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查斯的阶级结构理论承认两个支配性的“经济”阶级，但也承认一些覆盖其上的社会阶级，它们有的属于封建残余（如农民），有的正方兴未艾（如专门职业—经管人员）。他还指出，阶级进一步会分裂成一些集团和阶层。“集团”是剥削体系中进一步分化出来的位置，如剥削阶级中的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被剥削阶级中的手工业者。“阶层”是具有分化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群体，如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派与保守派。
赖特并不预期会发生两极分化，他认为生产不是阶级剥削的惟一源泉，他拓展了剥削的概念，使它包括各种与生产资料的运作方式相类似的资源。赖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的资源还包括组织资产（organizational assets） 与资格认定性技能（credentialized skills），它们也具有占用和调配剩余价值的能力。
赖特拓展了普兰查斯的占有观念，他指出，即使不拥有生产性资源的实际所有权，也有可能控制它们，这主要是通过控制组织资产和拥有资格认定性技能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组织资产的运作方式类似于财产，但同时从属于财产。高级经理人员、企业家和所有者占有和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组织资产。资格性认定技能的分配较之组织资产的分配要均衡，但它们也提供某些稀缺的劳动形式，有可能促成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相对于生产资料和组织资产，资格认定性技能处于从属地位，但它的运作方式与前两者大体类似。因此，赖特将财产所有权、组织资产、资格认定性技能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包括12种阶级的阶级结构新图式。
三、新韦伯主义
韦伯指出了阶级之间在社会流动方面存在“封闭”，“封闭”主要指对市场的某些部分实施垄断，抵御其他阶级成员的流入。新韦伯主义者集中探讨了市场通过哪些方式，将客观的潜在可能转变为实际的不平等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吉丁斯将这一过程称为封闭过程结构化。他指出，市场能力的各种具体形式（如生产资料所有权、教育与技术方面的资格证书、体力劳动的力量）在流动上都存在封闭，导致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这种基本分层体系的制度化，跨越阶级的流动很困难，尽管基本体系内部还可能进一步分化，如工人阶级内部根据技能水平而产生的分化。英国社会学家帕金（F.Parkin）指出，财产制度和资格证书都可以被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用来排斥居于从属地位的阶级，财产和资格证书是可以相互交换、彼此等价的资产。
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M.Piore）指出，许多公司提供的劳动条件、报酬、社会保障及再生产条件是不相同的，有的较好，有的较坏。与之相应，劳动力市场被分为两个部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动是有限的，一个从“坏”市场开始的人很难进入“好”市场。
主要劳动力市场以高生产力、高报酬、高水平的职业保障与晋升机会为特征，这一部门包括了大多数技术发达的行业与经济分支领域。在这些行业与领域，工人不干了可能会使雇主付出较高的代价。主要部门内部分割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包括从事专门职业、行政、经营的白领劳动者，下层包括大型垄断组织中的熟练技术工人和蓝领工人。
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待遇明显差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和常常受到竞争威胁的小公司组成。它们需要的技能水平并不高，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大型垄断公司依赖小企业和小公司降低成本，工会依赖小企业和小公司提供尽可能多的会员。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倾向于尽可能地扩大次要劳动部门。
四、社会网络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社会网络的概念引进社会学对市场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后，社会网络开始被看做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社会网络成为研究社会分层的一个新视角，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概念进入到社会分层结构和地位获得的研究之中。
社会网络理论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社会成员处在什么网络中，而不重视社会成员的类别（例如男女或职业）；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嵌入性，不重视社会成员的归属感；重视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这种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重视社会成员现实地占有多少资源；重视社会成员在网络中的位置和通过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或阶层地位。华人学者边燕杰指出，社会网络理论主要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人们构成的网络结构，人们按照诸如财富、地位或权力等，得以排列在这一网络中及相应的位置上。传统社会地位获得分析中所描绘的“个人资源”，包含的是个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力，社会网络理论中使用的社会资源则指与个人直接或间接相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成员通过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源的接近与控制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越靠近顶部的位置，越容易接近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一些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资源与其获得的地位之间具有显著的联系。当然，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华人学者林南指出，个人资源（尤其是先赋性资源），至少在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她）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但随着其积累的增长，社会资源会在将来社会网络的构建及进一步的社会资源获取过程中，发挥比个人资源更重要的直接影响。
到那时，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则会转化为下一代人的（先赋的）个人资源。
五、市场转型理论
原有的分层理论对集权体制的社会，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机制，缺乏深入的探讨。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产生了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理论，集中研究了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替代模式，讨论了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泽林尼（Ivan.Szenlenyi）和维克多（Victor.N）认为，过去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都是将社会分层看做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固有的特征，而忽视了这种机制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在他们看来，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分层和机会结构的影响，必须在特定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应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对社会分层问题进行分析。
维克多。倪在泽林尼对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组成了他的市场转型理论：（1）市场权力命题：市场转型会引发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的权力转移。（2）市场刺激命题：市场经济比再分配经济对个人努力工作的刺激更大。（3）市场机会命题：市场机会打开了另一道社会流动的大门。倪还指出市场转型越是彻底，经济交易就越少可能嵌入由干部所左右的关系网中，也就越可能使控制资源的权力植根于市场制度及个体化的买者和卖者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在稍后的研究中，维克多。倪将其转型理论延伸到收入领域。在这方面的延伸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是补偿性优势，一是结构性限定。补偿性优势假定认为经济协调的类型（行政式的或市场型的）决定了各个社会位置上的收入分配。通过给予某类社会位置高报酬，行政式协调和市场协调分别有利于不同的位置，而且这两类位置相互排斥，那些在行政式协调中不受优遇的位置将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补偿；结构性限定假设认为，可以通过协调系统为个人和家庭配置的社会位置来充分界定它们。行政性协调系统向市场性协调系统的变迁将导致位置报酬的变迁，市场力量将在社会位置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
六、历史因素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历史因素的分析被纳入到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来。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分层类型，但仅仅强调结构环境对于理解分层是不全面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分层的结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被构建的。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将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手中，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在这种社会中，宏观政治过程的特点是明显的政治波动和国家政策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结构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处不仅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同，而且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源的初始禀赋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稳定而对社会地位产生持续的影响，并且使不同群体的相关机会稳定化。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群体、组织的界限和相关位置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市场交换，国家政策对分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国家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资源来改变它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导致社会流动类型的改变。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构中与地位相联系的资源，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变化。华人学者周雪光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机会，不仅受国家再分配体制的不同结构环境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国家政治动力和伴随的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
将历史因素纳入到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所有集权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都有相当意义。推而广之，在基本的制度背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分层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对未来的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第三节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
一、当前中国社会分层概述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深刻，经济体制转轨，现代化加快推进，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分层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机制。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分化相比，新的阶层分化有如下特点：第一，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
第二，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特殊影响。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二、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
陆学艺等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层。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这种分层标准，陆学艺等人划分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的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西方社会中那么重要，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