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写给巴格达的一位客户的，他订购了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大卫在信中说，很明显，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必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理由是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了三个星期的事假，当即获准并飞回了智利。
他回家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之后同意了。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仍怀有强烈的感情。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话不说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训练组去那里开始了工作。
训练一个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敌国操纵隐蔽的间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向这位三十岁的智利人传授如何用基本密码书写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和微缩胶卷。他们带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比如携带着机密情报。万一发现自己遭到跟踪，要取消约会或接收情报，改到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这样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几秒钟之内就能销毁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作“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鸣，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邮筒——在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一块墓碑下面，一个树洞里，或一块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可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智利人回到巴格达以后要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连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他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将任务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对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问题清单。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猜测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点英语都不懂。千万不要试着去翻译我们寄给你的材料。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相应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
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领到了他的新行李。里面有一架宾得照相机，看上去就像普通游客用的相机，但装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胶卷。还有一只看不出什么名堂的铝合金支架，用这个架子可以把照相机架在纸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离之上。照相机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进了伪装成剃须液的化学燃料以及各种无色墨水。信纸袋里放置着各种经过处理的用于书信密写的纸张。
最后，他们告诉他与他们通讯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训期间他们设立了一个新途径。信件的伪装是讨论象棋——他原来就是一个棋迷，通信的对象是他的笔友——在纽约联合国总秘书处工作的乌干达人简斯汀·波可莫。他发出去的信一定要放进联合国外交邮袋，从巴格达带往纽约。回信也由波可莫从纽约发过来。
虽然本茨·蒙卡达不知道，但实际上在纽约确有一个叫波可莫的乌干达人。在邮件收发室里也有一名摩萨德的卡查截取邮件。
波可莫的来信在背面处理后，会显示出摩萨德的问题清单。他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把清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并放到双方商议好的其中一个邮筒里去，让耶利哥去取。耶利哥的回复应该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语写的。回信的每一页纸都要拍照十次，以防万一模糊不清，然后把胶卷寄送给波可莫。
回到巴格达后，这位紧张得心快要跳出来的年轻智利人建立了六个邮筒，大都在断墙残垣上，破败房子的松动的砖头后，小巷子里某块地坪石下面，还有一个在一家废弃店铺的石头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为会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团团围住，但巴格达市民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他去巡游时根本没人注意过他。他显然是一个好奇的外国游客，穿行在老市区、亚美尼亚区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农贸市场、在老墓地等地方，寻找着没人想看的败瓦颓墙和松动的石块。
他记住了这六个不同的地点，三个用于他给耶利哥的信件，另三个用于耶利哥给他的回信。他还要选定六个地点——在某处墙上、大门上、百叶窗上——用来做记号。其中三处他来画粉笔记号，提醒耶利哥有给他的信件；另三个由耶利哥发信号，表示某个邮筒里有他的答复等待收取。
每一种粉笔记号对应一个不同的邮筒。他把这些邮筒和粉笔记号的地点写得极其精确，耶利哥凭描述能准确地找到它们。
他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尾巴，不管驾车的还是步行的。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但那是马马虎虎的例行跟踪——看来秘密警察会偶然选几天跟踪外交官。第二天就没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起来后，他用打字机把详情打印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印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纸片，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过纽约东河岸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要把这些通讯细节情况告诉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讨厌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而且必须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走到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同样也没人拦住或逮捕他。
安全的通信渠道建立起来后，信息就开始流通了。耶利哥坚持要对特拉维夫要的每一批情报标价，钱存入账户，情报才会发出。他指定了维也纳一家相当隐蔽的银行——温克勒银行，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边的巴尔加塞——并报出了一个账号。
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确实有一个与此吻合的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两万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而且他告诫他们，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通过其他途径作了尝试。他们给他画了心理画像，研究了他的笔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单排出来仔细作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研究、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时，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摩萨德当然问了他这个问题。但他报告说，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详情。如果施压太多会招致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摩萨德也在利用布尔，作为了解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的另一条渠道，所以摩萨德想尽办法去警告过布尔。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知道的事当面说出来——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是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户打开，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开始担心了，但程度还不够。耶利哥关于要干掉布尔的情报到得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准备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提供的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让乔纳森·波拉德——当时已经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已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得到确认，并且更加细化了。
摩萨德注意到这些已知的情报，并推测美国人肯定也已经知道了，这样，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反应。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学项目、核项目和细菌项目陆续取得进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维夫保持着沉默。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萨德已经将总计两百万美元转到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耶利哥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这个钱花得值。随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联合国在八月二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随后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任何联合国机构继续支持萨达姆。八月七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那几个地点，看有无粉笔记号。然后他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的汇报，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为止。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伯的脸说谎了。美国人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操纵巴格达的财产。要向美国人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他要到后来才知道，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到耶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