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激化了。屠格涅夫大怒，威胁要打托尔斯泰的耳光。托尔斯泰要求赔礼道歉，当场用枪决斗。屠格涅夫立即为他的行为后悔，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原谅。约在二十年后，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托尔斯泰自己提出道歉，当1878年，他公开放弃了过去的生活，在上帝面前自愿地将骄傲的气焰压下去时。分别以后，他们都冷静下来，并努力要还对方以公道。但是时间更加重了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圈中人的疏远。他不能原谅这些艺术家的口是心非：一面过着放荡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坏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生涯中遇到的那些人差得多。而他们竟然对自己很自信，扬扬得意，就像他们是完全健康的一样。他们使我恶心。《忏悔录》，《托尔斯泰全集》，卷一九。
他与他们分开了。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仍旧保留着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说：“我们和一座精神病院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在当时，我对此也有臆测，因为像所有疯子一样，我把每个人都当作疯子，除了我自己。”（《忏悔录》）他的自负从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丰厚的宗教；它能为你带来“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经是这一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享有惬意的、好处多多的生活条件……
为了能够完全投身其中，他从军队中退伍了（1856年11月）。
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不会长久地闭着眼睛。他相信进步，并且愿意相信。但是这个词对他来说“意味颇深”。到国外去旅行——1857年1月29日至7月30日，法国、瑞士和德国——使这一信念完全被推翻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执行死刑的一幕“向他表明迷信进步的无意义……”
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在篮子里时，我以我全部的身心，明白了任何关于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一行为的正确性。即使全世界的人，以任何一种理论，证明这么做是必要的话，我也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决定善与恶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所做的，而是我的内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意施舍一个流浪的小歌手，他便在《聂赫留朵夫亲王日记》《聂赫留朵夫亲王日记》，卢塞恩，《托尔斯泰全集》，卷五。中记下了他对所有那些自由派珍爱的幻想，对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划出几条想象的线条来的人……”表示了他的蔑视。
在他们看来，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这一想象的认识毁坏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给我关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的定义？在哪里善与恶互不共存？我们身上只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指引者，那就是使我们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
回到俄国，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开始关注农民。这并非说明他不再对民众抱有幻想。他写道：
民众和民众的良知的辩护者都白费口舌了，群众也许是正直者的集合体；然而他们只是在庸俗的、可鄙的方面集合，所反映的只是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聂赫留朵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启发的并非是民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却不知道该教些什么。为了学习，1860年7月3日至1861年4月23日，他又去了欧洲进行第二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在德累斯顿认识了奥尔巴赫，这曾是他的有关人民教育的第一个启蒙者；在基辛根认识了弗罗贝尔；在伦敦认识了赫尔岑；在布鲁塞尔认识了蒲鲁东，他似乎使托尔斯泰深受触动。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不用说他把它们都摒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了真正的对民众的教育是在他觉得可笑的学校以外进行的，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街道、生活，这些被他称作“无意识的学校”或“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是和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这就是他想创建的，也是他在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尝试创建的学校。特别是从1861年至1862年。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接受任何精英、“自由的享有特权的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不了解民众。他们也无权这样做。这种强加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也无法造就一些“人类需要的人，而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和一些挣脱了自己原有的社会阶层、又没有任何目的的、青少年时期就被惯坏了的、在人生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态的、傲慢的自由主义者”《教育与修养》，参见《托尔斯泰的生活与作品》，卷二。。应该让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不一定要“知识分子强加于他们的读和写的技巧”，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别的更急迫的、更合理的精神需要。努力地去理解他们并帮助他们去满足这些需要吧。
这是他一直以来作为一位革命的保守者的自由理论。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试着做一番试验，在那里，他更像学生们的同学，而不是他们的老师。托尔斯泰1862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上发表了这些理论。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在农业开发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思想。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来对付地主和政府的滥用权威。
