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生活又恢复了，波浪落下了。人们在城市中的绝望的气氛下，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失望的灵魂，忧心满怀，在夜晚里徘徊彷徨。有些时候，在被世俗毒化的气息中，混合着大自然的令人沉醉、令人发狂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亲近，但是，不要多长时间，她又投入了第一个到来的追求者的怀抱。多少的诗歌、温柔、心灵的淳洁，都被尘世玷污！而“凌驾于恶浊尘世之上的天空”却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却看不到它。即使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兹的光亮。对他来说，天空不过是“阴郁沉重的苍穹”，笼罩着虚无。
是时候用战争的风暴来重新刺激这些枯萎的灵魂了。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失陷。1812年9月的拿破仑战争中的一次喋血战役。由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队在该战役中死伤四万五千人，其中包括第二军区司令官巴格拉季昂。法国军队损失三万人。——译者注这是多么庄严伟大的日子！前嫌尽释。道洛霍夫拥抱了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对他最仇恨的人，救护车中的他的邻居，阿纳托里·库拉金的痛苦的怜悯而流下了温柔的泪水。为国牺牲的激情，对神圣法令的屈从，使一切心灵结合在一起。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可怕的、无法避免的战争……最简单的考验莫过于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圣的法令。心灵的淳朴建筑在对上帝意志的屈从之上。
俄罗斯人民的灵魂及其对命运的屈从体现在库图佐夫大将军身上：
这位老人，对于激情，有的只是经验，这是激情的果实，在他身上，集合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的智慧，被一种对事件的哲学式的冷静观察所代替，他不创造什么，不从事什么；但是他聆听并记住一切，他知道适时利用这些，不阻挡一切有用的东西，也不允许任何有害的东西。他在士兵们的脸上，窥视那不易觉察的被他称作必胜信念和未来的胜利的力量。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强大的东西：在他眼前展现的事实不可避免的步伐；他看到这些，他跟随它们，他知道如何摒弃自我。
总之，他有着一颗俄罗斯之心。俄罗斯人民的冷静的英雄主义的宿命论，也体现在可怜的庄稼汉，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他质朴、虔诚、隐忍，面对痛苦和死亡时也总是露出善良的微笑。经受过众多的磨难，经受过祖国的浩劫，尝尽了忧患，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凭着爱情和信仰看到活着的上帝，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快乐。
托尔斯泰丝毫没有到此止步，在书的结尾的1820年，是从拿破仑时期到十二月党人时期，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他给人以生命继续和重新开始的感觉。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高潮时开始和结束，而是像开始时那样，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结束。人们已经瞥见即将到来的英雄，他们之间即将掀起的冲突，以及死者在生者身上复活的情形。彼埃尔·别祖霍夫娶了娜塔莎，后来成为一名十二月党成员。他为了监视普遍的福利，创建了一个秘密团体，某种德善盟会。娜塔莎狂热地参与了他的那些计划。德尼索夫完全不理解一种和平的革命；但他完全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尼古拉·罗斯托夫保持着他那士兵的盲目的效忠，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说：“我们只有一件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履行我们的职责，战斗，并且永不思考。”他生彼埃尔的气，说：“我的誓言压倒一切。如果人家下命令让我带领中队和你战斗，我将前进，我将战斗。”他的妻子玛丽同意他的观点。安德烈的儿子，小尼古拉·包尔康斯基，十五岁，敏感、有病、迷人；大眼睛，金头发，骄傲地听着争论。他全部的爱都给了彼埃尔和娜塔莎，他不喜欢尼古拉和玛丽，他崇拜几乎回忆不起来的父亲，他梦想着像父亲一样高大，完成一些伟大的事情。什么事？他不知道，“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做，是的，我都做。他自己已经同意我做了”。作品以一个孩子的梦结束，在梦中，孩子看到了自己成为普卢塔克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人，和由上帝的光环指引，后边跟从着一支军队的彼埃尔在一起。假如，此时，《十二月党人》完成了，小包尔康斯基毫无疑问会是里面的一个英雄。
我已经在试图将小说的大致线条勾勒出来：因为很少会有人如此费力地寻找它们。但是如何来解释那数百名英雄的生命的超凡的力量，他们各个与众不同，以一种令人无法忘怀的方式描绘，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还有法国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是临时编造的。对于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的系列肖像，托尔斯泰事先做过无数的草图，他说，“那是由数百万的计划结合起来的”，在众多的图书馆里搜寻，由他自己的家谱提供材料①，他的先前的笔记，以及个人的回忆。这种缜密的准备工作保证了作品的坚实性，却丝毫没有削减它的自发性。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交流的激情与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赋予《战争与和平》最大魅力的，尤其是其年轻的心灵。托尔斯泰没有别的任何一部作品，更能体现这颗颗童年与青少年的丰富的灵魂；每一颗都是一段音乐，像泉水一样的清纯，婉转动人，像莫扎特的美妙的乐章：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可怜的小彼加。
最恬美的是娜塔莎。可爱的少女，充满幻想，笑容可掬，满怀爱心，我们以对待自己姐妹一样的纯洁的温柔看着她在身边长大，我们与她一生相随，——谁会怀疑曾经认识她呢？……春天的可爱的夜晚，娜塔莎在月光下的窗口梦想，狂乱地倾诉，上面的窗户边的安德烈在倾听……第一次舞会的情绪，爱情，对爱情的期待，翻涌的欲望，混乱的梦幻，夜晚，坐在雪橇里，在幻想般的光明照亮了的积雪的森林里奔跑；大自然的迷人的温柔吸引着您；在剧院的夜晚，艺术的奇怪的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心灵的狂乱，浸渍于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痛苦洗涤灵魂；审视着将死的爱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唤醒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能不带着一种谈论一位最珍惜、最钟爱的女友时的情感。啊！这样的一种创作，与几乎所有的当代小说和戏剧相比，便显出了后者女性类型的弱点！生命如此灵活、如此流畅地被抓住，字里行间，我们如同看到了它是如何地颤动和变化。——玛丽公主，面貌丑陋但是心灵美丽，同样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但是当她脸红的时候，是一位害羞和笨拙的女孩，就像一切和她相像的女孩，被人窥见了和揭露了心灵的秘密时的脸红，以及她们羞涩地躲闪别人的眼光一样。
