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1910年10月28日（11月10日）早上五时许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医生马科维斯基；被契尔特科夫称之为“最亲密的合作者”的托尔斯泰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对此事知情。他于当晚六点到达奥普京修道院，这是俄国一处最著名的圣地，托尔斯泰曾多次来此朝圣。他在这里过了夜，第二天早晨，写下了有关死刑的一篇很长的文章。10月29日晚，他去了沙莫尔金修道院，他的小妹妹玛丽在这里做修女。他和妹妹共进了晚餐，并对她讲了他打算在奥普京度过余生，“得到最卑微的活计，条件是不要强迫他做弥撒”。他住在了沙莫尔金修道院。次日早晨，他到附近的村庄散步，打算找一个住处，下午，回到妹妹那里。五点，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突然来了。或许她是通知他，出走已经被人发觉，人家正在追他。他立即连夜出发。“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马科维斯基朝着卡焦尔斯克火车站走，也许打算去南方，也许要去杜霍鲍尔教徒在高加索建起的营地。”在路上，托尔斯泰病了，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他不得不卧床休息。他就是在那儿逝世的。在弥留的床上，他哭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不幸的人们；他在抽泣中说：
地球上有无数正在受苦的人，你们为什么全都在这里照顾我一个人？
就这样，它来了，这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日，刚过早晨六点，“解脱”，它来了，如他所说：“死，降福的死”来了……
十八
战斗结束了，八十二载的战斗，这一生曾是其战场。悲剧性的和光荣的混战，一生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恶习和所有的美德，都加入这场混战。——所有的恶习中那唯一的一个，也就是谎言——他在最后的隐居之中仍不停地追杀并抨击着。
最初，沉醉的自由，在不时被眩目的闪电照亮的暴风雨之夜中相互碰撞的激情，爱情和狂喜的危机，主的幻觉。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的时代，纷乱、不安的青年时代……然后，婚后最初几年的暂时平静。爱情、艺术、大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才华如日中天，囊括人类的全部视野和这些斗争的场面，对这颗心灵而言，这些斗争已成过去。他主导这些斗争，他是它们的主宰，斗争已经不能满足他。就像安德烈亲王，他把目光转向在奥斯特利茨上空闪亮的无垠天空。吸引他的正是这片天空。
有的人长着强劲的翅膀，享乐让他们降落到人群中，他们的翅膀在这里折断：例如我自己。然后，他们扑打着折断的翅膀，他们用力地跃起，他们又掉下来。翅膀将长好。我将飞上云霄。愿上帝帮助我！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彼扬斯托克译本，参见《生活与作品》）。下面的全文更加优美：
“世上有一些很不灵活，没有翅膀的人。他们在下面骚动着。其中一些人很强壮：例如，拿破仑。他们给人类留下可怕的印记，播下祸根，但总是贴着地面。有些人任凭自己的翅膀长出来，慢慢地跃起，滑翔：这是僧侣。有些很轻的人很容易地飞起，落下：这是善良的理想主义者。有的人长着强劲的翅膀……有些卓绝的人，他们因为爱人类而收起翅膀，降落到人间，并教会其他人飞翔。然后，当人们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重新飞起：这是基督。”
这些话写于最可怕的暴风雨之中，《忏悔录》就是这场暴风雨的回忆和反映。托尔斯泰再一次被抛回地面，翅膀被折断。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他重新开始。瞧，他现在挥动着巨大的双翅，一只是理智，另一只是信仰，翱翔在“无垠的”深邃的天空。但他没有找到他寻求的宁静。天穹并不在我们身外，而在我们心中。托尔斯泰在这里吹起激情的风暴。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过修道生活的使徒。他把倾注在生活中的同样一种热情倾注在修道生活中。他总是以恋人的猛烈拥抱生活。他“狂恋生活”。他“陶醉生活”。他的生活不能没有这种醉意。“我们只有陶醉在生活中才能够生活。”（《忏悔录》，1879年）
