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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托尔斯泰传(3)

在他梦想着为别人活着,进行自我牺牲的那一刻,肉体的和轻浮的思想纠缠着他:高加索的某个女人的形象使他迷恋,或者是“如果他的胡须的左侧比右侧竖得高,他就会绝望”。《日记》,1851年7月2日。——“管它的呢!”上帝在这里,他再也不会抛弃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孕育良多,所有生命的强大力量在其中得到激发。

我觉得,想要去高加索旅行一次的想法如此的轻浮,是上天给我的启发。上帝之手指引了我。我不停地向他表示感谢。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变得好多了,而且我坚定地相信,所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既然是上帝自己愿意它发生……1852年1月,写给塔吉娅娜婶婶的书信。

这是春回大地的感恩之歌。繁花盛开。一切都那么好,一切都那么美。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盛开了最初的鲜花:《童年》、《一个地主的早晨》、《入侵》、《少年》;他感谢生命之神使他辉煌。1851年的一幅肖像已经显示出在他心灵中完成的转变。头昂起,面容开朗了一些,眼窝不那么深了,眼睛还保持着严厉的凝视,刚刚出现胡须的半张的嘴是忧郁的。这里总有某些骄傲的和不信任的东西。但青春气多了。

《我的童年的故事》从1851年的秋天在蒂弗里斯开始,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蒂格尔斯克结束。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使人怦然心动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动人心魄的危险当中,致力于去发掘一个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富于特色的和充满激情的世界的托尔斯泰,在这部最初的作品中,又回到了对他过去生活的回忆里。但是当他写作《童年》的时候,他生着病,他的军旅活动突然地中断了;并且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之际,孤独而痛苦,处于一种多愁善感的状态,于是往事便在他的眼前一一浮现。他此时写给塔吉娅娜婶婶的信充满温情和泪水。正如他所说的,是“哭哭啼啼的列夫”。(1852年1月6日)经过了过去几年的颓废而紧张疲惫的生活之后,对他来说,重新生活在童年那“美妙的、无邪的、诗意的和快乐的时期”,重新塑造一颗“善良、敏感和能够去爱的童心”,是多么美好。总之,怀着年青的热情与无限的计划,怀着诗意的想象力的循环往复的特征,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的那些伟大的小说就只是一个长长的历史链条上的圆环,那些恢宏整体的章节是永远也不可能实施的《一个地主的早晨》是一部《俄国地主小说》计划的片断。《哥萨克》是一部高加索的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浩瀚的《战争与和平》在作者的头脑中只不过是一部当代史诗的某种序曲,而《十二月党人》应该是其中心。,托尔斯泰,在这时候,只把《童年》看作是《人生四部曲》的开始的几章而已,整个著作应该也包含他在高加索的生活,而且毫无疑问以他通过自然来获得上帝的启示为终结。

后来托尔斯泰在对待这部有助于其成名的作品《童年》的时候,态度非常地严厉。

“这是如此糟糕,”他对比卢科夫说,“写作的时候带着如此少的文学真诚!……其中无任何可取之处。”

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手稿被匿名寄给了俄国著名杂志《现代人》,很快就出版了(1852年9月6日),并且受到了所有欧洲读者的认可,获得了普遍的成功。可是,尽管作品拥有诗意的魅力、细腻的笔触和敏感的情绪,我们后来还是明白了为什么它没有取悦托尔斯泰。

它使托尔斯泰不高兴的原因,也就是它取悦别人的原因。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某些当地的典型人物和为数很少的几页中朝圣者格里沙,或者母亲之死。,他以宗教的情操和感情的写实主义打动人以外,托尔斯泰的性格在其中表露甚少。一种温情的、柔和的情感贯穿书中,使他始终很反感,也是在接下来的他的其他小说中所摒弃的。我们重新认识了他,我们重新认识了他的幽默和他的眼泪;它们来自狄更斯。在他钟爱的作品之中,在十四岁到二十一岁之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指出:“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的时候,又重读了这部著作。

