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创建了以色列情报和特别行动研究所，外界称为摩萨德，在希伯来语中有“研究所”的意思。但内部从来不曾，也从来不会这么称呼，而是叫做“局里”。在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册工资单人员统计，它非常精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有两万五千名职工，这还不包括所有驻外情报站人员。与中情局和摩萨德同样的负责国外情报搜集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高峰期时在全世界共有一万五千名外勤特工，在总部工作的约有三千人。
一直以来，摩萨德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员，外勤特工（被称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萨德能靠那么微薄的预算和那么少的人员开展行动，并确保行动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众中去。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惊奇的各种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识。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帮手，希伯来语称之为“沙燕”。主要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他们必须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许忠诚于所定居的国家，但也会同情以色列国。
光是在伦敦就有两千名沙燕，在英国其他地区有五千人。在美国的人数是该数字的十倍。他们从不真正去参加行动，只是应要求提供帮助。而且他们按要求提供的帮助不会是针对他们的出生国或入籍国，决不会让他们去干背叛国家的事。这些帮手能使行动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萨德特工队抵达伦敦，要开展一场对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组的行动。他们需要一辆小轿车。一个沙燕就会按要求把一辆合法的二手汽车留在某个地方，车钥匙放在汽车脚毯下面。行动结束后这辆小车就归还了。那位沙燕永远也不会知道汽车被拿去干了什么；行车记录本上只记载着曾为某位客户出车。
比如这个特工队需要一个“门面”，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会借给他们一间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进那个商店。特工队需要一个联络站，一位房地产商沙燕就会提供一处登记在他名下的空办公室。
斯图尔特·哈里斯去过以色列的埃利特胜地度假，当时在红岩酒吧里，他与一位说一口漂亮英语的快乐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在后来一次交谈时，以色列青年带来了一个朋友，年纪比他大些。那人诱导哈里斯说出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假期结束时，哈里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返回英国后，哈里斯按建议过着正常的生活。两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请他帮忙的电话，但这种电话从没来过。然而有一个友好的人定期拜访他，保持着联络。联络名单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斯图尔特·哈里斯坐在巴格达那家宾馆的房间里，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封信很可能会惹是生非——夹带它出去时他会在机场被查获。偷偷地放进其他人的包里呢？他对于那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到了伦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后他镇定下来了，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外层信封和那张纸在烟灰缸里烧了，捣碎余烬，倒进抽水马桶里放水冲掉。然后他把内层信封放到了衣柜上格的备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里擦干净了。
如果他的房间遭到搜查，他可以发誓说他从来就不需要毛毯，从来就没动过柜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里，他买了一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一只背面带胶的标签和封口胶带；在一个邮局里，他买了足够把一份杂志从巴格达寄到伦敦的邮票。他在展销会上选了一本赞美伊拉克成就的进步杂志，还在那只空白的信封上贴上了展览会的标志。
到了最后一天，就在跟两位同事一起赴机场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封信夹在杂志里面装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写上英国朗伊顿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贴上了展览会标签和邮票。他知道宾馆大厅里有一只邮箱，下一次开邮箱的时间在四个小时之后。他合理地推测，即使到时信封被安全机关的侦探们用蒸汽开启，他也已经坐上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阿尔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说好运气青睐勇敢者或笨蛋，或两者相加。酒店大厅里有秘密警察监视着，时刻观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国人，是否有人把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哈里斯把那个信封放在衣服里面，夹在左腋下。角落里有一个拿着报纸的密探在注视着，但哈里斯把信投进邮箱时，正好一辆行李推车从他们之间通过。当那个观察者再次看到他时，哈里斯已经在服务台交钥匙了。
一星期之后邮件到了他叔叔家。哈里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钥匙便于帮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窃等意外。他进了叔叔家，取了这份邮件。然后他带着信，去了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要求面见他的联系人。他被引入一个房间等着。
一位中年人进来询问了他的名字，并问他为什么想见“诺尔曼”。哈里斯作了解释，从口袋里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脸变白了，又让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广场2号的使馆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但从它那古典的线条看不出它昂贵的防御工事，以及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摩萨德伦敦情报站的安保技术。就在这个地下要塞里，一名年轻人被紧急召唤过来。哈里斯等了又等。
尽管他并不知道，但他坐在那里，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过单面镜子审视着。在特工人员核对记录，确认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时，他也被拍了照片。直到档案中的诺丁汉沙燕——斯图尔特·哈里斯的照片，与坐在单面镜子后的人脸完全相符了，那位年轻的特工才进入了房间。
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叫拉斐，并请哈里斯从头说起，从埃拉特度假时说起。于是哈里斯全都告诉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刚刚看过了整卷档案），但他需要亲口核实。当讲到伊拉克时，他来了兴致。他先是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哈里斯慢慢说来。然后正式提问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问题，直至哈里斯把他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重复了好几遍。拉斐没作记录；整个谈话都由录音机录下来了。最后，他用墙上的电话与隔壁的一位资深特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希伯来语。
他最后向斯图尔特·哈里斯再三表示感谢，称赞他的勇气和冷静，叮嘱他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并祝愿他平安返家。然后哈里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个人戴着防爆头盔、穿着防弹衣、戴着手套把信取走。信件用X光机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馆已经有一个人死于邮件炸弹，他们不想再发生这种事了。
最后，这封信被拆开了。里面有两张半透明的航空信笺，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拉斐不会讲阿拉伯语，更不用说阅读了。伦敦情报站也没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语，至少不能阅读这种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发了一份高度加密的无线电报告给特拉维夫，然后用正式和标准的格式——摩萨德内部称为纳卡（NAKA）——写了一份更详尽的报告。原信和报告被装进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夜航班机。
骑着摩托车的收发员和一名武装警卫直接到飞机旁迎接信使，并接过了帆布邮袋，送往索尔国王大道。刚过早饭时间，邮袋就到了摩萨德总部大楼，交到伊拉克科科长——一位叫大卫·沙龙的年轻能干的特工——手里了。
沙龙能说、能读阿拉伯语，这两张薄纸上的内容，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当年他与伞兵们一起训练时，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飞机时的感觉。
他避开秘书和文字处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机打出了信件的希伯来语译文。然后他拿上原文和译文，加上拉斐写的那份报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中东处处长。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写信人是伊拉克政权高层集团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愿意为金钱而为以色列工作——只为金钱。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并提供了巴格达一家大邮局的一个邮政信箱作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尔在他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翻译的巴格达来信就是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拙劣、这么明显的陷阱呢。科比，我可不会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里查核。那等于让我们的人去送死。我连派奥特到巴格达去接触也不会考虑。”
奥特是指摩萨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种较低级的中间人，一般任务是去接触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牺牲一个奥特，比牺牲一名羽翼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损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目的是要诱骗一名高级的卡查到巴格达，对其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见。我们不可能派人过去接头。”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个陷阱。”沙龙说。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可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彭科夫斯基。”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派一个本国人——受过特别训练，还必须长相酷似目标国的国民——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入进去，并对他出国受训那段时间有个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也许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触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或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边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叙利亚，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随后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将军们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经常举办各种豪宴和聚会，这些军政要员在聚会上对主人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危险的，也是极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语特工还有第二个原因。一般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比如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获得这笔交易的细节，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较容易接近，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时，到他寻欢作乐的场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后，摩萨德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当属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雇主们——西德部长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有一个极漂亮的例子，泽埃夫·古尔·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六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去待了两年，一边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一边“发家”——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