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民对政权总是采取不同于其他人民的态度。他们从不反对政权；特别是他们从不参与政权，因此也就不受政权的玷污。他们把政权看作必须避开的恶。有个古代传说讲，俄国人请维京人古代俄国人对诺曼人的称呼，该民族于公元8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以抢劫、掳掠为生。——译者注来统治他们。大部分的俄国人总是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也不愿意反抗或者同流合污。他们总是顺从……
自愿的顺从和奴颜婢膝的屈从完全不同。在1990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12页），托尔斯泰抱怨对他的不抵抗原则的错误解释。他说：“人们混淆了‘不以恶制恶’和‘不反对恶’，即‘对恶无动于衷’……与恶斗争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不抵抗的劝告则是提供斗争的最有效手段。”
真正的基督教徒能够顺从，不同意不与任何暴力斗争对他来说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会屈从暴力，也就是说不会承认暴力的合法性。《一个世界的末日》。
在托尔斯泰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一班平民的英雄主义，不抵抗的最悲惨的实例之一感动着他，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的流血游行。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在伽蓬神甫的带领下，任人枪杀，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动作。
在俄国，长久以来，老信徒，人们称其为“执著的信徒”，不顾迫害，顽强地奉行不服从国家，并拒绝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托尔斯泰描写过两个这样的“执著信徒”，一个在《复活》的结尾，另一个在《还有三个死人》中。随着荒唐的日俄战争，这种精神状态毫不费力地在农民中传播开来。拒服兵役的情况大量增加；并且镇压越残酷，内心的反抗也越强烈。另一方面，一些省，几个完整的民族：高加索的杜霍鲍尔派教徒从1898年起，格鲁吉亚的古里亚人从1905年起——即使他们不知道托尔斯泰——为绝对地、消积地拒绝服从国家做出了榜样。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它们对他的影响；而他的这些文章的意义，不管革命党的那些作家，例如高尔基在托尔斯泰抨击各省自治会的动乱后，高尔基成了他的那些朋友的不满情绪的代言人，他写道：“这个人成了他的观念的奴隶。他长期脱离俄国的生活。他不再听得到人民的声音。他过于高踞俄罗斯之上了。”怎么认为，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他对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他主张的原则的人的态度是非常谦虚和严肃的。没有受到迫害对他来说是一种火烧火燎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是政府非常聪明，小心地避免让他得到满足。
“人家迫害我周围的朋友，只让我过平静的日子，尽管，如果有什么人是有害的，那就是我。显然，我不值得被迫害。我对此感到羞耻。”（1892年，写给泰雷洛莫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148页）
“显然，我不配受迫害，我将必须这样死去，不能够通过肉体的痛苦证明真理。”（1892年5月16日，写给泰雷洛莫的书信）
“处于自由的境地中让我真是难堪。”（1894年6月1日，写给泰雷洛莫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184页）
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污辱沙皇，他攻击祖国，并指责“人们为这可怕的偶像献出自己的生命、自由、理智”。（《一个世界的末日》）参见《战争与革命》中他概述的俄国历史。这是魔鬼的画廊：“精神有点不正常的可怕的伊凡、醉鬼彼得一世、笨厨子叶卡捷琳娜一世、放荡的伊丽莎白、痴呆的保罗、弑君者亚历山大一世（托尔斯泰内心里怀有温情的唯一的人）、残暴无知的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有点小聪明，但坏多于好；亚历山大三世是百分之百的笨蛋，粗暴无知；尼古拉二世是骠骑兵军官，簇拥着一伙流氓，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不论是对杜霍鲍尔派教徒、古里亚人，还是拒服兵役的人，他都不以老师自居。
未经受过任何考验的人完全不能教导经受过考验的人。1905年1月19日，写给拒服兵役的冈察伦科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64页）