但是不要奢望这种社会活动使他满足，并占据他的全部。他继续受到敌对的激情的控制。尽管有了各种社会活动，他始终喜欢并需要社交。时不时地，享乐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活动的兴趣又占据了他的身心。他冒着生命危险去猎熊，他常常去豪赌一把。他甚至有时屈从于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对他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之后，他陷入了厌恶的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令人遗憾地留下了艺术的和道德的不确定性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托尔斯泰全集》，卷四。有着一股典雅的自负和浮华的气味，这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出现是令人惊讶的。1857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托尔斯泰全集》，卷五。，软弱而奇怪，他惯常的那种深厚感和精确度都没有了。1856年的《弹子房记分员手记》，更动人，但是更显仓促，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自我的那种憎恶。聂赫留朵夫亲王，他的化身，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
他拥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强烈的渴望；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却做了更坏的事：他扼杀了自己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并非是为了强烈的激情的缘故，而只是缺乏意志。
死亡的到来都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的奇怪轻率，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思想轻浮……
死亡……在这一时期，开始缠绕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1858—1859）《托尔斯泰全集》，卷六。已经预示了《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郁的分析，将死之人的孤独感及其对生者的怨恨，他的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驿站老马夫，砍断的桦树——的三部曲，各自充满了伟大。肖像刻画逼真，形象也颇为动人，尽管作品结构还很松散，桦树的死缺少托尔斯泰描写美景的那种精确的诗意。总的来说，我们尚不知是为了艺术而创作呢，抑或是为了道德意图而创作。
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招待会上的演讲中讲演的题目是《文学中的艺术本质高于所有一时的潮流》。，他为艺术而艺术辩护；而该协会主席霍姆亚科夫霍姆亚科夫（1804—1860），19世纪俄国斯拉夫运动的奠基人，诗人，俄国东正教的一位有影响的世俗神学家。——译者注，在称他为“纯艺术的文学代表”之后，以社会的和道德的艺术的论调对他进行驳斥。他用托尔斯泰自己的实例——《三个死者》中的老车夫——提出与托尔斯泰相反的观点。
一年以后，1860年9月19日，他的亲爱的哥哥，尼古拉，患肺病死于耶尔，这给予他很大的打击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1856年死于肺结核。托尔斯泰在1856年、1862年和1871年认为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病。他，就像在1852年10月28日写的一样，“有强壮的体质和不佳的健康状况”。他不断地感冒、嗓子疼、牙疼、眼睛疼、风湿疼。1852年在高加索，他不得不“每周至少两天不能出门”。1854年，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疾病使他停下数个月。1856年，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因为胸部的毛病大病一场。1862年，因为怕是肺结核，他在萨马拉的巴什基尔人那里接受马奶酒疗法。187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他与费特的通信充满了这方面的担忧。这种健康状况让我们容易理解萦绕着他的思想的死亡。后来，他说起疾病就像在谈论一个好朋友。
“当人们生病时，似乎人在一个缓坡上下滑，这个坡，在某个点上拦着一个帘幕，轻飘飘的布料的轻飘飘的帘幕：这边是生，那边是死。有多少病人在精神上胜过了健康人啊！不要和我谈从没有生过病的人。这样的人是可怕的，尤其是女人，一位身体很好的女人是一头真正的野兽！”（与M.保尔·布瓦耶的谈话，《时报》，1901年8月27日），以至于“动摇了他对善及一切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可怕的……毫无疑问，只要探秘的渴望和诉说的渴望还存在，我们就会努力地来了解和倾诉。这是我的道德观念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但不是以你们的所谓的艺术的形式。艺术是谎言，而我已经不再喜欢美丽的谎言。1860年10月7日，写给费特的书信。
但是，不到六个月以后，他在他的《波利库什卡》之中又重新找回了“美丽的谎言”1861年写于布鲁塞尔。，除了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诅咒之外，这本书也许是它的作品中最不具备道德意图的一部，是一部纯粹为艺术而写的作品；这是一部杰作，我们从中能够责备他的是，他的丰富的观察力、他的丰盛的材料足以写一部伟大的小说，以及结尾的残酷和开头的幽默之间的鲜明得有些残酷的对比。这个时期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暴风雪》（1856），一篇朴素游记——它勾起了个人的回忆——具有诗意和准音乐的非常优美的效果。托尔斯泰后来在《主与仆》中重新使用了部分背景。
八
在这一过渡时期，托尔斯泰的天才在摸索，对自我的怀疑，看似恼怒，“没有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的愿望”，就像《弹子房记分员手记》中的聂赫留多夫，可是这期间他创作出了最纯粹的完全不像他的作品的《夫妇间的幸福》（1859）《托尔斯泰全集》，卷五。。这是爱的奇迹。
数年以来，他一直都是别尔斯家的朋友。他曾经一度先后爱上过妈妈和三个女儿。在他还是小孩时，他曾在一阵嫉妒的冲动下，把他的小伙伴，当时才九岁的未来的别尔斯夫人从阳台上推下去。这让她跛了很长时间。最终是家里的二女儿使他钟情。但是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那时还只不过是个孩子：她刚刚才满十七岁；他呢，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自视为一位老男人，没有权利再将自己的疲惫污损的生活，与一位年轻女孩的纯洁无瑕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三年。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了他如何向索菲娅·别尔斯表白，她又是如何回答的，——他描述两人用铅粉，围着一张桌子，洒出了他们不敢说出口的第一个字母。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以近乎残酷的坦诚将他的日记给其未婚妻看，来使她完全了解他的耻辱的过去；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凯蒂一样，索菲娅从中感受到了苦涩的悲痛。1862年9月23日，他们结婚了。
但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在创作《夫妇间的幸福》时，这一婚姻在诗人的心里已经完成。参见《夫妇间的幸福》中的谢尔盖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