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稍稍带上了这段悲惨经历和幻灭的激情的痕迹。“女人是一个男人的事业的绊脚石。爱一个女人又只做好事是困难的。不总被爱情束缚和羁绊的唯一方式就是结婚。”（《安娜·卡列尼娜》，卷一，法译本，阿歇特出版社）除了列文订婚那几章的美丽文字外，爱情不再是青春之歌，不再能像《战争与和平》中的部分章节那样可以与所有时代的美丽的抒情诗相媲美了。反之，他注入了一种暴烈的、敏感的、专制的性格。主宰这部小说的命运不再是像《战争与和平》中的某种杀戮和宁静的克里希纳神，不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爱的疯狂，“完完全全的维纳斯……”是它在舞会的美妙的一幕中，安娜和沃伦斯基不知不觉地因激情互相吸引的时候，在具有无邪的美丽的、富于思想的、穿着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了“一种几乎是恶魔般的诱惑”《安娜·卡列尼娜》，卷一，法译本，阿歇特出版社。。也是它，当沃伦斯基刚刚宣称——“不是快乐：这是暗淡的黑夜中的一场火灾的可怕的光辉”同上。的时候，使安娜的面孔散发光辉。也是它，使这一忠贞和充满理性的女人，这一慈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流动着一种情欲的力量，并且占据了她的心间，直到摧毁了她才离开。没有一个接近安娜的人不感到服从于那隐藏的魔鬼的吸力和恐怖。凯蒂第一个惊惧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一种神秘的恐惧掺杂在快乐之中。列文，在它出现时，失去了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也很清楚它不再属于自己。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发展，无法控制的激情，一幕接着一幕地，把这个骄傲的人物的精神壁垒彻底毁掉了。所有属于她的最好的，她的勇敢而真诚的灵魂，瓦解了，崩溃了：她不再有勇气牺牲她的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不再只是除了讨好她的情人以外别无目标；她不允许自己为怀上了孩子而胆怯和羞愧；嫉妒心在煎熬着她；征服了她的情感的力量强迫她在举动中、声音中和眼神中撒谎；她堕入使所有的无论何种男人都转头的女人的行列中；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以及她的道德丧失的悲苦情感，把她抛到了车厢的轮子之下的那一天。“而那个胡子拉碴的小乡下人”——在她的与沃伦斯基的梦中时时出现的幻影—— “站在车厢的踏板上看着轨道”；——而且，寓言式的梦境中还说到，“他趴在一个袋子上，把剩下的一些什么东西往里面塞，那就是曾经的生命，带着它的痛苦、背叛和烦恼……”
“我保留报复的权利。”上帝说……卷首语的箴言。
围绕这一被爱情所消耗、被上帝的律令所粉碎的灵魂的悲剧——一幅一气呵成的带着痛彻的深刻性的图画—— 托尔斯泰像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安置了另外几部小说中人物的故事。遗憾的事，这些平行的故事的转换方式略显突兀和牵强，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也可以发现某些画面完全写实——彼得堡的贵族圈子以及他们的有闲的谈话——有时是毫无意义的。总之，托尔斯泰比在《战争与和平》中更加直露地将他的道德人格和哲学思想交织到生命的场景之中。但是作品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作品中含有与《战争与和平》一样的人物类型的深刻性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准确性。在我看来对男人们的肖像描写更具有优势。托尔斯泰竭尽全力描写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个可爱的自私的人，没有人见了他的善良的微笑会无动于衷，还有卡列宁，高级官员的完美典型，优雅但是平庸，总是用一种没完没了的讥讽的方式来隐藏他的真实情感：混合着尊严与怯懦、伪善与基督精神；虚伪世界的古怪产物。虽然他很聪明、很慷慨，却也无法摆脱这个世界，——他向自己的心灵挑战是有道理的：因为当他任其自然，就会最终坠入一种神秘的虚无境界。
但是小说的基本兴趣所在，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画面——沙龙、军官圈、舞会、剧院、赛马——以外，是它含有自传的特色。比起托尔斯泰的其他任何人物，康斯坦丁·列文更像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赋予他自己的又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的乡下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还要指出，在尾声中，还有鲜明的反对战争、国家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且也赋予了他自己的生命。