他恳请“所有可能因为他的话或文章而招致痛苦的人”1897年，写给高加索的杜霍鲍尔教徒的书信。宽恕他。他从来没有鼓励过任何人拒服兵役。这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如果碰到某个人正在犹豫，“他总是劝他去服兵役，不拒绝顺从，只要从道义上对他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人家犹豫，就是说人家还不够深思熟虑；而“多一个士兵总比多一个伪君子或者叛徒强，伪善与变节就是那些干了力所不及的事的人所容易导致的结果”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08—309页）。他不相信拒服兵役的冈察伦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位年青人是受到自尊心和荣誉的驱使，而不是因为爱上帝”1905年2月12日，写给冈察伦科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56页）。他给杜霍鲍尔派教徒写信，说不要因为骄傲，或者人类的尊严而坚持拒绝服从国家，而“可能的话，要让他们的柔弱的妻子和孩子摆脱苦难。没有人会因此指责他们”。只有当“基督的精神根植于心的时候，他们才应该坚持，因为此时，他们将会因忍受痛苦而幸福”1897年，写给高加索的杜霍鲍尔派教徒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40页）。总之，他请求那些受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打破和迫害他们的那些人之间的情感联系”1905年，写给冈察伦科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64页）。应该爱希律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派驻巴勒斯坦属地分封王，在位期间曾审判耶稣，处死施洗者约翰。——译者注，如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
您说“我们不能爱希律”。我不明白，但我觉得，您也一样，应该爱他。我知道，而您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就痛苦，我身上就没有了活力。1901年1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64页）
圣洁，对爱的始终如一的热情，最终将使人不再满足于《福音书》的原话，“爱你们的邻人如同爱自己”，因为，他从中还是看到了自私的痕迹！“这就像抽气机上的一个缝：我们希望从人类心灵抽出的自私的全部冲动都从这里回去了。”
他绞尽脑汁地要证明原文被误读了，而第二条戒律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爱你们的邻人就像爱他本人（上帝）”。（《与泰雷洛莫的谈话》）
依某些人看来，过于博大的爱，如此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任何自私，以致在虚无中变得空泛了！但是，谁又比托尔斯泰更提防着“抽象的爱”呢？
如今最大的罪孽：人类的抽象的爱，对处在远方什么地方的人的那种普遍的爱……爱不认识的，永远也见不到的人太容易了！我们无需任何牺牲。同时，我们对自己又是那么满意！良心受到了嘲弄。不。一定要爱邻人，爱与你一起生活，而且妨碍着你的人。《与泰雷洛莫的谈话》。
我在研究托尔斯泰的大部分著作中都读到，他的哲学和信仰不是原创的看法。的确，这些思想之美是太永恒了，以至于它不像是时髦的什么新玩意儿……还有一些研究指出这些思想的乌托邦的特征。这也没错：它们是乌托邦的，就像《福音书》。一位先知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尘世起就过着永恒的生活；既然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了在我们中间的最后一位预言家，看到了额头上有光环的最伟大的艺术家，我觉得，对世界来说，这正是比多一种宗教，或者一种新哲学更重要、更有原创性的事情。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个伟大心灵的奇迹，看不到这个因仇恨而血流成河的时代中博爱的化身！
十七
他的面孔已经带上了明确固定的特征，因而，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两道弓形的皱纹穿过宽额头，浓乱的白眉毛，族长式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第戎的摩西。苍老的面孔变得和蔼了，温柔了；它留着疾病、悲伤以及体贴的慈爱的印迹。自二十岁的几近动物的粗暴和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不自然的呆板起，这张脸的变化多大啊！但是明亮的眼睛总有那种深邃的凝视，自己的一切什么都不隐藏，任何东西也躲不过它的目光。
在逝世前九年，答神圣宗教会议时（1901年4月17日），托尔斯泰说：“多亏我的信仰，我平静而快乐地生活，并能够平静、快乐地逐步走向死亡。”
听到这话，我想起这句古话：“我们在一个人死前决不能称他是幸福的。”
他此时引以为豪的平静和快乐一直跟随着他吗？
