭泣的穷人时，他也徒劳地对这些刽子手高呼复仇。“这些部长和他们的同伙，他们占据贩酒市场，或者教人屠杀，或者判处流放、监禁、苦役或绞刑；这些人完全肯定地认为，从穷人那里抢来的茶炊、母羊、小牛、布匹的最好用途就是做毒害人民的酒，制造杀人的武器，建造监狱、苦役营，尤其是用来给他们和他们的助手们分脏。”
当人一辈子都在期待和预告爱的世界来临时，却不得不在这些怕人的景象中闭上眼睛、感到心慌意乱是件悲伤的事情。当我们像托尔斯泰这样真切地意识到没有使自己的生活和原则一致是更悲伤的事情。
我们在这儿触到了他晚年的，应该说是最后三十年的最痛处了吗？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一只虔诚而胆怯的手抚慰这痛处：因为托尔斯泰努力隐藏的这一痛苦不仅仅属于死者，也是其他生者的痛苦——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痛苦。
他最终也没能把他的信仰传给他最珍爱的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看到，这位忠实的伴侣，勇敢地分担了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人，因为他为了另一种她不理解的精神信仰放弃了艺术信仰而痛苦。托尔斯泰感觉到他最忠实的伴侣的不理解也同样痛苦。
他给泰雷洛莫写信说：
我全身心地感觉到“丈夫和妻子不是分开的两个人，他们只能合为一体”这句话的真谛……我渴望能够把我偶尔借以超越生活的种种痛苦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不是由我，肯定不是，而是由上帝传授给她，尽管这种意识不怎么能被女人理解。1892年5月16日。托尔斯泰看见妻子因为一个孩子的死亡而痛苦，而他任何安慰她的事情也做不了。
这一心愿似乎没有得到满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仰慕并喜爱心灵的纯洁、天真的英雄主义，与她“成为一体”的伟大心灵的善良；她看到“他走在人群前面，指引人类应该走的道路”1883年1月书信。，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教籍的时候，她勇敢地挺身保护他，并要求承担威胁丈夫的危险。但是，她不能仅仅假装相信她不信仰的；而托尔斯泰太过真诚，以至不能强迫她装假，他恨假装信仰和爱甚于恨否定信仰和爱。“我从不指责没有宗教信仰。当人们说谎，假装有宗教信仰时，这才是恶。”他还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抵御假爱，这比恨更糟糕。”他怎么能强迫没有信仰的她改变生活，牺牲自己的和孩子们的财产呢？
他与孩子们的分歧更大。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家里见过托尔斯泰的A.勒鲁瓦-博利厄先生说：“在餐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并不完全掩饰他们的厌烦和不信任。”《两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三个女儿，其中玛丽已经去世。在家人中他的精神是孤独的。“几乎只有小女儿和他的医生”理解他。同上。
他为这种思想的差距而苦恼，他为强加给他的上流社会的交际而苦恼，这些累人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这些美国人、赶时髦的人让他疲惫不堪，他为家庭生活迫使他过的“奢华生活”而苦恼。如果我们相信在他的朴素的寓所里见过他的人的话，这种奢华是多么微不足道：近乎清贫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子和光秃秃的四壁！但这样的起居设备令他非常不安：这是无尽的内疚。在《法国信使报》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他苦涩地把周围的悲惨情景和自己房间中的奢华做了对比。
1903年，他就写过：
我的事业，无论它可能显得对一些人是有益的，都失去了它绝大部分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与我宣传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1903年12月10日，写给一个朋友的书信。
他怎么实现这种一致！就算他不能强迫家人脱离这个世界，可他已经脱离了家人和家人的生活，以此来避免他的敌人抛出的讽刺和伪善的指责，敌人们很高兴他的实例，并以此为借口否认他的学说！
他考虑过这件事。他早已下了决心。我们找到并在近期发表了1910年12月27日的《费加罗报》。信是托尔斯泰死后由他们的女婿奥勃朗斯基亲王交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几年前，托尔斯泰将此事托付给奥勃朗斯基。和这封信一起的还有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另外一封信，涉及夫妻生活的一些私密问题。伯爵夫人看过之后就给毁掉了。（由托尔斯泰的长女Tatiana Soukhotine夫人提供的注解）他在1897年6月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令人钦佩的信。应该将此信全文转载。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清楚地透露出这颗温柔、痛苦的心灵的秘密。