“我狂恋生活……这是夏季，美妙的季节。今年，我斗争了很长时间；但是，大自然的美战胜了我。我为活着高兴。”（1880年7月，写给费特的书信）这些话写于宗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同时陶醉在幸福和痛苦中。陶醉在死亡和永生中。1865年10月的日记。“死亡的想法……”“我希望，我爱永生。”他放弃个人生活只是对永生的狂热激情的呼唤。不，他达到的平静，他祈求的心灵的平静不是死亡的平静。这是在无限空间中转动的这些正在燃烧的天体的平静。在他身上，愤怒是平静的。“我陶醉在愤慨的、沸腾的怒火里，我喜爱怒火，且在我感觉到怒火时，我甚至去刺激它，因为平静地在我心中涌动的它，至少让我有一段特别松弛的时间，给我肉体和精神上的所有活力。”（《聂赫留朵夫亲王日记》，《琉森》，1857年）平静是炽热的。信仰赋予他新的武器，以便他坚定不移地重新投入战斗，他从第一批作品开始，就不停地向现代社会的种种谎言开战。他不再满足于小说的几个人物类型，他攻击所有的大偶像：宗教的、国家的、科学的、艺术的、自由党的、社会党的、平民教育的、慈善事业的、和平主义者关于在伦敦召开的1891年世界和平大会，有关“战争”的文章是对相信国家之间的仲裁的和平主义者的严厉嘲讽：
“这是捉尾巴上放上盐粒的鸟的故事。这与先抓它一样容易。用各国同意的‘仲裁’和‘裁军’这些字眼和这些人说话是嘲笑他们。这一切都是空谈！当然，各国政府批准了：这些善良的使徒！它们十分清楚，这从不妨碍它们高兴时把无数人送上战场。”（《上帝的天国在我们心中》）的伪善……他打伪善的耳光。他对伪善穷追不舍。
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看到伟大叛逆者显现，像施洗者约翰，宣布摒弃一种腐朽的文化。最后显现的是卢梭。从对大自然的爱大自然，正像托尔斯泰喜欢说的，一直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是好事。但是他会死去，他会去我不能跟着他去的什么地方。而大自然呢，我们通过买卖契约和它联系在一起，或者通过继承拥有它，这样更好。属于我的大自然是冷的、令人扫兴的、挑剔的、碍手碍脚的；但这是一个伴我终生的朋友。当我死去时，我们回到它那里。”（1861年5月19日，写给费特的书信）
他参与大自然的生命，他于春季复苏（“三月和四月是我工作的最好时间”，1877年3月23日，写给费特的书信），他于秋末冬眠（“这对我是最没有生气的季节，我不思考，不写作，我感到惬意地迟钝”，1869年10月21日，写给费特的书信）。
但是，与他在心中秘密交谈的大自然，是他家乡的大自然，是亚斯纳亚的大自然。尽管他在瑞士旅行期间写下了极为出色的日内瓦湖的笔记，但他感到其中有一种陌生，而我们感到他与家乡的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多温柔：
“我喜爱大自然，当它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我，当无限远处发出的热风从四面八方裹着我，当我坐下时，压倒的肥壮的草覆盖一望无际的田野，当给远处的森林染上深蓝色的树叶在风中摇动，给我带来荫凉时；当我呼吸着给无边的天空染成蔚蓝色的空气时；当我周围嗡嗡地环绕着无数的昆虫和歌唱着的飞鸟时。大自然的基本愉悦就是当我感到和一切融为一体的时候。这里（指瑞士），无尽的远方是美丽的，但我与它没有联系。”（1857年5月），从对现代社会的恨，从珍爱独立，从对《福音书》和基督教精神的热爱，卢梭预示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依仗了卢梭，他说：“这样触动我心弦的篇章，我以为是我写出来的。”与保尔·布瓦耶的谈话。（《时报》，1901年8月28日）
事实上，我们经常混淆他们。
朱丽临终时的这段对信仰的主张：“我不可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总相信我说相信的。这是完全取决我的一切。”
很接近托尔斯泰对神圣宗教会议的回答：
“我的信条有可能困扰别人，让别人讨厌。我没有改变这些信条的能力，就像我没有能力改变我自己的身体一样。我只能相信我相信的事情，当我打算重新转向我已经偏离了的上帝。”
或者，《答克利斯托夫·德·博蒙》中的段落就像完全出自托尔斯泰之手：“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主对我说：爱兄弟者已经践行了法。”
还有，“全部的主日祷告归结为‘愿实现你的意愿’！”（《山中的第三封信》）接近：“我用主祷文代替我的所有请求。我可以对上帝请求的所有东西都被‘愿实现你的意愿’这句话的高尚精神表达出来了。”（托尔斯泰的《日记》，高加索，1852—1853）
艺术领域里的相似的思想并不少于宗教领域。卢梭说：“写作的基本法则是清楚地说出，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托尔斯泰说：“用你喜欢的方法，但是都要让人家明白每个词。用十分明白的语言写不出坏作品。”