1905年“大革命”的期望已经破灭。期待的光明没有从层层黑暗中出现。革命的痉挛之后是精疲力竭。原来的不公正没有任何改变，除了苦难更为深重之外。1906年，托尔斯泰对俄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信心已不足；他的固执的信念在远远地寻找他可以赋予这一使命的其他民族。他想到“聪明、伟大的中国人民”。他相信“东方的民族被指定找回西方的民族几乎无可挽回地失去的自由”，而中国，作为亚洲人的带头人，将在“道”的道路上，在永恒的法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1906年10月，写给一个中国人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81页及以后）
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放弃了昔日的睿智，像先于它这样做的日本一样模仿欧洲。托尔斯泰在1906年的信中已经表示了他的担忧。受迫害的杜霍鲍尔派教徒已经移居加拿大；在那边，他们立即恢复了财产，引起托尔斯泰的愤怒。“为了接受财产，没有必要拒服兵役，拒当警察。财产只能靠军队和警察的服役保全。完成服役并从财产获益的人比享有财产同时拒服任何兵役的人好。”（1899年，写给加拿大的杜霍鲍尔派教徒的书信）古里亚人刚刚摆脱国家的桎梏，就开始痛击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征调过去的俄国军队又使一切恢复了秩序。即使那些犹太人——“迄今为止，他们的祖国，一个人所能渴求的最美丽的地方，是《圣经》”参见《与泰雷洛莫的谈话》，关于聪明的犹太人“扎进《圣经》，没有看到头顶上逝去的岁月，地球上生生死死的人”的精彩论述。——也患上了犹太复国主义病，这种虚假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欧洲主义的亲骨肉，是它的患佝偻病的孩子”“看见欧洲在新式国家，血淋淋的国家的暴行中进步，希望创立一个新犹太王国是一种可憎的罪孽。”（见前注）。
托尔斯泰很悲伤，但没有失去勇气。他信任上帝，他相信未来：
如果我们转眼间就能让一片森林长出来当然很好。遗憾的是，这不可能，必须要等待种子发芽，让芽长起来，生出绿叶，最终长成一颗树。《致政治家》，1905年。
但是独木不成林，而托尔斯泰是独木。荣誉卓著，但孑然一身。世界各地的人给他写信：伊斯兰诸国、中国、日本，哪里有《复活》的译本，哪里就流传他的“还土地于民”的思想。在法译本的《大罪恶》的补遗中，我们将看到《给被领导者的建议》，一个日本团体，为“重建地球上的自由”的《呼吁》。美国的报社采访他，法国人向他请教艺术问题，或者政教分离的问题。1906年11月7日，写给保尔·萨巴杰的书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75页）但是，他没有三百弟子，他承认。另外，他也不打算这样做。他拒绝了朋友们提出的组成托尔斯泰小组的想法：
不应该相互探访，而应该所有人去探访上帝……你们说：“一起，更容易……”容易什么？耕种，收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我们只能只身前往……我想象的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殿堂，上天之光进入殿堂且恰恰照在中央。想要聚到一起，所有人都应该朝着光明去。在那儿，我们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我们与意想不到的人聚在一起：欢乐就在于此。1892年6月和1901年1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
从穹顶射入的光柱下面聚集了多少人？管他呢！和上帝在一起，一个人足矣。
就像一种燃烧的物质可以独自把火传给其他物质；真正的信仰和一个人真实的生活可以独自传给其他人，并传播真理。《战争与革命》。
或许吧，但这单独的信仰能够使托尔斯泰的幸福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晚年与歌德的那种刻意的平静相去甚远！据说他逃避平静，平静与他不相容。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该感谢上帝的。但愿我们能永远如此！生活和生活该有的状态的不一致恰恰是生活的迹象，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行运动。这种不一致是变善的条件。当人心安理得、自我满足的时候，这是一种恶。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
他想象的这个小说主题，奇怪地表明像列文，或者彼埃尔·别祖霍夫那种人的持续不安在他身上尚没有泯灭：
我经常想象一个在革命者圈子里长大的人，开始是革命者，然后成为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东正教教徒、圣山位于希腊北部，是东正教教会的所在地。——译者注的僧侣，然后是无神论者，家庭的好父亲，最后是杜霍鲍尔派教徒。他着手做一切，不停地放弃一切；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做过，默默无闻地死在一所济贫院。临终时，他认为自己虚度了一生。然而，这是一位圣人。或许这就是书名列在未出版的托尔斯泰作品目录中的《一个杜霍鲍尔派教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