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他勇敢地、热切地把论战的和神秘主义的文章投入社会论争。从1900年至1910年，社会论争消耗了他的最充沛的精力。俄国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危机，沙皇帝国一度像是要彻底垮台，就要坍塌了。俄日战争，随后的溃败、革命的动乱、陆军和海军的叛变、屠杀、土地纷争，似乎标志着“一个世界的末日”——如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标题一样。危机在1904年至1905年间达到顶点。托尔斯泰在此间出版了一系列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这部作品的俄文版的原名为《唯一必需的事情》。、《大罪恶》、《一个世界的末日》。在为期十年的最后阶段，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他孤身一人，不属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开除他教籍的教会。1901年2月22日，东正教主教会议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起因是《复活》中有关弥撒和圣餐的章节。遗憾的是，这一章节在法译本中被删除了。理性的逻辑，信仰的不妥协已经“把他逼进两难的境地：与他人分手，或与真理分手”。他想起了一句俄国谚语：“说谎的老者无异于偷窃的富人”，于是他与其他人分手了，以便说出真理。他对所有人说出全部的实话。驱逐谎言的老猎手继续不知疲倦地抨击宗教的或者社会的所有迷信、所有偶像。这已不仅是指责旧时的暴政，残害人的教会，沙皇的专制政体。也许，既然所有人都起来反对它们，他反而对这些稍稍缓和了一些。大家认识到了这些，它们也就不再那么令人生畏了。毕竟，它们在干自己分内的事情，它们并不骗人。托尔斯泰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说实话，是一封措辞不当的信有关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参见《大罪恶》，1905年），充满了对人的温情，他称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请求“原谅他，如果无意中使他恼火”，他的署名是“祝愿您真正幸福的兄弟”。
但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他辛辣地揭露的是新的谎言，而不是已经被戳穿的谎言。新的谎言不是专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觉。我们不知道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他最恨的人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对自由党人的反感由来已久。当他身为塞瓦斯托波尔军官，处在彼得堡的文学圈中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反感。这也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拥有古老血统的人，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奢望——要把自己的乌托邦强加给民族，以此为民族创造幸福。典型的俄罗斯人，世家门第A.勒卢瓦·博利厄先生说：“老莫斯科的纯种俄罗斯人，斯拉夫血统的伟大俄罗斯人，混有芬兰血统，他从相貌上更接近平民，而不是贵族。”（《两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的他，不信任自由主义的新派人物，不信任源于西方的立宪思想；两次欧洲之行更巩固了他的偏见。第一次旅行回来后，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1857年。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强调指出：“特权社会”没有任何权力用自己的方式教育自己并不了解的民众……1862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充分表达了对自由党人的鄙视。列文拒绝加入教育人民的外省慈善机构和当时热门的改革，领主的外省议会选举的场面揭示了一个地区制造的骗局：用自由派的新管理体制替换保守派的旧管理体制。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又一个谎言，这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耗费几个世纪去认可。
“我们或许不值什么，”旧制度的代表说，“但我们至少延续了上千年。”
托尔斯泰对自由派人士滥用“民众、民众的意愿……”这些话感到气愤。嗨！你们知道民众的什么？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运动似乎就要取胜并要求召开第一届杜马的时候，托尔斯泰激烈地表达了反对立宪的观点。