列文与凯蒂的爱情以及他们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他的家庭回忆的再现，——同样列文兄弟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伤痛追忆。最后的一部分，对小说来讲是毫无用处的，但是能使我们读到他那时候的种种烦乱心绪。如果《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是向另外一部酝酿中的作品的艺术性过渡的话，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则是两年以后的《忏悔录》中表达的精神革命的自传式的过渡。在书中，在一种讽刺和激烈的形式下，已经一而再地抨击当代社会，在他未来的作品中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对谎言宣战，对一切的谎言，无论是道德的谎言，还是卑鄙的谎言的战争，对自由的论调的战争，对世俗的慈善，对沙龙的宗教，对博爱的战争！对社会宣战，因为这个社会扭曲一切真正的情感，并致命地摧残灵魂的慷慨激情！死亡突然向社会的律例投下一束光芒。在奄奄一息的安娜面前，故作高傲的卡列宁也感动了。在这个没有生命，一切都是做作的灵魂里，投进了一缕爱情的光线和基督教的宽恕。三个人——丈夫，妻子，情人——一霎那间都转变了。一切变得淳朴，忠实。但是在安娜慢慢恢复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觉得，“在几乎是圣洁的、指引他们内心的道德力量面前，还存在另一种力量，粗暴的却是无比强大的。这股力量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并且不让他们享受安宁”。他们已经预先知道了在这场较量中他们的弱势，在其中“他们不得不做坏事，做社会认为必要的坏事”。“恶是世界上有理智的东西，献身、爱是丧失理智。”（《安娜·卡列尼娜》，卷二）
如果列文，像他所代表的托尔斯泰那样，在书的结尾自我升华的话，那是死亡对他的触动使然。直到这以前，“他不能信仰，也不能彻底地怀疑”《安娜·卡列尼娜》，卷二。。直到他看到了他的兄弟的死亡，他深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惧。他的婚姻，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抑制了这些悲痛之情。但是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它们重新出现了。他交替地在进行祈祷和否定。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书籍。他甚至害怕自己一度产生了自杀的企图。体力劳动使他得以解脱：对此，他丝毫也不怀疑，一切都是那么清楚。列文与农民们交流；其中一个与他说到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活的”人们。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启示。他看到理智与心灵的对立。理智教给人们为了生活而残酷地斗争；喜爱他人是一点也不合乎情理的：
理智没有教给我任何东西；所有我知道的都是心灵给予和启示我的。
从那以后，平静又恢复了。谦卑的乡下人的以心灵作为唯一指引的话，将他重新领到了上帝面前……哪个上帝？他不求知道这个。这时候的列文，就像长此以往的托尔斯泰一样，面对教堂十分谦卑，对教义一点反抗的想法也没有。
即使是在天穹的想象中，在星球的表面运动中也存在真理。《安娜·卡列尼娜》，卷二。
十
列文的这些不安，他瞒着凯蒂的自杀的憧憬，托尔斯泰也在同一时刻瞒着他的妻子。但是他还没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公的那些平静。实话实说，这种平静是无法传递的。人们感到他所追求的只有实现这一平静。托尔斯泰很清楚这一点。他曾经有过很大的难度来最终将作品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在写完以前就使他厌烦了。“现在，我又写起了让人讨厌和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脱手。”（1875年8月26日，写给费特的书信）
“我必须完成让我讨厌的这部小说。”（1876年3月1日）他几乎无法写下去。他停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对自己恐惧和厌弃。于是，在他生命的空当中，刮起了从深渊中吹来的狂风，死亡的晕眩。后来，托尔斯泰刚刚从深渊逃出来以后，讲述过他这些可怕的年月。《忏悔录》（1879），《托尔斯泰全集》，卷一九。
