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间谍课系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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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 伊拉克内鬼(3)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这位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还有机会离开苏联去西方时他拒绝离开。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剥去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来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

大卫说,他知道来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大卫继续向来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支付报酬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符合。请问来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

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要点是这些。沙龙最后给了来信人一个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罗马情报站准备了一处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作为联络站,将地址报了过来。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情报站就会及时发现,行动也将会取消。

附件的二十个问题是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来、又精心筛选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试探对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结果时就可以鉴定答案的真实性。还有四个问题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阅读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摩萨德从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请他把信件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代号,如果在巴格达的来信人不反对的话,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从唯一一个设有以色列使馆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一边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邮政信箱极为危险。“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但显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书写。而且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开启信封前仍采取了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信封也许含有炸弹或涂有毒药。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后,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后作核对。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靠谱。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拦截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件事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会写信给你的。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认为耶利哥是个真心实意的投诚者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到邮政信箱的方法进行通讯了。那只能很快造成一场灾难。

摩萨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其他不会遭到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员如果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只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国际间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