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认为，这可能是个大胆的猜测，可以在米开朗琪罗一封十四行诗背面一幅怪异的素描中重新找到维多利亚的样子：一幅美丽却忧郁的素描。米开朗琪罗并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上了年纪，半裸着身子，干瘪的乳房下垂着；头部却并未衰老，直直抬着，沉思着，充满了自豪；一条项链围在她细长的脖子上；头发高耸，上面带着无边软帽，帽绳系在下颌下方，挡住了耳朵。在她的对面，有一个老人的脸，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正在注视着她。这是最后一次。她刚去世，米开朗琪罗为她做了这幅素描。在素描旁，那为维多利亚的去世所做的十四行诗是最美的一首。弗雷在《米开朗琪罗诗集》中复制了这幅素描(第383页)。费罗尼科·阿里卡尔纳斯澳了解她并为她写了传记，尽管在著作中他措辞谨慎，但还是可以从中得知她长相丑陋。“当她嫁给佩萨克拉侯爵时，”他说，“她努力发展自己在思想上的才智：因为她不拥有绝美的外貌，却可以在文学上提高修养，以修炼成不朽的精神美——这美不像其他的美，它永不消逝。”——她是个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自己说：“粗俗的感官，无法产生和谐，去创造高贵灵魂间纯洁的爱情，决不能在她身上唤起快乐或是激起痛苦……”她还说：“明亮的火焰，把我的心高高托起，以至于卑劣的念头让它感觉不适。”——她没有一点能够吸引聪明且性感的佩萨克拉，但爱情的不理智却使得她为爱他而生，为受这爱情煎熬而生。
是的，她为他丈夫的不忠而痛苦万分，那不勒斯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她自己的家背叛了她。然而，当他1525年死去的时候，她的痛苦不减一分。她遁入宗教，以作诗逃避现实。她先在罗马，后在那不勒斯过着修道院修女的生活当时，她精神上的导师是凡龙纳的地方主教马提奥·吉贝尔提，他是第一批试图对天主教教堂进行革新的人当中的一个。吉贝尔提的秘书是诗人弗朗西斯科·贝尔尼。，但并没有抛弃尘念：她寻求孤独是为了能专心想念爱人，在诗中歌唱爱情。当时她和意大利所有的大作家都保持联系，如萨多雷、邦博、将《侍臣论》手稿托付给她的卡斯提格里奥纳、在《疯狂的奥兰多》中歌颂她的阿里奥斯特、保罗乔夫、贝尔纳尔多·塔索、罗多维克·多勒斯。自1530年起，她的诗歌在整个意大利传遍，她是当时唯一一个因此获得巨大荣誉的女性。她隐居在伊斯基亚荒岛，在这孤寂的美丽岛屿上，在和谐的大海中不知疲倦地歌唱她那变形了的爱情。
但自1534年起，宗教将她整个俘虏。天主教改革的精神、试图在避免宗教分裂的基础上改革教会的宗教自由思想征服了她。人们不知道她是否在那不勒斯认识胡安·德·瓦尔德斯胡安·德·瓦尔德斯是西班牙查利·昆特亲信秘书的儿子，1534年他在那不勒斯安顿下来，在那担任革新运动的首领。有名的贵妇都聚集在他周围。他死于1541年，据说当时在那不勒斯有三千以上他的追随者。；但可以确定她被锡耶纳的贝尔纳尔迪诺·傲奇诺所宣传的预言深深触动贝尔纳尔迪诺·傲奇诺，伟大的预言家，也是嘉布遣会修士的代理主教。1539年，他成为瓦尔德斯的朋友，后者深受其影响。尽管有人告发，他毅然继续在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大胆地宣教，得到反对教会禁令的人们的支持。直到1542年，他差点要被当作路德派教徒遭到压制时，他才从佛罗伦萨逃到非拉尔，再从那逃到日内瓦，在那他皈依新教派。他是维多利亚·科罗纳的密友，他在离开意大利的时候，在一封密信中向她表明了自己皈依的决心。；她的朋友中有皮耶特罗·卡尔奈斯奇皮耶特罗·卡尔奈斯奇是佛罗伦萨人，是克莱芒七世的法庭总书记，也是瓦尔德斯的朋友和追随者，1546年，他第一次被列入宗教裁判所罪人名单，并于1567年在罗马被烧死。他一直与维多利亚·科罗纳保持联系，直到她去世。、吉贝尔提、萨多雷、贵族雷吉那勒·伯勒和改革派高级教士们（他们于1536年创立了“教会大学”）中最伟大的一个人：伽斯帕尔·孔塔利尼伽斯帕尔·孔塔利尼出身威尼斯名门，查利·昆特在位时，他最先担任威尼斯大使，后来为荷兰、德国、西班牙大使。1528年到1530年间，效力于克莱芒七世。1535年，保罗三世任命他为主教，1541年担任教皇在拉提斯堡国会的特使。他试图与新教徒和谐相处却不成功，并被天主教徒们怀疑。他失望地回到博罗尼亚，并在1542年去世。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表达了自己与新教徒宽容的相同观点。，他曾竭力在拉提斯堡国会中与新教徒们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最终无果而终；他写下了以下掷地有声的话：
