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位A先生，一个有生活经验的老人，和一位B夫人，年轻，幸福，她还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生活。因为在各种家庭情况下，他像爱女儿一样爱她，并且没有想过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爱她……等等。”三年以来，他已经提前经历了他尚未知晓的爱的难以言表的日子，以及公开后的爱情的令人陶醉的日子，还有那期待中神圣的话语悄悄倾诉的时刻，和为了“一去不复返的爱情的幸福”而流下来的眼泪；随之而来的，是疲惫，隐约的不快，单调生活的乏味，两颗结合的灵魂，彼此慢慢地疏远和分离，对年轻女人来说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嫉妒，致命的误解——爱情湮灭了，失去了；终于心灵的温柔和伤感的秋天来临了，重新出现的爱情的面孔是苍白的、衰老的，由于他的泪水、皱纹，对诸多磨难的回忆，对互相伤害的追悔以及流逝的岁月而更加动人；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转向友情，从激情的浪漫庄严地过渡到母爱……所有那些应该到来的，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品味到了。并且最终为了更好的体验这一切，他还在她，他的心上人的身上体验过。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女人心中，并且由她来讲述。那是一种何等的微妙！笼罩在纯洁的面纱之下的灵魂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放弃了他那有点过于强烈的分析的光芒；他没有狂热地要对真理进行毫无保留的披露。内心生活的秘密是任人来猜测的，而不是书写出来的。托尔斯泰的心和艺术变得温柔，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平衡：《夫妇间的幸福》有着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托尔斯泰深刻地感受到的甜蜜和慌乱的婚姻，应该成为他的救星。他原本疲惫，患病，并对自己和自己的努力厌烦。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接下来的是批评界的完全的沉默和公众的冷淡。从1857年至1861年。他高傲地装出兴奋的神情。
我的声誉大大地丧失了群众性，这使我很沮丧。现在，我平静了，我知道我有要说的东西，并且我有力量支撑我高声地说出来。至于说公众，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日记》，1857年10月。
但是他在自吹自擂，他自己并不是对自己的艺术有信心。毫无疑问，他是他的文学工具的主人，但是他并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就像他自己在说到《波利库什卡》时那样，“这是一个知道拿笔的人，遇到题目就写的胡言乱语”1863年，写给费特的书信。。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1862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工作。同一年，警察来到亚斯亚纳·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全部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查封了学校。托尔斯泰当时不在，过于疲惫，他担心得了肺病。
仲裁纠纷对我来说变得无法忍受，学校的工作又是如此的空泛，为了要教育他人而不得不掩藏我对所必须要教授的内容的无知，这引起的我的疑虑对我来说如此的厌恶，以至于我病倒了。如果不是生命中未知的一面成为我的救星，也许我早就陷入了十五年以后几乎陷入的绝望的境地。这一救星就是家庭生活。《忏悔录》。
九
最初他以他所有的热情，尽情享受这一切。“家庭生活的幸福已经把我融化了。”（1863年1月5日）“我非常幸福！非常幸福！我太爱她了！”（1863年2月8日）参见《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产生的个人影响是极其可贵的。她对文学的天分她曾经写过几部短篇小说。，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妻子”，她以全心来体会丈夫的作品。她与他一起工作，记录他的口述，誊写他的草稿。据说她誊写了七遍《战争与和平》。她极力保护他不受其宗教魔鬼的侵扰，这可怕的幽灵时不时地吹拂着艺术的死亡的气息。她还极力地向社会乌托邦关上门。婚后，托尔斯泰立即中断了学校的和杂志的教育工作。她使他的创作天才重新焕发出来。她还做了更多：她的女性的灵魂带给这位天才新的财富。除了在《童年》、《少年》中的一些漂亮的身影以外，托尔斯泰的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存在，或者有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夫妇间的幸福》一书中，由于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的影响，女人出现了。在接下来的作品中，年轻少女和成熟女人的典型大量出现，个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甚至超过男人们的。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为她的丈夫提供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还有她的妹妹塔吉娅娜，有鉴赏力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非常喜欢她的思想和音乐才华。
托尔斯泰说：“我把塔尼娅（塔吉娅娜）和索尼娅（索菲娅·别尔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合到一起形成了娜塔莎。”（转引自米留科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凯蒂的原型，而且，由于他对她的信任感，以及她特殊的视角，她对于他也是一个可贵的和隐秘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些篇章似乎完全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乡下破房子里面的Dolly的设备，Dolly和孩子们；梳妆的许多细节；还不用说那些，如果女人不对他泄漏，一个天才的男人的直觉或许不足以深入到女性心灵的一些秘密。
感谢这段幸福的婚姻，在十到十五年间，托尔斯泰品尝到了对他来说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宁。创作天分掌控托尔斯泰的思想的特有标志：他的《日记》，从1865年11月1日起中断了十六年，在全面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艺术的自私让良心的独白沉默了。这创作期也是物质生活丰富的时期。托尔斯泰疯狂地迷上了狩猎。“在狩猎时，我忘掉了一切。”（1864年的信）在一次骑马狩猎中，他小臂受伤（1864年9月），在修养期间，他口述了《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部分。“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琢磨：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是艺术家，但是，是一个离群索居的艺术家。”（1863年1月23日，写给费特的书信。这个时期写给费特的所有信件都带有创作的狂喜。他说：“我把至今已经出版的作品都看作是练笔。”）于是，在爱情的羽翼之下，他得以悠然自得地梦想并实现了他的思想的巨著，19世纪小说中的里程碑式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4—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人物与激情涌现其中。在这波涛汹涌的人间海洋中，矗立着一个崇高的灵魂，在宁静地鼓动着和震慑着风暴。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思默想的时候，抛开时代和精神的巨大差异，不止一次地，我想到了荷马和歌德。从他创作的时代那里，我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实际上是从荷马和歌德那里汲取了营养。托尔斯泰所列出的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时已经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书有：
