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四大名著《三国志》中有诸葛亮的“空城计”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误用刚愎自用的马谡导致街亭被司马懿攻占，没多久司马懿15万大军就压境阳平城外，此时诸葛亮只有5000士兵，而这为数不多的士兵中还有一半被派去运送粮草了。如果两军交战，诸葛亮的2500名士兵根本就不是15万士兵的对手，交战必败。
这时候诸葛亮想到了一个计策：他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迎接司马懿，而自己则坐在阳平城楼上淡定地弹琴高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多疑，所以他才披露给司马懿自己的真实信息，而司马懿反倒不相信这些真实的信息，认为其中必然有诈，不敢贸然出兵。就这样诸葛亮顺利地躲过了一劫。
在这场博弈之中，司马懿只知道诸葛亮为人谨慎这一个信息，而诸葛亮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他知道司马懿多疑，就利用司马懿对自己的肤浅了解，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使司马懿怀疑，最后实现了自己保住阳平城的目的。在这场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诸葛亮占据着信息优势，他根据对对手的深入了解，以恰当的方式披露了恰当的信息，从而混淆了对方的判断，取得了自己想要的博弈结果。
信息披露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局，这一点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考虑到庞大的军费开支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以戴高乐总统为代表的法国政府决定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当时法国驻阿的殖民军军官们得知了这一消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他们决定密谋组织兵变以阻止战争和平结束。
戴高乐得知殖民军军官们的企图后心急如焚，然而，由于阿尔及利亚远在非洲，身在法国的他一筹莫展，想不出什么良策来应对。这时，一位幕僚给戴高乐出了个看似不着调的主意：给驻阿部队每个士兵营房都配上简易晶体管收音机。
因考虑到在蚊虫肆虐的炎热的兵营里让士兵们听法国流行歌曲是一件好事，因此军官们并没有干涉与阻止。
然而在正式宣布会谈开始的前夜，戴高乐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向法国士兵们披露了军官们的阴谋。由于大部分士兵已经获悉事情的真相，军官们只能放弃兵变。
通过信息披露，戴高乐达到了令那些企图发动兵变的军官们放弃该念头的目的。
在日常人际博弈中，我们也可以运用信息披露的策略来改变人际博弈的局面。
比如，在男人和女人的恋爱博弈之中，当一个女孩同时被几个男孩追求的时候，她和他们之间就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博弈，男孩们一定是掌握了女孩的外貌以及人品等信息之后觉得满意才展开追求的，而女孩对这些陌生的男孩除了外貌其他并不了解，这时候女孩就可以适当地披露一些个人信息来检验他们的人品和诚意，诸如自己脾气不好、家境一般、有些小怪癖等负面信息，依照男孩们的反应来判断其是否真正爱自己。
如果男孩听说这些后立刻就犹豫退缩了，那么就应该果断地终止彼此间的爱情博弈；如果男孩对这些能包容，而且愿意帮她改掉坏习惯，真心关心她，那么女孩就可以试着与其交往。
总的说来，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之中，掌握信息披露的策略可以扭转信息劣势的不利地位，帮助你取得理想的博弈结果。
博弈启示录
在信息不对称的人际博弈之中，正确运用信息披露的策略，可以实现信息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及改变我们的信息劣势地位，能够帮助我们最终取得博弈的胜利。
博弈者必须了解的信息传递模型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利用二手车市场模型将信息传递行为的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得我们对信息传递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二手车市场模型中，卖家为了把自己的车卖个好价钱，可以告诉买家：自己的车是好车，不信的话可以找专家检验汽车，费用由自己全部承担或者承担大部分费用；与买家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答应如果车不好，包赔买家的一切损失等。这些都属于信息传递——付出一定的成本，传递自己卖的车是好车的信息。
当然，低质量的二手车卖家为了卖出自己的车，也会进行信息传递，也会为信息传递支付成本。与之相比，高质量二手汽车的卖家需要找到一种高质量的信息传递方式，使得自己所付出的信息传递成本低于低质量二手车卖家付出的成本，才能够从市场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补偿，获利。用斯宾塞的话说就是，对高质量二手车的卖家来说，只要某种传递信息的边际成本较低，市场就会出现某种均衡，这时，买家往往能够根据卖家传递信息的水平推测或估计二手车的质量。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斯宾塞就开始研究信息传递模型，其研究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有集中体现。斯宾塞通过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来解释信息传递，他在论文中说：“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示自己获得的文凭是最典型的信息传递行为之一。生产效率高的个人往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其传递信息的边际成本较低，因而教育不仅能够增进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凭也能够对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产生信息激励效应。”
在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对于博弈参与者——雇员和雇主来说，信息是不对称的。雇员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但是雇主却不知道。在雇主没有将高生产率的人与低生产率的人区分开来时，其结果必然是多数雇员的工资在平均水平。但是，这对于高生产率的人来说，其报酬是比他们的边际产量要少，而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却高于其边际产量。在这种情况下，高效率的人会主动向雇主传递信息，使雇主能够将高效率的人与低效率的人区分开，进而取得与自己劳动效率相称的工资。而文凭就是向雇主传递自己能力信息的一种方式，因为文凭需要足够的能力才能获得。而低效率的人大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来标示自己是一个高效率的人才，因为，与高效率的人相比，低效率的人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其所付出的边际成本要高得多。
这样一来，在劳动力市场中，虽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是雇主同样可以通过应聘者所传递的文凭信息来区分雇员的能力高低，虽然文凭与其生产率之间看似没有直接关系。
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美国大学往往要看申请者的TOEFL和GRE成绩，以及本科成绩的平均分和推荐信。美国大学当然不可能通过这些材料就百分之百地肯定某申请者值得他们录取，但是校方能够根据这些材料对申请者的能力有一定了解，从而改善信息不对称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处境。
再比如，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对分红都显示出高度的热情，尽管分红并非最佳选择。在大多数国家，与资本增值相比，政府对红利征税不仅税率要高得多，而且是两次征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相反，资本增值税率更低，并且只对个人征一次税。显然，对于股东来说，投资比分红更加符合股东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仍有如此多的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呢？其实这是公司传递信息的需要。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知道公司的业绩好坏，但是股民不知道，为了让股民将自己与那些业绩不好的公司区分开来，公司就采取了分红的方式向股民传递信息，促使股民购买自己的股票，提升公司融资率。
信息传递模型具有普遍意义，在博弈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博弈参与者必须了解的。
博弈启示录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迈克·斯宾塞告诉我们，在博弈中，恰当的信息传递能够改变信息劣势。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信息传递之所以有效性是因为它需要成本，没有成本的信息传递往往是无效的。例如，如果某商学院为了从MBA教育中获取经济收益而故意降低招收MBA学生的标准，但其MBA学位往往并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同。换言之，这样没有成本的信息传递是无效的。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传递中，不同传递人产生的信息传递成本是不一样的。高能力者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考试，而低能力者则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通过考试，因此高能力者通过文凭传递信息的成本低于低能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