基督的律法就是自由的律法……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因为个人意愿天性向恶，并必定要因无以数计的偏激思想而蠢蠢欲动。不能这样！一切主权都是理智的主权。它的目的在于把那些皈依正确目标——幸福——的人们引向正确的道路。教皇的权利，一样，也是理智的权利。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是在对自由人行使权利。他不应该随心所欲地指挥、禁止或豁免，而只能遵循理智的规律、神明戒律的规律和爱的规律：一个能将所有人导向上帝和共同幸福的规律。
维多利亚是理想主义集团当中最狂热的一个灵魂，这个团体聚集了意大利最纯洁的意识。她与雷娜·德·菲拉尔、玛格丽特·德·纳瓦尔和后来成为新教徒并称她为“一道真理的光芒”的皮埃·帕奥罗·维尔吉瑞澳保持通信来往。——但当残忍的卡拉法吉昂皮耶特罗·卡拉法，奇耶提的地方主教，在1524年创造希阿庭教派，从1528年开始在威尼斯开始反宗教改革运动，并先后以红衣主教和教皇(保罗四世，1555年起)的身份执行严格的制裁。1540年正式下达犹太人令；1542年建立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法庭，旨在全力对抗异教分子；1545年，开始组织主教会议。孔塔利尼、吉贝尔提和伯勒等人所梦想的自由天主教也因此走到尽头。开始发起反宗教改革运动时，她陷入极度的怀疑中。她像米开朗琪罗一样拥有一个激情四射却脆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无法与教会当权对抗。“她守斋戒、穿粗毛衬衣，使自己受肉体的折磨，以致后来只剩皮包骨。”1566年，卡尔奈斯奇在宗教裁判所法庭所作证词。她的朋友，红衣主教伯勒雷吉那勒·伯勒曾因为与亨利八世发生冲突而逃离英国；1532年他来到威尼斯，并成为孔塔利尼热情的朋友，被保罗三世任命为红衣主教和保护圣彼得遗产的特使。他支持反宗教改革，并凭着个人魅力和善于调解的能力，把许多本准备皈依异教的、孔塔利尼派中的自由思想者们重新引入旧教。1541年到1544年，维多利亚·科罗纳就完全服从他的指令。1554年，伯勒作为特使重回英国，并成为大主教，于1558年去世。，迫使她屈服，抑制她智慧的骄傲，让她为神而忘记自我，才让她内心得到了安宁。她用狂热的牺牲做到这点……要是她只牺牲自己就好了！可是她把自己的朋友们连同自己一起牺牲掉，她背弃了傲奇诺——把他的作品上交给了罗马宗教裁判所。和米开朗琪罗一样，这位伟大的灵魂被恐惧摧毁。她把内心对自己的指责掩藏在绝望的神秘论中：
您看到我处在无知的混沌中，走入错误的迷宫中，为寻求安息身体无止境的躁动，为得到平和灵魂一直骚动不安。主想让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一切都因耶稣基督。1543年12月22日，维多利亚·科罗纳写给红衣主教莫罗讷的书信。
她呼唤死亡，视其为解脱。——她死去了，于1547年2月25日。
在瓦尔德斯和傲奇诺的自由神秘主义最大限度地影响维多利亚的时期，她认识了米开朗琪罗。这位女子，伤感且烦闷，往往需要一位向导以作依靠，同时更需要一位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以倾泻她心中满溢的所有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面前努力掩饰自己的烦乱。她看上去从容、谨慎、有些冷漠，她把从别人那得来的平和传达给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情开始于1535年，从1538年秋起，关系更加亲密，这一切全是建立于对神的信念上。她住在罗马的圣西尔维斯德洛隐修院中，在平乔山岗下。米开朗琪罗则住在卡瓦罗山岗附近。每个周日他们都在卡瓦罗山岗上的圣西尔维斯德洛教堂会面。安布罗季奥·卡特利诺·波利提给他们念诵《圣保罗福音》，他们则就此共同讨论。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兰德在他四部《论绘画》弗朗索瓦·德·奥兰德：《关于绘画的四场对话》，发生于1538—1539年间的罗马，写于1548年，由乔傲奇姆·德·瓦斯康册罗出版。1848年，由A.拉茨赞斯其在《葡萄牙艺术》一书中将其翻译成了法文。中为我们回忆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生动地再现了他们之间庄严而且温柔的友谊。
