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最爱他的人也不能了解托尔斯泰的精神转变的伟大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能期盼其他的人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大的尊敬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经和他有过龃龉后又重归于好和解发生在1878年的春季。托尔斯泰给屠格涅夫写了道歉信。屠格涅夫1878年秋季去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于1881年7月回访了屠格涅夫。所有人对他的行为的转变，温柔和谦卑，感到吃惊，他“就像再生了”。，与其说是因为他改变了看待他时的感情，不如说是因为基督教的人性精神使然——讽刺地说：“我很为托尔斯泰打抱不平；但是话说回来，就像法国人所说，每个人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杀跳蚤。”给包尔康斯基的信。（转引自米留科夫）
若干年后，在即将辞世的时候，他给托尔斯泰写了那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中去”。1883年6月28日，写自Bougival的书信。
所有的欧洲艺术家联合起来分担垂死的屠格涅夫的担忧和祈祷。欧仁-麦西奥尔·德·沃居埃在他1886年撰写的《托尔斯泰研究》的最后，借作家的一幅身着农夫服装，手持缝靴锥子的肖像，向他婉转地规劝：
创作巨著的艺术家，您的工具不在这里！……我们的工具，是羽毛笔；我们的田地，是人类的灵魂，田地需要被庇护和被滋养，灵魂也是。请允许我们向您提醒，来自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当人们让他像一个俄罗斯农民去犁地时，他的呼喊：“我不是干播种小麦的活儿的，我是向世界撒播精神的种子。”
好像托尔斯泰曾经忽视他作为精神的麦种的撒播者的角色似的！……在《我的信仰之基础》的结尾，他写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是特别给予我的，以便于我用它们去指引人类。我相信我对真理的认识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赋予我的天赋，这一天赋就像火一样，只有燃烧的时候火才成其为火。我相信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生活在这一存在于我内心之中的光明里，并且将它高举在人们面前以便于它能被看到。我们注意到，在沃居埃先生对托尔斯泰的责备中，为了表明他的看法，不知不觉地使用了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他说：“无论对还是错，或许上天对我们的责罚就是这个必要的和美好的邪恶：思想……扔掉这十字架，就是亵渎宗教的造反。”（《俄罗斯小说论》，1886年）。可是，托尔斯泰在1883年给他的姑姑A.-A.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时说：“每个人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这邪恶、傲气、充满诱惑的思想的工作。”
但是这一光明，这一“只有燃烧的时候火才成其为火”的火，却使大多数的艺术家担忧。最聪明的艺术家不会不预想到他们的艺术会承受被火灾第一个烧毁的危险。他们假装相信整个的艺术都受到了威胁，而托尔斯泰，则像普洛斯帕罗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雪》中的人物。——译者注那样，永远地折断了他那创造幻象的魔棒。
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切实际的了；而我想要说明的是，托尔斯泰非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在艺术中激起了一向静止的能量；他的宗教信仰，非但没有湮灭他的艺术的天才，反而使它重生了。
十三
奇怪的是，当人们谈论托尔斯泰关于科学、关于艺术的思想时，通常会忽略了传达这一思想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们该怎么做？》。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承担了对科学和艺术的攻击；在此后的攻击中没有任何一次在猛烈性方面超过了这第一次。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我国最近的一些针对科学界和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发出的攻击中，没有人想到要重新读一下这本书。该书包含了针对“科学的太监”和“艺术的骗子”所写的最激烈的檄文，针对的是知识阶层，他们在摧毁了教堂、国家、军队这些旧的统治阶级之后，接替了他们的位置，不愿意也不能够为人类做任何有益之事，却声称人们爱戴他们，人们盲目地为他们服务，像一些教条似的宣扬一种为了科学而科学，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无耻信仰——这是力图遮掩他们的个人的辩解的骗人的面具，他们可怕的自私和虚无的借口。
“不要说我忽视科学与艺术，”托尔斯泰说，“我不仅不忽视它们，而且正是以它们的名义，我愿意驱赶那些兜售教堂者。”
科学和艺术也像面包和水一样的必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真正的科学是对使命的认识，对所有人的真正的福祉的认识。真正的艺术就是对使命和所有人的福祉的认识的表达。
他赞颂那些“自从人类存在，就通过竖琴或扬琴，通过图像或言语，表达他们反对欺骗，表达在这斗争中的痛苦，表达他们对善的胜利的希望以及对恶的胜利的绝望，表达他们预见未来时的狂喜”的人。
于是，他在燃烧着痛楚和神秘的激情的烫人的一页里，勾画出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