长期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我的生活和信仰之间的不一致苦恼。我既不能强迫你们改变生活，也不能强迫你们改变习惯。至今，我更不能离开你们，因为我想，由于我的远离，我可能给予尚年幼的孩子们的不多的影响会被剥夺，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很多痛苦。但是，我不能继续像最近十六年这样生活了这种苦恼的状态因此是从1881年开始的，即去莫斯科居住的那个冬季，托尔斯泰发现社会贫困的那年。，时而反对你们，让你们不高兴；时而我自己屈从周围的，我已经习惯了的影响和诱惑。我决定现在做早就想做的事：离家出走……就像印度教徒，到了六十岁自己去森林里一样；就像每个老年信徒，希望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上帝，而不是用来说笑、玩文字游戏、聊天、打草地网球；就像我自己，已经七十岁的我全心全意地渴望宁静、孤独，而且，如果不是全面一致，至少不是我的生活和信仰之间的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出走，就会有恳求、争吵，我就会心软，或许我执行不了我的决定，尽管应该执行这一决定。因此，我请你们原谅我，如果我的行为让你们气愤。主要是你，索菲娅，让我走吧，不要找我，不要怨恨我也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件事并不表明我对你不满意……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像我这样看问题，思考问题；正因为如此，你没能改变你的生活并为你不认可的事情做出牺牲。因此，我不责备你，相反，我深情地、感激地记着我们共同度过的这漫长的三十五年，特别是其前半段，那时你凭借勇气和母爱天性的献身精神，勇敢地承担起你眼中的责任。你把你能够给予的给了我，给了这世界。你给予了很多母爱，做出了很大牺牲……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后期，在最近十五年，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我是这肇事者；我知道，即使我变了，这既不是为了满足所好，也不是为了这世界，而是因为我不能不如此。我不能指责你没有追随我，而且我感谢你，我将永远精心地记着你给予我的一切。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离开你这件事……”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她。可怜的信！他似乎认为，为了实现他的决心，只要写了这封信就足够了……信写完后，他下决心的勇气已经消失殆尽。“如果我公开地出走，就会有恳求、争吵，我就会心软……”不需要“恳求”和“争吵”，只需片刻后，看见他希望离开的一切时：他就足以感到“他不能，他不能”离开他们；他把放在兜里的这封信藏进一件家具里，写上注解：
我死后将此信转交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他的出逃计划到此为止。
他就这么大力量吗？他没有能力为上帝牺牲他的温情吗？当然，在殉道者的名录中，不乏心灵更坚强的人，他们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蔑视自己的爱和他人的爱……这有什么用？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软弱的。他是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痛得钻心的一段文字中，他自问：
嗨，列夫·托尔斯泰，你是遵照你宣扬的原则生活的吗？
他痛苦不堪地答道：
我羞愧死了，我是罪人，我该当蔑视……但是，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对比一下吧。你们将看到，我努力地按照上帝的戒律生活。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一点点都没有做，我对此感到惭愧，但我没有做并非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不能做……指责我吧，但不要指责我走的路。如果我认识通往我家的路，而我像个醉鬼似的踉跄地走在这条路上，这能说路是错的吗？或者给我指出另外一条路，或者支持我走一条最恰当的路，就像我准备好支持你们一样。但是，别让我气馁，别拿我的困境寻开心，别激动地喊叫：“看啊！他说回家，可是他掉进泥坑里了！”不，别拿我寻开心，帮助我，支持我吧！……帮助我吧！我因为绝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全都迷了路，当我竭尽全力离开迷途时，你们人人都袖手旁观，不但不同情我，反而用手指着我喊：“看到没有，他和我们一起掉进泥坑里了！”写给一个朋友的书信。（法文译者阿尔佩林-卡明斯基，译文以《信仰的声明》为题发表，收录于《残酷的愉悦》，1895年）
临死前，他又一次说：
我不是一个圣徒，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有时候不说出全部所思所感；不是我不想这样做，而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经常发生夸大和搞错的情况。这在我的行动中更糟糕。我是一个非常软弱，有恶习，希望侍奉真理之神，但总是跌倒的人。如果人们把我看作一个不可能犯错误的人，我的每个错误都会显得像是一个谎言，或者一种虚伪。但是，如果人们把我看作一个软弱的人，我就显出我真实的样子，一个可怜的，但却是真诚的人，他曾不间断地、全心全意地渴求，并还在渴求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上帝的好仆人。
这样，他依然受内疚的烦扰，受比他有活力，但少人性的弟子们无言的指责的折磨他在最后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似乎受到了弗拉基米尔·格利高里·契尔特科夫的影响。他是托尔斯泰最忠实的朋友；长期居住在伦敦，曾自费出版和推广托尔斯泰全集。契尔特科夫曾受到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列夫的猛烈攻击。但即使我们可以指责他的思想的强硬，却没有人怀疑他的绝对忠诚；托尔斯泰的某些行为，或许显得非人道地冷酷（如托尔斯泰通过遗嘱，剥夺了他的妻子享有他所有著作，包括私人书信的著作权），人们认为这些行为里有他的影响。这一点无法得到证实，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他比托尔斯泰本人更关心他的朋友的荣誉。，为他的软弱和犹豫不决而心碎，在对家人的爱和对上帝的爱之间左右为难，直到一天，一时的绝望，或许是临终前刮起的狂热的旋风，把他抛出家，抛上路，他游荡、奔逃、叩响一家修道院的大门，然后，重新上路，最终，病倒在途中，在一个无名小镇一病不起。追求真理同盟的《通讯》在1911年1月1日刊登了这次出走的一段有意思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