“歌德的《赫尔曼和窦绿苔》……影响非常大。”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俄译本）影响非常大。”
186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阅读歌德，产生了各种想法。”
1865年春天，托尔斯泰重读了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表达了“任何其他艺术都不能表达的东西的诗。”
后来，他像敬奉上帝一样敬奉歌德和莎士比亚。但是，他仍然像以往一样崇拜荷马。1857年8月，他以同样的喜悦阅读了《伊利亚特》和《福音书》。在一部晚期作品中，他抨击莎士比亚时，正是把荷马作为真挚、分寸和真正艺术的楷模。更有甚者，从他1865年的记录中，他把文学分成不同的类别，他将《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战争与和平》的开头几部分在1865—1866年发表时的书名是《1805年》。等归为一类，他的精神的自然运动把他从描写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向描写军队和民众的小说，引向描写千百万生灵的意志融汇其中的人类群体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驻守的悲壮经历使他明白了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及其古老的生命。恢宏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在他的计划中，原本只是一系列的史诗般的壁画的居中的一幅，展示了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诗画卷。1863年，托尔斯泰从他写了三个片断的《十二月党人》着手这部作品的（发表在《托尔斯泰全集》卷六中）。但是，他发现，房屋的基础不够牢固；再往下挖掘，他到达了拿破仑战争的年代，并写出了《战争与和平》。1865年1月，《战争与和平》开始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其第六卷完成于1869年8月。那时，托尔斯泰沿着历史的进程溯流而上，制定了有关彼得大帝的一部史诗小说的计划，然后，还有关于18世纪的女皇和宠臣的统治的另外一部小说Mirovitch的计划。他1870年至1873年为此工作，埋头文献中，草写了好几章；但是，他的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使他放弃了作品：他意识到永远不能相当真实地复苏时代已经如此久远了的心灵。后来，1876年1月，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写有关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然后，他带着激情投入到《十二月党人》中。1877年，他收集在世的人的证据，并访问事件的发生地。1878年，在给姑姑A.-A.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时，他说：“这部作品对我非常重要！您无法想象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和您的信仰对您的重要性相当。我想说，比这还重要。”（《未发表的书信集》）但是，随着主题的深入，他放弃了。他的心思不在那儿了。1879年4月17日，他给费特写信时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儿！如果我想着他们，如果我写他们，我引以为荣的期待就是我思想的独自的气味将无法容忍为了人性善，朝人开枪的这些人。”（同上）在这个时刻，宗教危机开始了，他将烧掉过去的所有的偶像。
为了更好地感受这部作品的力量，就必须要考虑到它内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法文译本1879年在圣彼得堡完成。第一个在法国出版的版本是阿歇特出版社1885年的三卷本。最近，一部新的六卷全译本刚刚出现在《托尔斯泰全集》中（卷七至卷十二）。大部分的法国读者，多多少少有些短视，只看到千千万万的细节，被它们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迷失在这片人生的森林中。应该要居高临下地，用目光来拥抱自由的地平线，森林和田野的周遭。这样，我们将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法则的平静，命运气息的强硬旋律，贯穿一切细节的整体情感，和统率作品的艺术家的天分，如同《创世纪》中的上帝漂浮在水上一般。
最初的时候，大海一片寂静。和平，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开始的一百页，以一种沉着的精确描写和高超的讽刺口吻，反映着浮华的灵魂的虚幻。只在接近一百页处，活死人之一——瓦西里亲王，他们当中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了一声叫喊：
我们造孽，我们欺骗，而这一切都为了什么？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我的朋友……一切都以死亡告终……死亡，多么可怕！
在这些虚弱的、欺骗的、无所用心的、所有堕落和罪恶都有可能的灵魂中，也显现出来了一部分比较健全的天性：——有些是认真的人，像天真淳朴的彼埃尔·别祖霍夫，像十分独立而又带有古老的俄罗斯情感的玛丽·德米特利耶夫娜，像充满青春气息的小罗斯托夫们；——有些是善良和忍让的人，像玛丽公主；——还有一些是并不善良，而且自负，被不健全的生活所折磨的人，像安德烈亲王。
但是最初的波涛翻腾到来了。行动开始了。俄罗斯军队进入了奥地利。命运主宰一切，没有什么能比撕裂这些最基本的力量更具有主宰性的了，——那就是在战争中。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并不追求指挥的人，正如库图佐夫和巴格拉季昂巴格拉季昂（1765—1812），俄国将军，公爵。1799年反拿破仑战役中曾因攻占布雷西亚而名声大振。——译者注那样的人，“让人相信他们的个人意志与简单的事实完全吻合，这一事实是由环境的力量，部下的意愿，或者是偶然的现象促成的”。这是完全听命于命运的好处！纯粹的行动的快乐，正常和健全的状态。慌乱的精神重新找到了它们的平衡。安德烈亲王重新呼吸，开始了生活……而在远处，远离神圣风暴的生命气息的地方，两个最善良的灵魂，彼埃尔和玛丽公主，被他们的上流社会的流俗所威胁，被爱情的谎言所蛊惑；安德烈，在奥斯特利兹受了伤，原本陶醉在行动中间，突然间，被粗暴地打断，巨大的清明感被唤醒了。他仰身躺着，“只看到了高高在上的无垠的天空，深不可测，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漂浮着”。
“多么宁静！多么平和！”他自言自语，“这与我的狂烈奔跑多么不同！我怎么没更早发现天空是如此之高？我是多么高兴终于发现了这一点！是的，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令人失望的，除了它以外……除了它以外一切都不存在……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