他自己又指明另外两个对他影响重大的人物:斯特恩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著有《项狄传》。——译者注和特普费尔特普费尔(1799—1846),瑞士法语作家,画家。——译者注。他说:“我那时深受他们的启发。”给M.米留科夫的信。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会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就会很容易在《童年》的记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了一种更加贵族化的本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质朴。

托尔斯泰在最初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民众熟悉的面孔。但是他的个性很快地得到了确认。《少年》(1853),比起《童年》来,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完美,揭露了一种独创性的心理,一种出自天然的鲜明情感,和一个受尽折磨的灵魂,这种折磨也曾经使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受其苦。在《一个地主的早晨》(1852年10月)中《一个地主的早晨》直到1855—1856年才完成。,托尔斯泰的个性彻底地塑造成型并表现出来,带着他的观察的认真与深入以及对爱的忠诚。他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描绘的那些出色的农民肖像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民间故事》中最美丽的描写的雏形:例如养蜂的老人《两个老人》(1885)。,矮小的老人站在一棵桦树下,双手张开,眼睛向上仰望,谢顶的头在阳光下闪亮,四周围是金色的蜜蜂,飞来飞去却不去蜇人,在他的头上形成了一个王冠。

但是这一时期他的典型代表作是那些直接浸注了他的现实情感的:《高加索纪事》。第一篇,《入侵》(1852年12月24日完成),突出了绝美壮观的景色描写:群山之中,太阳从河岸边升起;一幅惊人的夜的图画,光影和声音以一种集中的渲染手法表现出来;夜归,远处积雪的山峰消逝在紫色的雾气中;士兵的歌唱的美妙的嗓音升高并飘散在透明的空气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几位人物典型已经在初尝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绝对没有为了乐趣而去战斗,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朴实的、平静的、可以非常容易和非常舒服地用眼睛直视的俄罗斯人物”之一。他沉重、笨拙、略带可笑、对周围的人无动于衷,所有其他的人在战争中都改变了,唯独他没有;“他完全像我们总是见到的那样:一样的平静的动作,一样的平稳的嗓音,一样的天真而沉重的脸上的纯朴的表情”。在他身边,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公,非常善良,却假装野蛮的样子。而那个可怜的小个子少尉,对于他的第一场战斗非常愉快,充满了温柔,随时要冲上去搂住每个人的脖子,可爱又可笑,却愚蠢地被杀死了,就像彼加·洛斯托夫那样。在画面中央,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的面孔,没有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观察着,并且已经让人听到了他的反对战争的呼喊:

人们就不能在这个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个广袤的满布星辰的天空之下愉快地生活吗?他们怎么能在这里,保存着丑恶的、复仇的情感,保存着去毁灭他们的同类的狂怒呢?人性中所有的恶应该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消失,这是善与美的最直接的表达。《入侵》,《托尔斯泰全集》,卷三。

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观察高加索的纪事,只是在后来才被加工完成:1854—1855年的《伐木》《托尔斯泰全集》,卷三。,一部精确的写实主义作品,有点冷峻,但是有很多对俄罗斯士兵的心理令人好奇的记述——这是预示未来的记述;在1856年完成的《在小分队中与一位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托尔斯泰全集》,卷四。,一位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一位放纵的下级军官,怯懦、醉酒、撒谎,不敢想象着自己像所有他轻视的战士们中的一个那样被杀死,而这些人当中的最差的一位也比他要强上一百倍。

在所有的这些作品之上,耸立着群山之中的第一道山脉的最高的那座,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抒情小说中最美丽的一部,是他童年的颂歌,是高加索的诗篇——《哥萨克》。尽管这部书是1860年在耶尔完成的,但其绝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积雪的山峰将它们的高贵的线条绵延到了光亮的天空,全书充斥了这一乐音。而这一天才奇葩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像托尔斯泰所说,“是青春的法力无边的上帝,是永远不会再出现的热诚”。多么雄伟的春之泉!爱情喷涌而出!

