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的与要求：本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经济、政治、法律、知识和宗教领域里的应用：一是总体上介绍社会学研究这些领域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二是从社会学在这些领域里应用的发展和演进过程纵向把握其理论视角和方法；三是具体介绍社会学应用的经典理论。社会学不仅向人们提供科学的社会知识，而且通过提供社会学的视角、方法帮助人们获得新的社会知识。因此，在学习本章的过程中不仅要吸收社会学在这些领域里的经典理论观点、领悟社会学观察社会现象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融会贯通，提出在这些领域或其他领域里更有创新性的观点，从而推动社会学应用的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社会关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反映在社会过程的各个方面，因此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宗教、法律、科学等都在它的研究领域内，由此形成了各个分支社会学。社会学研究这些领域具有综合性，不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具体社会科学只涉及各有关子系统内部的规律。本章主要从经济、政治、法律、知识、宗教五个分支来介绍社会学在这些分支领域的经典理论。
第一节社会学与经济
一、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为了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往往回避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学则是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是社会行为及体系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依据社会行为理论及社会体系理论，从经济领域之外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人类的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讲是社会行为，排除了非经济因素变量的经济理论，无法认识到经济性行为中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面。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具体地说，就是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斯韦德伯格把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为代表；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斯梅尔瑟和波兰尼为代表；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时期，代表人物有怀特、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等人。
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这三位社会学的奠基人中的每一位都在经济学领域做过大量研究。齐美尔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是于1900年问世的《货币哲学》。在这部著作中，齐美尔敏锐地分析了货币在现代文化中的特殊作用。除此之外，齐美尔还以创建各种经济类型而闻名，剖析了挥霍者和守财奴这两种经济类型的行为特征等。迪尔凯姆批判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惟一功能是生产财富、便于交换。迪尔凯姆认为斯密忽视了分工的另一重要功能，即分工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促使人们更加团结，因而提供了“有机团结”的潜力。另一方面，迪尔凯姆发现现代经济的某些力量可能会破坏社会的内聚力，因而出现“社会的反常状态”或者是缺乏行为规则。韦伯是为建立经济社会学作出最持久努力和最出色贡献的社会学家。韦伯把经济社会学视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补充。《经济与社会》一般被视为经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在本书中的第一部分第二章中，韦伯勾画了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轮廓。韦伯首先从个人开始讨论“经济行为”及“行为的经济取向”，然后探讨了“经济组织及其分类”、“经济的形式合理性和实际合理性”，最后分析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各种“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经济与社会》是经济社会学初步建立的标志性成果。
1956年，帕森斯与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出版了一部重量级理论著作《经济与社会》，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创立。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手法，把社会定义为一个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经济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所有子系统在维持社会大系统运行过程中都发挥重要功能。斯梅尔瑟随后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出版了经济社会学的第一部教科书《经济社会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新经济社会学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把社会学应用于市场研究的先驱是哈佛的怀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怀特的许多学生开始发表经济社会学著作，尤其是借助于在他指导下所使用的网络研究方法，波特、贝克和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格兰诺维特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文章《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开创了利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的经济社会学新纪元。格兰诺维特认为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社会建构”，经济制度是通过网络而产生的，然后被凝结到更坚固的社会结构当中。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主题
无论过去和现在，经济社会学都认为文化、社会因素和经济现象是彼此深入地相互渗透而不是彼此分开的。一般说来，社会学主要研究经济的三个重要方面：（1）变化中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如何影响经济，（2）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学分析，（3）经济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关系的分析。
1．经济生活中文化和制度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经济生活中文化和制度的作用。不是把偏好看成既定的和各自地形成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把偏好看成是可变的，并且研究这些偏好的形成。他们认为经济行为不能惟一地依据理性的和自主的个人来认识。增加社会学和文化因素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例如，文化因素可以解释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个人选择和个人需求。