我曾经指出，《新爱洛绮丝》中对巴黎歌剧院的讽刺性描写很像《艺术论》中的托尔斯泰的批评。
可是，两颗心灵多么不同，托尔斯泰的心灵多了多少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啊！在日内瓦人的《忏悔录》的无礼的喊叫中，多么缺少谦卑，又有多少法利赛人的狂妄自大：
上帝啊！但愿一个人告诉你，如果他敢：我比那个男人更优秀！
或者在这份对世界的战书中：
我公开地，没有顾忌地宣布：谁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他本人就该被掐死。
托尔斯泰为他过去生活的“罪恶”悲痛欲绝：
我体会到地狱的痛苦。我回想起过去的全部卑鄙，而这些回忆缠着我，扰乱了我的生活。人们通常遗憾死后没有了记忆。要是这样该多幸福啊！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我回想起在世上犯下的全部的恶，那该多痛苦啊！……1903年1月6日的日记。
他不会像卢梭那样写《忏悔录》，因为卢梭说过：“我意识到善超过恶，我全部说出来有好处。”《第四次散步》。托尔斯泰尝试后，放弃了写他的《回忆录》，笔从他的手上脱落；他不希望成为读者议论的对象：
人们会说，好些人推崇的人原来如此！他多么卑鄙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份卑微的人，要由上帝本人决定谁是卑鄙的人。给米留科夫的信。
卢梭从未体验过基督教信仰中的高尚的道德廉耻心和谦卑，谦卑赋予老托尔斯泰一种无法形容的天真。卢梭身后——衬托着天鹅岛的雕像——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罗马。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朝圣者，淳朴的人，他们的率真的忏悔，他们的眼泪感动了托尔斯泰的童年。
但是，除了与卢梭共有的同世界斗争外，另一场斗争贯穿了托尔斯泰的最后三十年。这是他灵魂中的两股最强力量——真与爱——的一场卓绝的战斗。
真，“这直达心灵的目光”，刺透您的这双灰眼睛的穿透性的光……是他的最早的信仰，他的艺术的女王。
我的文章的女主角，我全心全意爱的女主角，过去，现在，将来都美丽的女主角，就是真。《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
真，他的兄弟死后那大灾难所留下的唯一漂浮物“真……我的道德观中仅存的东西，我唯一还要完善的东西。”（1860年10月17日）；真，他一生的枢机，大海中央的岩石……
但是，很快，“可怕的真”同上。就不再能满足他。爱取代了它。这是他童年时代生命的源泉，“他的心灵的原始状态”“爱对人类而言是心灵的原始状态，而我们没有注意到。”（在喀山上大学时期的日记）。当1880年的心灵危机出现时，他没有放弃真，他敞开真的大门接纳了爱。“真将向爱敞开……”（《忏悔录》，1879—1881）“我自己，把真放进爱的单元……”（同前）
爱是“能量的基础”“你们不是总在讨论能量吗？能量的基础就是爱，”安娜说，“爱不随意委身。”（《安娜·卡列尼娜》，卷二，第270页）。爱是“生存的理由”，唯一的理由，还有美。“美与爱，这是生存的两个理由。”（《战争与和平》，卷二，第285页）爱是因生活而成熟了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和《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我信仰上帝，他对我而言就是爱。”（《致神圣宗教会议书》，1901年）
“是的，爱！……不是自私的爱，而是当我看见我身边死去的敌人，而我爱敌人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的那种爱……这是灵魂的精髓本身。爱邻人，爱敌人，爱所有人和每一个人，这就是爱无所不在的上帝！……爱我们珍爱的人是人类的爱。爱敌人，这就几乎是神圣的爱！……”（《战争与和平》，卷三，第176页）的作者的精髓。
爱对真的渗透使他中年写下的那些杰作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使他的写实主义有别于福楼拜的写实主义。后者尽力地不爱他的人物。尽管这很伟大，但缺少了光！《圣经·创世纪》，1：3。仅有阳光还不够，还需要心灵之光。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体现在他的每个人物上，当他用他们的眼睛看他们时，即使在最卑劣的人身上也能找到爱他们的理由，并让我们感受到把我们同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手足情。“艺术家对他的主题的热爱是艺术家的心灵。没有爱就没有艺术作品的可能性。”（1889年9月书信）通过爱，他渗进人生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