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了忘却周围的景象，他又开始了写作。在炮声隆隆中，他又如何能寻找到创作所必需的精神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这本书是混乱不堪的，我们可以把它的凌乱性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带有司汤达式的分解和再分解的抽象分析的枯燥性，归咎于它诞生时的条件。我们在完成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品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方式。例如，“有三类爱情：1.审美的爱情；2.忠诚的爱情；3.主动的爱情，等等”（《青年》）。或者“有三类士兵：1.驯服的士兵；2.专制者；3.自吹自擂者。——他们本身又可分为：a.冷静的驯服；b.急切的驯服；c.喝酒的驯服，等等”（《伐木》）。但是我们欣赏的是它对存在于一个年轻头脑中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而深刻的探索。这部作品是一部罕见的与自我的对话。并且有些时候，在春日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在为了被遗忘的罪过而奔向修道院的记述中，有多少诗意的清新啊！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赋予了某些篇章一种抒情的美，它的语调令人回忆起《高加索纪事》。例如，对这一夏夜的描述：
新月发出了平静的光芒。池塘波光闪烁。一棵棵老桦树，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一侧繁茂的枝叶闪着银光，另一侧的黑色阴影遮住了草丛和道路。鹌鹑在池塘后鸣叫。两棵老树轻轻互相碰触时发出的沙沙声几乎无法分辨。蚊子嗡嗡地叫着，一只苹果坠落在枯叶中，青蛙们一直跳到平台的石阶上，绿色的后背在一缕月光下闪亮着……月亮升起来；它悬挂在明亮的天空中，照亮了宇宙；池塘变得更加明亮；暗处变得更加黝黑，光变得更加透明……而我，谦卑的虫子，已经笼罩在人间的一切激情之中，但是得益于爱情的力量，我感到在这一刻，自然、月亮和我，我们已经融为一体。《青年》，第三十二章，《托尔斯泰全集》，卷二。
但是眼前的现实比过去的旧梦更加具有说服力，它不留余地地迫使人注意。
《青年》因此没有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之间，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者，并且在他的令人无法忘怀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记录下他们的和他自己的悲怆。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通常被人笼统地加以同等的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第二篇，在艺术情感上，要比另两篇突出。另两篇被爱国主义所左右，第二篇之中却充满了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在读了第一篇寄给了《现代人》杂志，并立即被发表。之后，潸然泪下，而沙皇则赞叹不已，下令将作品译成法文，将作者从危险区调离。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只有爱国主义和战争可以鼓吹。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还未觉察到野心和自负，也没有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感。对于他来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相媲美”。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经过想象的修饰，也不存在客观表现的尝试；作者漫步于城市中；他以洞察的目光观看，但是讲述的方式缺少自由：“您看……您进入……您注意到……”这是带有大自然的美丽印象的巨幅报告。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从篇首一开始，我们就读到：
成千上万种人类的自尊心在这里碰撞，或在死亡中消逝……
再往后一点：
……因为有了许多的人，也就有了许多的虚荣心……虚荣心，虚荣心，到处都是虚荣心，即使在坟墓门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谈论着爱、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虚荣者和追逐时尚之流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纪事不再是作者的简单的叙事，而是直接把激情与人展示在舞台上，揭露隐藏在英雄主义之下的东西。托尔斯泰以其犀利的目光，在他战友的内心深处探索；在他们和他自己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还在继续上演的人间喜剧。特别是恐惧被他明确指出，被他揭去了面纱，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这挥之不去的恐惧，这死亡的阴影，被他毫无顾忌地、毫无怜悯地、以一种可怕的真诚来解析。托尔斯泰很久以后，在与朋友泰雷洛莫的《访谈》中回到这个主题。他特别向朋友讲述了他经受的一次恐惧的危机，他睡在装甲后面露天工事里挖出的“住房”里的一个夜晚。参见J.-W.彼扬斯托克所译的《革命者》卷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插曲》。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弃一切情怀，正如他不屑地指出“那是一种空泛的、女性的、只会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有时还带有病态稍后，德鲁日宁友爱地保护他不受伤害：“您有一种过分细腻的分析倾向，这倾向可能转变为一个大错。有时，您准备好说‘在某个人身上，腿肚子表明了他去印度旅行的欲望……’您应该抑制这种倾向，但无论如何不要遏制它。”（1856年书信，转引自P.米留科夫），但是这一天才从来没有比描述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于幻想的深刻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描写了炮弹落下来，尚未爆炸前的咝咝声中的那一秒钟，不幸者的灵魂中发生的一切——另外一页描写了炮弹炸响了以后，“他当胸受到炮炸，当场死亡”的情景。
如同戏剧表演中间乐队休息时那样，在他的战斗的场景中，大自然的巨大的明媚展现出来，阳光拨开乌云，白昼的交响曲在壮观的景色中，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呻吟转侧中回响。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的第一篇纪事的爱国主义情怀，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这些宣扬爱和奉献同样伟大的基督徒们，看看他们所做的吧，在那赋予他们生命，将对死亡的恐惧、对善与美的爱装进每个人的心灵的人面前，竟然不双膝跪下忏悔！他们不再像兄弟一样，以喜悦和快乐的眼泪来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一小说的时候，其中的尖刻语调还未在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托尔斯泰产生了疑虑：把这些说出来是不是错了？
一种可怕的怀疑压抑着我。也许不应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我说的是可恶的真理，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无意识地掩藏着的真理，不应该被表达出来，因为一旦表达，就会造成伤害，就如同不应该搅动酒糟而破坏了美酒一样。哪里是必须避免的恶的表达？哪里是应该模仿的美的表达？谁是坏人？谁是英雄？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都是坏人……