通常来讲，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女性的性格比男性的要高超得多，尤其是高出托尔斯泰赋予他自己的思想的两位主人公：性格懦弱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与热烈而干涩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亲王。这是缺少主心骨的灵魂；它们不是在进化，而是在不停地犹豫不决；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却始终没有前进。人们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这正是俄罗斯人。我却发现俄罗斯人自己也对此做出了同样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的心理总是停滞不前。“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地犹豫不决，情感的颤动。”1868年2月2日书信，转引自米留科夫。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他有时为了历史的画卷，而略微牺牲了个体的性格。他说，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安德烈的性格。
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变迁与国家战役的复活。它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而在他们背后，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背后，神明在指引他们：他们是看不见的力量，“是指挥着芸芸众生的无穷的渺小”，无穷的气息。这些巨人的争斗，发生在那些由隐藏的命运支配着的盲目的民族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伟大。除了《伊利亚特》以外，我们还想到了印度史诗。让人遗憾的是，构思的诗意美有时被托尔斯泰加进作品中的哲学的絮叨冲淡了，尤其在最后几个部分。他坚持要展示他的历史宿命论，他不停地回到这个主题，并且执拗地重复。福楼拜，他在阅读最初两部分时，“发出赞叹的喊声”，他称作品是“非凡的”，“充满莎士比亚的东西”。第三卷就让他厌烦了，“他可怕地衰落了。他重复，他思辨。我们看到这位先生，作者和俄国，一直到那儿，我们只看到了自然和人类”。（1880年1月，写给屠格涅夫的书信）
《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个法译本1886年在阿歇特出版社以两卷本出版。《全集》的全译本补充为四卷。，如同《战争与和平》，是这一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是一部超乎完美的作品，带来的是比他的艺术职业更加确定的精神，更富有经验，对它而言心灵的世界已毫无秘密可言。但是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狂热的清新。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的喜悦。新婚燕尔时期短暂的平静感已经消失。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建起的爱情和艺术的欢乐氛围中，精神忧郁又开始悄然渗透。
婚后一年所写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始几章，安德烈亲王向彼埃尔倾诉关于婚姻的话题，已经流露出了男人将他所爱的女人视作陌生人、无辜的敌人以及他精神发展的无意识的障碍时所带来的幻灭感。1865年的书信中，宣告了又一轮的宗教折磨。这还只是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快乐可以将其抹掉。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内，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震撼：
已经有几天了，他离开了家前去参观一个庄园。一天夜里，他已经睡着了；凌晨两点的钟声刚刚敲响：
我是如此的疲惫，我睡得很熟，感觉很好。突然，我感到了一种悲苦，一种我从未经受过的可怕感占据了我。我以后再给你细讲给他妻子的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档案），转引自米留科夫（《生活与作品》）。：那真是太痛苦了。我跳下床，叫人套车。在他们套着车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当人们叫醒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平复下来了。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但是程度要轻得多……可以在《一个疯子的日记》（1883）中见到这段可怕的回忆。（遗著）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用爱情建筑的幻想的城堡，倒塌了。《战争与和平》的完成给了艺术家的精神上一个空间，他重新用哲学在1869年结束《战争与和平》的期间，他发现了叔本华，并狂热地崇拜他，说：“叔本华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1869年8月30日，给费特的书信）和教育学的研究占据了它：他想为民众写一本《启蒙读物》；他辛勤地写了四年；他对它感到的骄傲胜过《战争与和平》，于是，在写了一本（1872）之后，他又写了第二本（1875）。后来，他又研究起希腊文，从早到晚，把其他的工作都抛到一边，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色诺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了荷马，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笔下的荷马，不是“所有的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用一种平庸的声音，呻吟着，带着喉音，缠绵地唱出的”，却是“另一个魔鬼，用全部的嗓音，旁若无人地演唱”。他还说，荷马和他的那些译者之间的差别犹如“蒸馏过的开水”和冷泉的冷水一样不同，“冷水冰牙，在太阳照射下晶莹剔透，它有时有沙子，但却是最纯净、最新鲜的水”。（1870年12月，写给费特的书信）
不懂希腊文，就没有学问！……我承认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希腊文是真正的美，朴素的美，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它一无所知。《未发表的书信集》。
这是如此的疯狂：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重新办起学校来，他如此激情地投入，以至于病倒了。1871年，他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除了希腊文以外，他对一切都不满。1872年的一场诉讼之后，他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罗斯的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此十分遗憾：
如果你一直沉浸在你的希腊语中，你的病永远也好不了。它使你陷入悲苦之中而对现实生活不屑一顾。人们把希腊语叫做死亡的语言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使人陷入一种精神死亡的境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档案。（《生活与作品》）
终于，在许多略具雏形的计划被抛弃之后，1873年3月19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他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完成于1877年。除后记外，作品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当他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由于他的家庭中的丧事而悲伤凄凉三个孩子的去世（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底）；他的养母塔吉娅娜婶婶的去世（1874年6月20日）和彼拉盖雅婶婶的去世（1875年12月22日）。；他的妻子也病倒了。“家庭中没有了幸福……”1876年3月1日，写给费特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