最近，歪曲基督教为一种新的欺诈提供了机会，它让我们的民众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状态。借助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体制，让民众联想到，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他们就参加了政府，而服从这个政府，就是服从自己的意愿，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个诡计。人民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使是普选：第一，因为在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国家，这样的集体意愿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即使这样的意愿存在，多数票也不是在表达这种意愿。不必说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是由于压迫和选举中的腐败；这个诡计尤为致命，因为听从它的人堕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受奴役状态……这些自由的人令人想起了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在有权从自己的人中选举负责监狱内部治安的狱警的时候，想象自己享受了自由……一个专制国家的成员可以完全自由，哪怕是在最残酷的暴政之下。但是，一个立宪国家的成员永远是奴隶，因为他们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暴行是合法的。瞧，他们希望把俄国人民引向与欧洲其他人民一样的立宪的受奴役状态！……《一个世界的末日》（1905年至1906年1月）。
参见托尔斯泰给美国一家报纸的电报：
“地方自治会活动的目标是限制专制权力，并且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不论它们成功与否，其真正的结果都将减缓切实的社会改良。政治动乱，令人感到以外患的方法所做的改良是可怕的，阻止了真正的进步，这是通过所有立宪国家：法国、英国、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确定的。”（《俄国的社会运动》。彼扬斯托克先生在《大罪恶》的前言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在答复请他参加平民读写促进委员会的一位妇女的又长又有意思的信中，托尔斯泰表达了对自由派分子的其他不满：他们一贯进行欺骗的勾当，他们因为害怕而成为独裁体制的帮凶；他们的参政使政府得到了一种道义上的好处，习惯妥协使他们很快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亚历山大二世说：所有的自由派为了名誉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毫无风险地让他父亲的自由派的果实化为乌有：“自由派内部互相嘀咕说他们不满意，但是，他们继续参与司法，为国家服务，参与新闻；在报上，他们影射一切可以影射的东西，但对禁止说的话则闭口不言。他们登载人家命令他们登载的所有东西。”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当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的代表时，自由派人士指责他了吗？根本没有……人们对这位年轻的沙皇进行全方位的卑鄙的吹捧。”（《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83—306页）
主导他远离自由派思想的是轻蔑。对于社会主义……它难道没有自称是建立在不知道什么样的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这经济学的法则完全支配了世界的进步吗！
托尔斯泰对科学十分严厉。他针对这种现代迷信写过一些充满讽刺的文章，“这些毫无价值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本质、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愚蠢的问题，人们如今对它们的关注就像在中世纪关注圣母怀胎，或者物质的二元性一样”。他嘲笑“这些科学的仆人，同教会的仆人一样，自己相信，还要说服别人相信他们在拯救人类，他们，和教会一样相信自己的无谬性，他们相互之间从未达成一致，分裂成众多小宗派，而且，他们同教会一样，是粗野、道德无知和延缓人们摆脱遭受到的痛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抛弃了唯一可以把人类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宗教信仰。”见《战争与革命》。
在《复活》中，当上院审理玛丝洛娃的撤判时，最反对重审的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因为，聂赫留朵夫为了责任而愿意娶一个妓女这件事情让他内心不快：任何责任的表现比宗教情感的表现更让他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
但是，当他看见新的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入宣称要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的不安加重了，他的义愤爆发了。任何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伤心。而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让他恐惧：这是害人的学究，傲慢而枯萎的心灵，不爱人类，只爱自己的观念。典型人物有《复活》中的诺沃德沃洛夫，革命者的头目，他的过分的虚荣和自私荒废了大智慧。没有任何想象力；“完全缺乏产生怀疑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气质”。像影子一样在他身后跟着的马科尔，因为受侮辱和复仇的欲望而成为革命者的工人，他热切地崇拜他不理解的科学，是盲目的反教权主义者和禁欲者。
