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僵硬的集中型社会控制体系缺乏发展取向。社会控制主要依靠严格的城乡分离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政治运动来实现党对社会生活的全能控制。个人的原子化，社会的行政化、透明化和社会作为一个自主实体的消灭成为当时社会状态的典型特征。不可否认这种以稳定性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对于扭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混乱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僵化的控制机制却造成了社会资源流动的匮乏。社会成员被人为地限制在固定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当中，不但导致人才的大量积压与浪费，而且引发了不合理的社会竞争，无形中助长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模式及其衍生的结构性矛盾并非空穴来风，它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在以中央集权为主、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部门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实行统一的管理与管制。政府代表国家成为资源动员与调配的惟一合法机构，由此政治的控制力远远超越了自身应有的管辖范围，成为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解决力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政治控制的排他性失去了存在的社会依据，高度集中的社会控制模式与日益崛起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背离倾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对社会控制模式进行重新选择。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模式的重新选择
1．控制模式重新选择的社会状态
市场经济大潮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远非经济领域的飞速变化可以一言概之，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的观念与心理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变化。社会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对原有的各种社会控制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其防范功能受到削弱。由于新的社会控制模式尚未建立健全，新旧体制转轨带来的“真空地带”给大量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社会结构的转化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又难以及时形成社会公认的行为模式与评判标准，由此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无组织化，导致各种无序、失范状态层出不穷，社会越轨行为屡禁不止。
主要表现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增加，特别是重大恶性案件不断上升；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谋取个人和小团体非法利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经济领域里，一方面表现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鲸吞国家财产；另一方面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不讲信用，不讲质量，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搀杂使假，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甚至败坏了国家的声誉。这些现象已给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积极功能，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必须重新选择、建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控制模式。
2．法治与德治
目前与社会控制模式有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法治与德治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总趋势，法治不需要人的主动性，依靠制度机制的健全就可实现。因此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强化法律手段，应是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是吸取过去轻视法治的经验教训，强化法律控制功能的集中体现。建设法治国家被提高到未来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的高度，立法活动空前活跃，司法改革在朝专业化、独立化、大规模化的方向积极进展，依靠法律来解决冲突、规范社会行为已经成为共识。加强法律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法律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寄希望用单一的方式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而且法治建设的发展对人的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执行和适用规则的主体在整个控制实践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执法者群体作为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关键环节对于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良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进行控制。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甚至市场本身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如普遍、独立的工会、非政府组织等，能够有效的起到民众与政府之间社会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协商各层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团结。社会规范如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如果被普遍接受和遵守，也将有力保障法律的实行和法律规范的约束，大大降低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本，促进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反之，如果片面倚重行政和技术手段，迷信法家式的法治及“乱世用重典”，放弃社会福利、社会组织、宗教、道德等社会控制的非正式制度，必然导致忽略社会控制的终极目标，有舍本逐末的危险。
3．法治与德治并行的社会控制模式
法律与道德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控制手段，治理国家既要依靠法律的硬性控制，又要依靠道德等软控制，降低社会控制成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任何类型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以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控制模式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在社会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它们对法律的控制作用都非常重视。其保障社会秩序、规范行为准则、界定权利责任、调节经济活动、监督官员廉政、管理公共交通、维护安全卫生等无不依法依规治理。重视法律在社会控制中作用的结果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与繁荣稳定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维护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重视儒家传统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诸多探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代工业文明崛起原因的论著中，无不承认儒家伦理精神是重要因素之一”。东方的儒教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渗透、融合，焕发出新鲜的生命力，促进了社会最大范围的整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来具有重视法与道德教化综合为治的优良传统。古代思想家孟子在《孟子。里娄上》就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结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徒有好心并不足以处理政务，单用法律而不与“善政”、“仁政”、“德政”相结合，法也得不到贯彻执行。孟子这两句话，正好说明了法律与道德应相辅而行，不能顾此失彼。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采用法与道德教化综合为治的模式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驭民的重要经验。
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法治”与“德治”并行的社会控制模式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法治”与“德治”并重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非经济手段中，道德是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当前由于种种原因，法律、行政和经济调节手段都还很不健全。道德控制与法律控制相互补充，不但能调节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所能涉及的那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而且还可以调节这些手段不能涉及或暂时没有涉及的那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从经济控制论的角度看，运用道德调节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行政和经济调节这些外在的调节手段并非万能，而且具有明显的后滞性；道德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调节，无需外部的强制力量，且通过积极的方式发挥作用，有着法律和行政等外在调节手段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实行“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又是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经验的科学借鉴。我们应该充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真正发挥综合为治的社会控制效力。
本章小结
人类社会追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从不曾停息，渴望超越传统的羁绊与束缚，谋求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非凡的创造力在历史前进的轨迹中不断迸发。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摆脱动物性的特质、赋予社会的属性，原因之一就在于行之有效的自我控制。
1．无数先哲以智慧的思维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的语言媒介对社会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控制一词本意是指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内外部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使自身保持某种特定状态的活动。早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控制问题予以了充分关注，但直到1901年罗斯才将其正式引入社会学的语言系统，社会控制从此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2．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法，对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其基本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整合程度的提高。社会控制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和超个人性、依赖性和互动性、多项性和交叉性。
3．社会控制可以通过重建社会公平，平衡人们的社会心理；可以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实现利益的新平衡；可以通过道德评价与舆论监督，强化道德控制机制，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可以通过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扬弃世俗的文化消费及生活方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控制可以通过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保持社会的积极稳定。
4．按照不同的标准，社会控制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硬控制和软控制；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
5．社会控制系统通过控制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借助一定的控制手段，实现对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及其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引导、约束与制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6．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强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全面转型期的社会控制带有许多社会转型的特点，有众多不可控因素存在，会不断产生超出既定社会控制视野之外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具有比非转型时期更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7．在从传统社会控制向现代社会控制的深刻转型中，自身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促使中国不断探求社会控制的有效模式，从高度集中的以政治控制手段为主的社会控制模式逐渐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转变。
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控制？怎样理解社会控制的内涵？
2．社会控制的特点是什么？
3．社会控制有哪些社会功能？
4．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控制分别具有哪些类型？
5．社会控制是怎样通过控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实现社会稳定运行的终极目标？
6．在众多社会控制手段当中，哪几种控制手段最具社会影响力？
7．转型期中国社会控制经历了怎样深刻的变革？
8．为什么说“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