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没有伪善者的信仰，自我得意和自我满足的信仰，因为他没有神秘的思想者的自私托尔斯泰多次表示过他对苦行者的厌恶，“他们的只为自己的行动脱离了同类”。他把无知的和傲慢的革命者也归在这一类人中，“他们声称为他人谋福利，可是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我，以同样的爱，爱这两类人，但是，我也以同样的恨，恨他们的教义。唯一的教义是部署一种持续的行动，符合灵魂需求的一种生活，并努力实现他人的幸福，这才是基督教的教义。远离宗教的寂静主义，也远离努力改变世界，但并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和革命者的妄自尊大的主张”。（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没有那种太过于忙着自己的得救而不管别人的自私，因为他有爱，因为他永远不可能忘记他现在看到的悲惨，而且在他的充斥着激情的善良的心中，他感到自己应对他们的受苦和堕落负责：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而他则参与了这个文明，是牺牲了千百万的人们换来的一个精英阶层的魔鬼般的特权享有者。接受这样的一个罪恶所带来的好处，无疑就参与了罪恶。如果不揭露这些罪恶，他的良心就不再能得到安宁。
《我们该怎么做？》（1884—1886）《托尔斯泰全集》，卷二六。就是这一第二次危机的表述，比起第一次危机来更加具有悲剧性，而且后果更加严重。在这人类悲惨的海洋里，现实的而非有闲的人无病呻吟造就的悲惨的海洋里，托尔斯泰的个人的宗教的悲痛究竟算得了什么呢？对此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而已经看到了之后，不试图竭尽全力地去消除它，也是不可能的。——啊！有可能消除它吗？……
这是一幅令人爱戴的画像1885年的达格雷相片。，我不可能不带感情地观察它，这足以说明托尔斯泰曾经是如何地在受苦。它是正面像，坐着，双臂交叉着，穿着农夫的外套；他看上去很沮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但是唇上的胡须已经花白，长胡子和双鬓的胡子已经全白了。漂亮的宽阔的前额上两道皱纹和谐地犁出了深痕。他的大鼻子上、他的直视您的如此直接、如此清晰、如此伤感的双眼中刻满了善良！它们如此深信不疑地审视着您！它们为您叹息，为您可惜。深陷的面孔，带着苦痛的痕迹，眼睛下面有着深纹。他曾经哭过。但是他是坚强的，他准备好了投入战斗。
他有一个英雄式的逻辑。
我自己总是吃惊于这常常被重复的话语：“是的，这在理论上是不错，但是在实践中又会怎样呢？”如果理论建立在必需的漂亮的话语上，只是为了对话，而完全不是为了适用于实践！……当我明白了我思考的一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按我的理解去行动。《我们该怎么做？》。
他以照相般的精确，开始描述莫斯科的苦难，完全如实地把他在访问贫民窟和夜间收容所时所见到的景象记录下来。整个第一部分（前十五章）充满了典型人物，被俄国检察机关删掉了。他深信，不是像他以前相信的那样，钱可以拯救这些悲伤的人，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被城市的腐败所损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找罪恶的来源。责任者的锁链在一环接一环地可怕地展开。首先是有钱人，以及他们的奢侈的传染，令人受引诱并堕落。“穷困的真正原因是在并不生产财富的手中积聚起来的，集中在城市的财富。富人为了享受，为了保护自己集中在城市里，穷人跑来靠着财富的渣滓生活。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是劳动者，全都没有寻找更容易获得的事情：商业、囤积居奇、乞讨、卖淫、诈骗甚至抢劫。”继而是不劳而获的生活的普遍诱惑。然后是国家，这一施暴者建立的，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其他人的杀人实体。教会，与之狼狈为奸；科学与艺术，一丘之貉……该怎样与所有这些邪恶大军战斗呢？首先，拒绝与它们混迹在一起。拒绝参与对人类的剥削。放弃金钱和土地私有“恶的枢轴是产业。产业只是享受他人劳动的手段。”托尔斯泰还说，产业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孩子、奴隶、物品称做产业，但事实说明了他的错误，他要么应该放弃这些，要么受苦，并让他人受苦。”
托尔斯泰已经预感到了俄国革命。他说：“三四年来，人们在大街上痛骂我们，人们称我们为懒汉。受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在增长……”（《我们该怎么做？》），绝对不再为国家服务。