斯梅尔瑟在他的《经济社会学》中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是一种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能够影响社会上各种制度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他讨论了经济与四个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层次、政治层次、整合层次、社会阶层层次。在谈到文化层次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时，特别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会影响其他的行为和社会结构。他还论及了思想意识对经济活动的功能——支持、攻击、减缓压力。他认为要研究思想意识的转变及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最简便的办法是找出社会群体地位的转变。
韦伯强调合理的“制度”（包括完全的财产权、自由的企业经营、自由的劳动市场、自由的市场交换、合理的和可计算的生产技术、形式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等制度性条件）在资本主义理性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韦伯是一个强调制度与文化相互配合的综合论者，其著作《世界经济通史》（1981）展示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历史画面，即强调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因素的相互关联和配置在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在他的历史学的因果分析中，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再是“首要”的因素，而是被降格为“必要的辅助因素”。这种思想结构的安排，既反映了韦伯研究方法的转变，也体现了韦伯对制度因素的关注。事实上，在《世界经济通史》中，韦伯已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农业制度、财产制度、工业组织制度、商业和货币制度）的变迁、市民阶级的产生、合理的法律、国家和经济政策的形成的历史分析上。另外，韦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演进和作用的分析与市民阶级的形成和作用的分析结合起来。
近十年来，一些经济学研究者意识到过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由于第四个要素——制度——受到忽略。他们证明，制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经济力量与社会中存在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是相互作用的。在社会学者看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在于使制度分析偏离了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法律的论证，而认为制度的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
2．企业的性质和行为
企业的性质和行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主题。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关于企业的观点是狭窄的和有限的，社会学有助于扩展这一观点。经济社会学揭示了企业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迈耶（Meyer）指出，大多数组织（非赢利性企业和家庭企业）并不一定追求最大获利能力(maximum profitability)。这些企业为他们自己或为他们的生存价值而受到评价，而不是为他们生产的结果而受到评价。富永健一在分析企业行为时主要从它们满足整个社会体系的功能需要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在古典式企业中企业行为的动机在于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而现代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性功能和政治性功能本身已基本独立化，并不从属于经济性功能”。
社会学不是把企业看成单向度的利润最大化者。进化理论预言，企业内部的文化和习惯刚性将引导某些企业适应变化中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另一些企业将无法适应这一变化。
另外，鲍威尔和多尔试图运用社会学观点解释为什么网络取代传统的公司等级制度成为组织企业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们过分依赖合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假定来解释组织结构上的这一转变。而且，他们没有提出工人们面对公司结构中他们的新位置时无所适从的问题和忧虑，而这恰好是人们期望从社会学观点中得到的见识。然而，这些问题和忧虑在诺赫里亚（Nohria）和格拉蒂（Gulati）关于企业雇员的非经济需求研究中得到关注。
3．企业家
追随熊彼特和柯斯纳（Kirzner）的路线，社会学家倾向于把企业家不仅仅看成只是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中间人（economic middlemen）或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机器。马蒂尔利指出，社会学家倾向于提出关于适合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出现及兴旺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的深层问题。马蒂尔利（Mar-tinelli）认为研究企业家，无论是哪门学科都必须从两个基本的维度来研究：一是系统与行动者变量（也称宏观模式与微观模式）；一是所谓的结构与文化变量。马蒂尔利分析了企业家形成的三个方面。他把研究企业家的产生背景分为心理学方法的“特征模式”（trait modles），社会心理学方法的“成就动机理论”（need for achievement theory）和社会学方法的“地位退出”理论（status withdrawl）。马蒂尔利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论及了企业家的社会边际性。马蒂尔利还分析了企业家在既定的环境下如何行动，也就是企业家如何充分利用现存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强调结构要素超过社会行为；另一种是认为社会行为比结构因素更为重要。认为结构因素重要的提倡者强调企业家的形成与个人所遇环境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群体有关，正是企业家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参照群体的互动产生了他们独特的抱负和行为。强调社会行为重要者认为行为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作出选择和决定。在这种社会环境内，机会结构随时间而变化，企业家就是能辨别新的机会的人，是比其他人更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在给定文化情形下的个人选择和转化形式。
伯恩斯（Burns）则对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加以拓展。他认为企业家不仅存在于私营部门，企业家和创新也可能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的区别是公共部门制度和限制与市场制度相比，可能为创新努力提供了不同的渠道。在公共部门的革新意味着政策的改变，公共企业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许可，以新的方法使用公共资源。
4．权力和市场
社会学趋向于在经济行为中广泛地研究权力，而且权力的分析在经济社会学中显得十分重要。韦伯认为，“在经济行为的社会学概念中，经济权力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他把经济权力的分析方法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学一直认为经济行为不过是一种等价间的交换，显然，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忽视了对经济行为权力的分析。经济学家认为在完全竞争中，买卖双方都无权影响价格和产量，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限制产品销售的数量或者提高产品价格的权力（在市场经济中）会被有效地剥夺，假若这种权力在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被一千个人瓜分时，那么这种权力犹如一加仑的水洒在一千亩的土地上一样。”事实上，经济学家有分析不完全竞争的传统，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时，控制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则是分析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