“我还不到五十岁，”他说道我在这里用托尔斯泰的口气简述《忏悔录》的一些段落。，“我爱过，我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好孩子，一个大的庄园，光荣，健康，身体和精神上的力量；我能像农民一样割草；我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也不会感到疲劳。突然间，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但这不叫生活着。我不再有欲望。我知道我不再有任何的追求。我甚至不再希望认识真理。生活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这就是真理。我那时到了深渊之前，我清楚地看到了在我面前，除了死亡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一个身体健康的、幸福的人，我感到我已经不能再活下去了。无法抗拒的一股力量引领着我要摆脱生命……我没有说我想自杀。推着我走出生命之门的那股力量比我强大；那是与我过去对生命的吸力相似的一种吸力，只不过方向相反。我不得不对自己运用计谋，以免太快地退却。就这样，我这么个幸福之人，把绳子藏起来不让自己找到，为了使自己不会在每晚一个人待着脱衣服的时候，上吊在我的房间里几个柜子之间的横梁上。我不再带着枪去打猎，免得任由自己尝试拿枪对着自己。参见《安娜·卡列尼娜》，“被爱着，幸福的，一家之长的列文把所有武器都放得远远的，因为他害怕屈从处死自己的念头”。这种精神状态并非为托尔斯泰和他的主人公所独有。托尔斯泰曾经为整个欧洲，特别是俄国的有闲阶层的自杀数量的增长而吃惊。这个阶段的作品中经常对此有所影射。据说，欧洲在1880年经历了精神忧郁的一次危机大潮，它吞没了无数的生命。当时是少年的一代人还记着这事。对他们来说，托尔斯泰的描写具有一种历史价值，他写出了藏在这一代人心中的历史悲剧。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只是一场愚蠢的闹剧，被人愚弄。四十年的劳动，痛苦，进步，现在看来只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将只留下一堆腐肉和蛆虫们……我们只能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才能生活；但是沉醉感一消逝，我们就看到一切只不过是欺诈，愚蠢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经不能使我满足。家人，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者。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生命失去了意义，镜子的游戏也就不再好玩了。最坏的是，我不能退忍。我就像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被恐惧所支配，因为迷失了方向，到处乱跑，不能停止，虽然明知道每走一步就会陷得更深……”
他的救星来自于民众。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总是含有 “一种纯生理的、奇特的情感”《忏悔录》。，由社会的幻灭中得来的经验都未能动摇这种情感。最近几年中，他就像列文一样，更接近民众。他这个时期的肖像显示出这种民众性。克拉姆斯科伊所作的肖像（1873）表现了穿着庄稼汉长衫的托尔斯泰，低着头，像个德国的基督。鬓角开始稀疏，面颊凹陷，留着胡子。在另外一幅1884年的画像中，他像个盛装的工头：短发，胡子和颊髯浓密，面庞似乎下部比上部宽很多；蹙眉，眼睛忧郁，鼻孔很大，像狗鼻子，耳朵特别大。他开始想着那些成千上万的生命，他们生活在自杀的、自我麻醉的，或者像自己一样，延续着绝望生活的学者、富人和有闲阶级的狭小圈子之外。他自问为什么这些成千上万的生命可以逃避绝望，为什么他们不自杀。他发现原来他们生活着，不是为了拯救理智，而是不为理智烦恼——为了信仰。这个无视理智的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我们不能没有信仰地生活。宗教的思想早在人类思想的久远的无穷之中就已经酝酿成熟。信仰给予人生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包含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记录的智慧配方就足够了吗？——不，信仰不只是一门科学。信仰是一种行动；他只有被经历过才有意义。托尔斯泰对有钱人和思想者带有厌恶感，对这些人来说信仰只是一种“人生的享乐的安慰”，这使他最终投入到单纯的人们之间，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
他明白劳动人民的人生是真正的人生，给予这个生命意义的是真理。
但是如何来使自己成为民众，来分享他们的信仰呢？我们徒然知道别人是有道理的；而为了使我们成为像他们一样这并非取决于我们。我们徒劳地祈求上帝；我们徒劳地向上帝伸出了我们的贪婪的双臂。上帝避开了。哪里抓得住他呢？
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早春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聆听喧噪。我想到我过去的三年中的惶惑，想到我对上帝的寻求，想到我不断地从快乐跳到绝望……突然间我看到我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才活着。只有在想到他的时候，生命的欢乐的浪涌向了我。周围的一切都活跃起来，一切都有了意义。但是一旦我不再相信上帝，生命突然就停止了。
那么，我还寻求什么呢？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喊叫，就是他，没有他我们就无法生存！认识上帝和生活，是一回事。上帝，就是生命……
从那以后，这一光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