科学和艺术活动只有在它不窃取任何权力而只知履行义务的时候才会结出果实。这仅仅是因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这样，它的真谛就是被人性所称颂的自我牺牲。被召唤来以精神劳动为他人服务的人们总是伴随着这一任务的完成，在不断地受苦：因为精神世界只诞生在痛苦和折磨之中。牺牲和受苦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出路：因为他的目标在于人类的幸福。人类是不幸的，他们受罪，他们死亡；人们没有时间闲逛和取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来没有时间坐在奥林匹亚山上，像我们习惯于所相信的那样；他总是处在烦乱和兴奋之中。他应该确定并说出什么为人类带来好处，什么带来痛苦，可他们并没有确定，并没有说出来；第二天就可能太晚了，他将要死了……这些不是在一所培养艺术家们和智者们的学校里所教的（说实话，我们倒是培养了不少的科学和艺术的破坏者）；也不是那些获得学位和职位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是那些明知道不去思考和不去表达他们灵魂中所拥有的对自己更有利，但是仍然要思考要表达的人：因为他们被两股无形的力量所驱使：他内心的需要和他对人类的爱。不存在心宽体胖、追求享乐和自我满足的艺术家。《我们该怎么做？》。
这精彩的一段文字，给托尔斯泰的天才投下悲剧的一线光彩，是在莫斯科的悲惨景象给他造成的痛苦的即时印象之下，以及在对科学与艺术是社会的一切不平等与虚伪的暴力的现有制度的同谋的深信不疑之下写成的。——这一深信不疑，他永远也不会失去。但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世界的悲惨状况所产生的印象将会逐渐消退：伤口在逐渐愈合他甚至到了不仅评价个人痛苦，还评价他人痛苦的程度，因为缓解他人的痛苦是理智人生的本质。劳动的目的如何成为劳动者的痛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耕者说，一块没有耕种的土地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人生论》，第三十四至三十五章）；而且他接下来的任何一本书中我们都找不到像在这本中的痛苦和仇恨怒火的颤动了。没有任何地方，再看得到这种他以自己的鲜血来创作的艺术家的崇高信仰的声明，这种对“属于思想家似的”牺牲和痛苦的颂扬，这种对歌德式的奥林匹亚的艺术至上的蔑视。接下来他重新拾起对艺术的批评的著作中，他以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神秘的视角来处理这一问题；艺术的问题将摆脱这种人类的悲惨状况，托尔斯泰一想到这一悲惨状况就不能不发狂，就像他去夜间收容所的那个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他绝望地哽咽和喊叫起来一样。
这并非是说这些说教式的著作永远是冷冰冰的。冷冰冰，在他来说是不可能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一直是那个写信给费特的人：
如果我们不爱我们所写的人物，甚至是最不起眼的人物，那么我们就要将他们骂个狗血喷头，或者嘲讽他们，直到他们气炸了肺。1860年2月23日。（《未发表的书信集》）这就是屠格涅夫的“忧郁的和消化不良的”艺术让他不满的原因。
在他论艺术的作品中，他就是这么做的。作品中的否定的部分——谩骂和嘲讽——言辞如此地激烈，以至于成为给艺术家们以最深印象的唯一部分。他过于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和怀疑，以至于他们不仅将他视为他们的艺术的敌人，而且视他为所有艺术的敌人。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从来都是为了建设。他从来不会为了破坏而去破坏，而是为了重新建立。并且由于他的谦虚，他并没有假装重新建树了什么；他捍卫艺术，他曾经，并且永远将反对虚假的、剥削艺术和使艺术受辱的艺术家们。
1887年，在他那本著名的《艺术论》出版的十多年前，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这封1887年10月4日的信发表在1902年的Cahiers de la quinzaine上和《未发表的书信集》（1907）中。
《艺术论》出版于1897—1898年，但是，托尔斯泰为此已经思考了十五年，即从1882年开始。：
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曾经存在过，并且将永远存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来反对它们，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源于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人，在他们身边还有学者和艺术家，就像神父一样享有特权的阶层。而这个阶层拥有一切阶层的缺点。它降低和贬损了它赖以组织的道德原则。在我们的世界被我们称作科学和艺术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一个巨大的迷信，一旦我们摆脱教堂的旧迷信，我们就会深陷其中的迷信。为了进一步看清楚将走的道路，就必须从头开始——必须掀掉为我遮寒，却挡住了我的视线的风帽。——诱惑是巨大的。我们诞生，我们顺着梯子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特权阶层之中，像德国人说的那种文明的神父和僧侣之中。我们必须像婆罗门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士一样，具有极大的真诚和对于真理的爱，才能将保障我们的特权地位的原则加以审查。但是一个严肃的人，当他提出人生的问题时，是不能够犹豫的。为了开始看得清楚，必须摆脱他置身之中的迷信，尽管它对他是有好处的。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要迷信。让自己处于一个孩子的状态，或者笛卡儿那样的状态。
这一现代艺术的迷信，在其中受益的阶级对其津津乐道，“这是个大骗局”，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一书中揭露道，他以严肃的态度显示了它的荒诞、贫乏、虚伪和彻底的腐败。他扫平一切。他对这种破坏怀着一个孩子毁坏自己的玩具那样的快乐。所有这部分的批评都常常满怀幽默，但是同时也存在不公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运用所有的武器，随意地打斗，甚至不去看他所打的人的面孔。更有些时候——就像在所有的战斗中会有的情况——他会害他本应有义务去保护的那些人受伤：如易卜生或贝多芬。错误在于没有三思而后行，过于激动，在于他的激情使他对于其理智的弱点变得盲目，甚至可以说，这也在于他的不完整的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