但是这些还不够，还必须“不撒谎”，不畏惧真理。必须“忏悔”，摒除教育植下的骄傲。最后，用自己的双手来劳动。“以汗水换取面包”：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告诫。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希望这条法则作为普天下的义务被承认。托尔斯泰受到他和另外一位农民苏塔耶夫的影响，“在我一生中，两位俄国思想家曾给我很大的精神影响，丰富了我的思想，为我解释了我的世界观。他们是两位农民，苏塔耶夫和邦达列夫。”（《我们该怎么做？》）
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了苏塔耶夫，并记录了他们的一次谈话。而托尔斯泰预先回答了精英们的嘲讽，他说体力劳动一点也不会影响智力，反而会增强智力，符合大自然的正常需要。而身体会在劳动中得到强健，艺术更会因之而得益。而且，它会重建人类之间的团结。
在他接下来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精神健康的信条加以补充。他担心如何拯救灵魂，重新聚集能量，摒除麻痹意识的罪恶的愉悦《酒精与烟草》（哈佩林-卡明斯基1895年的译文的名字是《罪恶的愉悦》）。原文的名字是《人们为什么上瘾？》。，和摧毁良知的残酷的愉悦《残酷的愉悦》（1895），包括《食膏者》、《战争》、《狩猎》，哈佩林-卡明斯基译。《食膏者》的原文名为《第一级》；《战争》是一部光辉的著作《上帝的天国在我们心中》的节选。。他以身作则。1884年，他牺牲了他根深蒂固的爱好：狩猎。很明显，托尔斯泰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狩猎对他而言是一种遗传的爱好：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他并不多愁善感，他似乎也从未对动物浪费过怜悯。他的看穿一切的眼睛几乎不停留在有时非常富有表情的，我们的卑微的弟兄们的眼睛上，除了马以外。对于他这样的大地主，这是一种特有的爱好。他也有残忍的天性，在叙述完他打死的一只慢慢死去的狼时，他一边用一根棍子敲打着狼的鼻子，一边说：“我一想到咽气的动物的痛苦，就再次感受到快感。”悔恨很晚才出现。他实行斋戒，以锻炼意志。就像一个运动员，为了拼搏取胜而给自己定下残酷的律令。
《我们该怎么做？》标志着托尔斯泰决定脱离宗教默想的相对平静，而介入社会的艰难路程的第一步。从那以后开始了这一二十年的战争，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老预言家的《福音书》的名义，单独一人，在所有的党派之外，感染着所有的人，对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开战。
十二
在托尔斯泰的周围，其道德革命并没有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人感到难堪。
长期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徒劳地与之抗争着的一种疾病的发展。自1874年以来，她非常生气地看到她的丈夫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学校的工程上。
这启蒙读本，这算术，这文法，我不屑一顾，我也不能假装对它们感兴趣。
但当宗教接替了教育学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伯爵夫人对托尔斯泰作为新皈依者的最初的自白抱有相当的敌意，以至于托尔斯泰在他的信中谈到上帝的时候感到有必要道歉：
当我提到上帝的时候，你不要生气，像你有时做的那样；我无法避开他，因为他甚至是我的思想的基础。1878年夏季，参见《生活与作品》。
伯爵夫人毫无疑问被感动了；她尽量地掩藏她的不耐烦；但是她不理解，她不安地观察着她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奇怪，直色色的。他几乎不说话。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的人。1878年11月18日，《生活与作品》。
她想他是生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总是在工作。唉！他在写些普通的宗教论辩。他阅读并思考，直到自己头疼，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表明教会与《福音书》的教义的不一致。他在俄罗斯顶多找得到十几个对这感兴趣的人。但是，毫无办法。我只希望一件事：他越快完成越好，就像一场疾病那样结束。1879年11月，《生活与作品》。