在《还有三个死人》或者《神与人》中，我们还能找到新一代革命者的典型：罗曼和他的朋友们，他们蔑视旧的恐怖主义，声称要科学地实现他们的目的，将农民变成工人。（法译本发表在被叫做《革命者》的那一卷中，1906年）
而且，是卑鄙的观念。
……
其实，它没有爱。它只有对压迫者的恨和对“富人们的甜蜜的、酒足饭饱的生活的一种丑恶的嫉妒：聚集在大粪周围的苍蝇的热望”《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动的语言》，泰雷洛莫的笔记。（《革命者》，1906年，《社会主义》一章）。……欧洲的游牧部落将以激增的力量扑向弱小的和原始的民族，把他们变成奴隶，以便让欧洲先前的无产阶级可以像罗马人一样，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同上。
多漂亮的演说家！他的讲演中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有些像我们俄国的东正教的教义：您紧逼它，把它赶进最后的防御工事，认为已经抓住了它；突然，它转过头来对您说：“错了！我不是您认为的那个，我是另一个。”于是，它从您手中溜走了……耐心点！让时间去决定吧。与保尔·布瓦耶先生的谈话。（《时报》，1902年11月4日）
如果说，托尔斯泰如此这般地与自由派和社会党人斗争，这并不是，远不是，为了给君主专制政体留下自由的空间；相反，是为了把不安定的和危险的因素从军队中清除之后，让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斗争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因为他同样认为自己在革命。但是，他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革命在规模上完全不同：这是一位信奉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革命，他对明天，或者今天的期待是圣灵的统治：
我相信在基督教世界孕育了两千年的大革命开始于这个确切的时间，革命将以真正的基督教取代变质的基督教和由其引出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人人平等和真正自由的基础，是所有具有理智的人所向往的。《一个世界的末日》。
这位预言的先知，他选择什么时刻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呢？俄国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创造性信仰的强大力量！信仰周围一派光明，哪怕在暗夜。托尔斯泰在死亡中，在满洲里战争指日俄战争。——译者注中，在俄国军队的溃逃中，在可怖的无政府状态和阶级斗争的血泊中，发现了更新的征兆。他的梦想的逻辑从日本的胜利中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俄国应该放弃任何战争：因为，非基督教民族在战争中永远强于“已经跨越了奴性的服从阶段”的基督教民族。这是为他的人民放弃吗？不是，这是至上的骄傲。俄国应该放弃任何战争，因为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1905年大革命，将使人类摆脱粗暴的压迫，应该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国应该扮演上帝的选民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应该弥补“大罪恶”，纠正有利于几千位富人的土地垄断，无数人的被奴役状态，最残酷的被奴役状态“最残酷的奴役源于土地被剥夺。因为一位主子的奴隶是单个人的奴隶；但是被剥夺土地权的人是所有人的奴隶。”（《一个世界的末日》，第七章）；而且还因为没有任何人民像俄国人民这样忍受这种极度的不公道其实，俄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错误在于把俄国的情况扩大到所有欧洲国家，我们也不应该吃惊，因为他对身边的苦难尤其敏感。参见《大罪恶》中，在图拉的路上与农民们的谈话。他们都因为缺少土地而缺少食物。他们心里都企盼土地的复归。俄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托尔斯泰说，有一亿人在地主掌控土地后吃不上饭。当我们为了解除他们的苦难，同他们谈论出版自由、政教分离、全国代表，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卑鄙地戏弄他们。
“那些像是在各处寻求改善人民大众生活的人让我们想起剧场的演出，当所有的观众完全看到了隐藏的演员，协助演出的演员也清楚地看到了，但他们装作一无所知，双方都在尽力地转移观众的视线。”
没有其他良药，只有把土地还给耕种者。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托尔斯泰竭力主张亨利·乔治的学说和他的土地单一税。这是他的经济福音书，他不知疲倦地回答这个问题，并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把自己看作亨利·乔治，他甚至完全照搬亨利·乔治的原话。。
尤其因为俄国人民是所有民族中对真正的基督教最深信不疑的人民，而到来的革命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和爱的法则。然而，爱的法则，如果不以不抵抗恶为基础，就不能实现。“不抵抗恶的准则是整座大厦的拱顶石。接受互相帮助的法则同时又不承认不抵抗的教诲，无异于建设穹顶时把它嵌在虚空部位。”（《一个世界的末日》）而这种不抵抗（请注意，谁从中看到托尔斯泰具有某些空想家特有的空想，谁就是错误的）是，而且向来就是俄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