但是他又自豪地镇定下来说：
我的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以全部灵魂所热爱的，我极力展现它的所有的美，它曾经是，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美的。它就是真理。
读了这几页之后检察机关删去的部分。，《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从果戈理去世以后，在俄国文学中所剩无几的……您带给我们艺术的真理是全新的。我只害怕一件事情：时间和生命中的怯懦，围绕我们周围一切的装聋作哑，对您像对我们中间大多数曾经做过的那样，——将您的精力消磨殆尽。1855年9月2日，J.-W.彼扬斯托克译。
一切毋庸担忧。时间，消磨的是普通人的精力，但却反而能增加托尔斯泰的精力。但是，在那时候，祖国的困境、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带着一种痛苦的怜悯的情感，唤醒了他对于自己的过于严酷的坦白的懊悔。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在讲述军官们的赌钱和争吵时，他打住了，说道：
我们在这幅图画前赶快放下幕布吧。明天，也许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快乐地迎向死亡。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高贵的火花，将使他成为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丝毫也没能减弱其纪事的现实性力量，但是对人物的选择已经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心。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悲壮的陷落，通过两个动人的令人骄傲的人物体现出来：两兄弟，哥哥叫科泽尔特佐夫营长，和托尔斯泰有些相似“他的自尊与他的人生混在一起；他看不到其他的抉择：做最好的，或者毁灭……他喜欢在他和与他对比的人中感觉到自己是最好的。”；弟弟叫沃洛佳旗手，害羞但是热情，加上他狂热的独白，他的梦想，他的无缘无故涌上双眸的眼泪，温柔的眼泪，怯懦的眼泪。刚到防御工事那会儿他很害怕（可怜的小家伙还在怕黑，当他睡下的时候，要把头藏在军大衣里），孤独感和别人的冷淡使他闷闷不乐，过了一些时候，他却在危险中感到快乐。他属于富于诗意的青少年人物群像中的一员（《战争与和平》中的彼佳，《入侵》中的少尉），这些人心中充满了爱，笑着去打仗，突然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夭折了。两兄弟在同一天——防守的最后一天——战死了。小说就以这样的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怒吼的句子结束了：
军队离开了城市。每个士兵，看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怀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悲苦，叹着气，向敌人伸出了拳头。1889年，托尔斯泰在为A.-J.伊尔绍夫所著的《一个炮兵军官的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写序言的时候，回想起这些场面。全部英雄主义的回忆在这里消失了。他想起的只有持续七个月的恐惧——双重的恐惧：死亡的恐惧和耻辱的恐惧——可怕的精神折磨。所有守卫的功绩对于他都压缩成这句话：曾经是炮灰。
七
一年中，托尔斯泰在这地狱里接触到了激情、虚荣心和人类的痛苦的深处。走出地狱后，1855年11月，他重新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他对他们有着一种厌恶和轻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的一切对于他都显得猥琐和虚假。这些人，远远看来似乎笼罩在艺术的光环中——屠格涅夫，他曾经爱戴的，刚刚从《伐木》中走来的——走近看来，悲苦得令他失望。1856年的一幅画像，他置身于他们之间：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罗斯剧作家，一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阶段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译者注、格里戈罗维奇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乡村》（1846）和《苦命人安东》（1847）。——译者注、德鲁日宁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评论家。——译者注。在别人的顺其自然的神情之间，他的悲苦严峻的神态，他的骨骼瘦削的脑袋，深陷的双颊，双臂僵直地交叉，十分显眼。站立着，身着军装，站在这些文学家身后，正如美亚雷斯风趣地所写的那样：“他看上去不像这伙人中的一员，倒更像看管他们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要把他们押送回监狱里去。”美亚雷斯：《托尔斯泰》，思想活动联盟出版社，1899年。
然而，大家都殷勤地围绕着这位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同行，他有着双重的光环：作家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屠格涅夫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事》时，“留着泪，喊着：乌拉！”，向他伸出了友爱的手。但是两个人话不投机。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用同样锐利的目光看世界，但他们都在自己的观察视角中混进了各自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嘲讽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为了美而奉献的；另一个则是粗暴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所苦恼的，孕育着一个隐藏不漏的神明的。
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视为精英，人类的首脑。他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于放荡的平庸的中产阶级的傲视。屠格涅夫在一次谈话中抱怨托尔斯泰的愚蠢的贵族傲气和土地贵族的吹牛。这也是他的性格的特征之一——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我的性格之一，无论好还是坏，但总是在我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不自觉地总是对抗外部流行的影响……我有一种对普遍风气的厌恶。”（给P.米留科夫的书信）。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智的潜在的蔑视，使得他到处去探究自己和他人的欺骗、谎言。
他从不相信别人的真诚，所有的道德激情对他来说都是虚伪的，他习惯于用他那十分深邃的目光去审视一个他认为没有说实话的人……屠格涅夫。
瞧他听人说话的样子！瞧他用他的深陷于眼眶中的深褐色的眼珠看他的谈话对象的样子！瞧他紧抿着的嘴唇含着多大的讥讽的神情！格里戈罗维奇。
屠格涅夫说，再没有什么比他的尖刻的注视，再加上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让人更难堪的了！欧仁·加什金：《回忆屠格涅夫》，1883年。参见米留科夫所著《托尔斯泰的生活和作品》。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见面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激烈的，导致他们决定性的不和的对抗发生在1861年。屠格涅夫让人看到他的博爱的情感，并谈论他的女儿负责的慈善机构。没有比上流社会的布施更令托尔斯泰愤怒的事情了。
“我认为，”他说，“一个穿得很好的姑娘，膝盖上补着几块又脏又臭的破抹布，上演缺乏真挚的一个戏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