这场疾病一点也没有过去。两口子之间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相爱，他们相敬如宾；但是他们无法相互理解。他们努力地相互做出让步，像往常一样，变成了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强迫自己跟随他的家人到了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个月，在莫斯科安置。大家都安置好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别的人都这样做！可怜的人们……1881年10月5日，《生活与作品》。
在同样的时间里，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到明天我们来这里就一个月了。开始的两个星期里，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但很伤心，而且被击垮了。他不睡，不吃，甚至有时候还流泪；我感觉自己快疯了。1881年10月14日，《生活与作品》。
他们不得不分开一段时间。他们为使对方痛苦而互相乞求原谅。他们仍然彼此相爱！……他给她写信说：
你说：“我爱你，但是你不需要我的爱。”这是我唯一需要的东西……你的爱比整个世界更令我兴奋。1882年3月。
但是一旦他们到了一起，不一致又产生了。伯爵夫人不能赞同托尔斯泰的宗教嗜好，这一嗜好促使托尔斯泰现在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再使他感兴趣。他将力气花在一些蠢事上。我不能隐藏我的不满。1882年。
她写信给他说：
看到你将这样的智力花费在劈柴、烧汤和缝靴子上，我只能感到伤感。
她又补充说，带着一种看着有点疯的孩子玩耍的母亲般的钟爱和嘲讽的微笑：
最终，我因为一句俄罗斯谚语而平静下来：“无论孩子玩什么，只要他不哭就行！”1884年10月23日。
但是信没有寄出，因为她想象到她的丈夫读这些句子的时候，他的天真的漂亮眼睛会因这嘲讽的语气而伤感；于是，她又重新拆开她的信，怀着激烈的爱写道：
突然，你那么清晰地显现在我面前，我感到了对你的巨大的柔情！在你身上有着某些那么乖顺，那么善良，那么纯真，那么执著的东西，这一切被一颗对所有人的同情之心照亮了，这是直达灵魂的注视……而这只属于你一个人。
于是，这两个相爱的人，彼此互相折磨，而且之后又互相为了他们对对方造成的痛苦而伤怀，可是他们还是照做不误。这种毫无出路的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只有到了垂死的老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那一刻，穿过大草原逃亡的时候，才告结束。
我们没有足够意识到《我们该怎么做？》结尾的那段对女性的动情的呼唤——托尔斯泰对那些现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丝毫的好感。“妇女的所谓权利源于，也只能源于男性背离了真正的工作的法则。任何一位正式工人的妻子都不要求在矿井中，或者在田间分享工作的权利，她们只要求参加富人阶层的想象中的工作的权利。”但是对那些被他称作“贤妻良母”的，对那些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他却充满了虔诚的敬意；他对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快乐、她们的怀孕和可怕的受苦，她们多年的无休无止、看不见的辛苦劳动而不求回报，对她们摆脱痛苦、完成信仰时的灵魂被喜悦所淹没大加赞颂。他描绘出了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她对于丈夫是帮助，而不是障碍。她知道，“只有为了他人的生命，不求回报的暗地里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人不仅不会鼓励她的丈夫去从事错误的、欺骗性的，以享受他人的劳动为目的的工作，而且还会将这看作是对孩子的错误诱惑而感到深恶痛绝并排斥它。她会强调她的配偶去从事真正的工作，值得去花费精力，并不必担心危险……她知道孩子们以及未来的后代们，是送给人类的能看到的最圣洁的典范，而她的生命也是全心地为这一神圣事业而奉献的。她的牺牲的力量在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那里得到发展……已是这样的女人们，她们主宰人类并且成为指引人类的星辰……啊，贤妻良母！你们的双手主宰了世界的命运！这是《我们该怎么做？》的结尾，所署的日期是1886年2月14日。
这是一个祈求和仍然在希望的声音的呼喊……它会不被听见吗？……
一些年后，最后的希望的微光熄灭了：
你们也许不相信；但是你们不能想象我是多么的孤独，我的真实的自我以何等的程度被我周围的人所轻视。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以《信仰的职业》为名，在《残酷的愉悦》（1895）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