“我爱,我如此地热爱!……勇敢的人!善良的人!……”他重复说,他想要哭。为什么?谁是勇敢的人?他爱的是谁?他不太清楚这些。《哥萨克》,《托尔斯泰全集》,卷三。

这一沉醉的心灵在无序地流动着。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重新回到高加索,在冒险的生活中,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在他的自相矛盾的渴望的混乱当中自我放纵。他时而想着,“快乐,就是为他人而活,就是自我牺牲”,时而又想,“自我牺牲是很愚蠢的”;他差不多像那位哥萨克老人埃洛切卡一样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没有什么罪恶,与一位漂亮女子玩乐不是罪恶,那是祝福”。但是他需要去想吗?只要活着就足够了。生活是完全的美好,完全的幸福,生活是强大的,生活是普遍的:生活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主义煽惑并吞噬了他的灵魂。在森林中迷了路,“在野生的植物,在无数的野兽和鸟类,成群的飞虫中间,在阴暗的绿色植物中,在芬芳和温热的空气中,在叶子之下四处流淌的纤细的颤动的水流中”,离敌人埋伏地点只有两步的地方,奥列宁“一下子毫无理由地被一种如此快乐的感情占据,依照一种童年的习惯,他画着十字,感谢着某个人”。就像一个印度游僧,他兴奋地独自一人在这吸引他的生活漩涡中迷失,数不清的看不见的生物隐藏在各处,在此时窥视着他的死亡,成千上万的昆虫绕着他,叫着: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同伴们!这里有可以蜇的人!”

对他来说很清楚,在这里他不再是一个善良的俄罗斯人,不再是来自莫斯科上流社会,不在是某人或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像蚊蝇、野雉、雄鹿,像那些活着的,眼下正围着他游荡的生物。

“像他们一样,我生活着,我将死去。杂草会在上面长出……”

他的心是快乐的。

在这一年轻的时刻,托尔斯泰活在生命的力量与爱的狂热之中。他拥抱着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之中,他倾泄,他麻痹,他激发他的伤痛、他的愉悦和他的爱。“也许”,奥列宁说,“钟情哥萨克姑娘,我爱的是她身上的大自然……在爱她的同时,我感到我成为大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经常拿她爱的姑娘和大自然比较。

“她像大自然一样公平,安静和沉默寡言。”

另外,他把远处群山的面貌和“这威严的女人”的面貌相比。但是这一浪漫的沉醉永远不能消除他那目光的敏锐。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首热烈的诗歌中的景色那样,以这样的一种强大力量来描画,加上如此真实的人物刻画。自然与世界的对立,成为小说的基础,也将成为托尔斯泰整个一生的思想中最钟爱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中的一篇,已经使他找到了《克莱采奏鸣曲》中的某些严酷的语调,来斥责人生的喜剧。在奥列宁给他的俄国朋友们的书信中就是这样表达的。但是他对他所爱的人并没缺少诚实;而且自然的生物、那位美丽的哥萨克女子和她的朋友们,与他们的自私,他们的贪婪,他们的欺诈和他们的罪恶一起被展览在明亮的光线下。

一个特别的机会将要到来,提供给他来证实他的这种英雄主义的诚实。

1853年11月,对土耳其的战争宣告爆发。托尔斯泰被征召到了罗马里亚军团中,然后去了克里米亚军团,1854年11月7日到达了塞瓦斯托波尔。他的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之心。他勇敢地履行职责,常常出生入死,尤其是在1855年四五月间,他三天中就有一天在第四炮台上执勤。

接连数月生活在连续不断的紧张与恐惧之中,与死神面对面,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与上帝对话。1855年4月,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段祷告,感谢上帝在危难中对他的保护,并乞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便于达到生命的永恒与光荣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对我来讲还是未知……”这一生命的目的,与艺术毫不相干,而已经是宗教了。1855年3月5日,他写道:

我已经被引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面前,我感到为了它的实现,我可以不惜牺牲我整个的生命。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个新的宗教,一个基督的宗教,但是教义与神秘感是经过了涤荡的……通过明白的认识来行动,以通过宗教来使人类团结起来。《日记》,J.-W.彼扬斯托克译。

这将是他晚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