弗朗索瓦·德·奥兰德第一次去圣西尔维斯德洛教堂的时候，在那看到了佩萨克拉侯爵夫人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倾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当时不在。当诵读结束后，可爱的夫人微笑着对这个素昧平生的人说道：
相比这诵读，也许弗朗索瓦·德·奥兰德更愿意倾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
弗朗索瓦听到后觉得尴尬且受伤，他回答道：
什么，夫人，您似乎认为我只适合画画而对其他没有感知能力？
“请不要如此敏感，弗朗索瓦先生，”拉坦齐奥·托洛梅伊说道，“伯爵夫人恰恰相信一位画家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她说这话可能是希望倾听米开朗琪罗谈话能给您增添乐趣。”
弗朗索瓦于是连声道歉，侯爵夫人对她的一个侍从说道：“去米开朗琪罗家，告诉他我和拉坦齐奥先生会一直待到宗教仪式结束后，就在这清凉舒服的教堂里。如果他愿意舍弃他一点时间，这将是我们的一大荣幸……但是，”——由于了解米开朗琪罗的孤僻，她补充道，“不要跟他说弗朗索瓦·德·奥兰德，这个西班牙人，也在这里。”
在等待侍从回来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谈论如何能让米开朗琪罗谈谈对绘画的看法，同时不让他意识到他们的意图——因为如果他察觉，他会马上拒绝继续谈话。
沉默了一小段时间。有人敲门。我们都显得忧心忡忡，怕他不会来，因为这么快侍从就回来了。但住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当时恰巧正在前往圣·西尔维斯德洛教堂的路上，并一路与他的学生乌尔比诺谈论着哲学。侍从在半途碰到他，把他领到这里，此时正好到了门口。侯爵夫人起身，站着跟他谈了很久，后来才邀请他坐在拉坦齐奥和她的中间。
弗朗索瓦·德·奥兰德在他的旁边就坐，但米开朗琪罗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邻座——这大大地刺激到了弗朗索瓦，于是他脸色难堪地说：
的确，让一个人不被看见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站在对方的眼前。
米开朗琪罗看着他，很惊讶，马上非常谦逊地道歉：
对不起，弗朗索瓦先生，真的，我没有注意到您，因为我一直看着侯爵夫人。
维多利亚停顿片刻后，以一种再怎么称赞都不为过的方式，开始谈论各种事情，采用的方式灵活而不露声色，毫不涉及绘画。真可以说她在围攻一座防守坚固的城，用力气也用艺术；而米开朗琪罗看起来是一个警觉且满心疑虑的被围攻者，在这设哨所，在那建吊桥，在其他地方布地雷，在城门和城墙驻防。可最后，侯爵夫人占了上风。的确，没有人能够与她相抗衡。
“喏，”她说，“我们应该很清楚，当我们用自己的武器，也就是使用计谋来攻击米开朗琪罗时，往往会失败。拉坦齐奥先生，如果想让他缄口不言，而让我们来说最后一句话，就应该跟他谈诉讼案件，谈教皇的敕令，或者……绘画。”
她巧妙的迂回把谈话带到了艺术的领域。维多利亚与米开朗琪罗商谈她计划修建的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立即主动提出要考察实地，以便绘制草图。
“我本不敢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侯爵夫人回答道，“虽然我知道您一直都谨记抑强扶弱的救世主的教导……而且，所有了解您的人都对您尊重有加，超过对您作品的评价，不像那些对您一无所知的人只看重属于您的最弱小的一部分，也就是您双手创造的作品。但您退避三舍，远离我们无意义的对话，不是去为前来乞求的亲王们作画，而是把您几乎毕生的精力倾注在唯一一件伟大的作品上，这种做法让我不能不大加赞赏。”
米开朗琪罗婉言推辞这般赞誉之词，并表示自己对那些爱搬弄是非、游手好闲之类人——大诸侯或是教皇们——的厌恶：当米开朗琪罗完成任务的时间所剩无几时，他们却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另外的意愿强加给他这样一位艺术家。
接着，他们便谈到了关于艺术的最崇高的主题，侯爵夫人以一种宗教般的严肃态度讨论着。一件艺术品，对于她而言，正如在米开朗琪罗眼里一样，是一种信念的行动表现。
“一幅好画，”米开朗琪罗说，“能接近上帝并与之融为一体……它只是上帝之完美的一个复制品，是神的画笔、神的音乐、神的旋律的阴影……而且，画家不仅仅是位伟大且灵巧的大师，我甚至深信，他的生活应该尽可能地清纯而圣洁，以便圣灵统领他的思想……”《论罗马城绘画》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