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著名的文艺理论观点叫“文学也是人学”。因为文艺家也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大千世界，体会红尘百味，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用字的笔记录下了时代和生活。所以，在那些绝妙诗文的背后，其实都映衬着作者坎坷的经历和时代的轨迹；由此，读诗就不仅是学习文法和韵律，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体悟和感怀。
唐代大诗人杜甫，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很多千古传唱的诗歌。后来他参加了进士考试，可惜那时正是丞相李林甫掌权之季，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很奇怪，于是李林甫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读书人想要谋出路，只有科举一条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此。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富贵人家的豪华奢侈和百姓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 于是写下不朽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眼见生灵涂炭，含泪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
在这些流传千古的诗篇中，人们读出了杜甫当年的沉郁、顿挫，也借着这样的诗词了解了唐代的社会状况，历史事件，民生疾苦。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诗词曲赋里面的人文情怀，就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忧国忧民”的传统，也是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一环。
以宋词为例来说，豪放词派气势宏大，个性粗犷，收放自如；而婉约派婉转含蓄，没有过激的言辞，也不会大起大和。品读豪放词，觉得人生应该自由奔放，不拘小节，以真实自然的感情面对生活，一起顺其自然，不刻意为之。品读婉约词，与人生相系，也深感委婉做人的难能可贵。韬光养晦，没有必要事事高调。在不同的诗词中，人们就可以读出不同的韵味，也可以悟出人生的道理。
所以，有些人也许并不了解唐代的历史，也不熟悉唐代的诗人，但都可以背诵几首唐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诸如此类，从家国大业到民生民意，从父母深情到人生感悟，文学里凝聚的文化基因与符号，世世相传，代代相承。
南先生告诫年轻人，要学会读懂诗词，在诗词中研习中国文学的精华，读出时代的风貌，夯实文化的根基。
宦海浮沉鸟，乘风破浪心
南怀瑾先生在很多书中，都多次提到一句诗：“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每每提到不仅感慨万千。南怀瑾先生说，做官的人事业起伏忽高忽低，有高升也有下放，三起三落，就像海滩上的鸥鸟，随着大浪起伏而高高低低。所以，南先生用这样的例子告诫现代的企业家、大老板，商海和宦海一样，起起伏伏中能够发财致富，很多时候，都是时代给予的机会。所以，看待商海应该和宦海沉浮一样，拥有一颗平常心。
大诗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做小吏，于城东开荒种地，在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写下了一首通透的小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描述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特别是其词注更是有超脱、通达之感：“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余独不觉”表现出诗人旷达超脱的胸襟。面对人生的沉浮、利害得失、情感的忧乐，他的理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就是一种对人生深度理解后心灵的回归，心与天地同呼吸，与万物共命运，和谐共存，从而达到心境的平和。沧浪水清，正衣冠乘风破浪追万里；沧浪水浊，乘扁舟浮游游于江湖。正是苏轼通达人生的心态。
但苏轼并不是一味出世的人，他和李白一样，虽然向往超脱，但也同样渴望建功立业，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南怀瑾先生曾经笑言自己是“生死书丛似蠹鱼”的人。专门搞学问，不管自己穷不穷，都不想出来做事。可实际上，南先生虽然钻研学问，但也同样愿意出来讲学，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大家，建设和谐的人间家园。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句诗不仅南先生喜欢，连清代大才子纪昀也深有所悟。他一生为官为学，正是两句话的绝妙诠释。中国有句古话叫“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皇帝虽然也和臣子亲近，可一旦发怒，别说仕途地位不保，连生死都变得悬于一念。
明代嘉庆年间，“给事官”李乐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嘉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在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
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也不好怪罪。
其实站出来的这个人正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怕也难脱连累。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所以，有时候做人做事要讲究变通的艺术，不能针锋相对，争执不休，这样的话不但对方很难接受，自己也容易“惹祸上身”。宦海沉浮，有时候也是由于自己把握或错失了良机的原因。
但是，所谓人生起伏坎坷，只是为了让人更加看清世事纷杂，却并不是要求人们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像李乐的学生如果只知道明哲保身，不敢站出来为老师解围，恐怕即便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官，也保不住自己的情义与清白。反过来看，如果他只是一节莽夫，站出来直接提老师说话，嘉庆一定会不依不饶，师徒二人谁也难免保全性命。
故而，鸥鸟在岸，随波浪起伏，也是要凭借智慧的。潮涨时分，该如何凭借环境发挥所长，如鱼得水；潮落片刻，该怎样躬身而退保全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是需要审时度势的眼光和头脑的。在这风浪之外，淡看潮涨潮落。却随时准备乘风破浪，也算是智慧和勇气的兼容吧。而南先生，能够将古代诗句化为现代人生智慧，融进繁华的商业生活，并以此点拨世人，真乃功德无量。
容人之量，求全之毁
人们常说成熟的谷穗都是低垂的，那些真正才德兼备的人也常常是沉默低调的。对于外界的赞誉保持着适度的谦虚和距离。南怀瑾先生也是如此，他甚至用“毛骨悚然”来形容自己对评论界盛赞“如履薄冰”般的心态。他牢牢地记得孟子的两句话：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
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不虞之誉是没有料到的，自己和普通人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料大家如此恭维他，这些赞誉都是当不起的。而南先生认为最难克服的就是“求全之毁”。他说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尺子，不量自己，专门测量别人。别人对我们要求高，我们对别人要求也高，做得好不好，都希望求个圆满。可是，谁能做到圆满呢？很多时候，人们如果想和睦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相安无事”。其实，这里也渗透了一门学问，就是容人之量。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交往中，把别人身上的缺点无限扩大，动不动就责怪他人。对于别人身上的优点呢？则以“这有什么了不起”来加以嗤之以鼻。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当一个人以刻薄小气的胸襟为人处世时，他绝不可能有什么出息。一个用“显微镜看人优点，放大镜看人缺点”的人，绝对不会获得美好的友谊和得到别人的帮助。
我们的古语说：“大度集群朋。”一个人若能有宽宏的度量，他的身边便会集结大群知心朋友。大度，表现为对他人、对朋友能“求同存异”，不以自己的个人观点和爱好来要求别人。除此之外，大度还要能容忍朋友的过失，尤其是当朋友对你有所冒犯时，能不计前嫌，一如既往。要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努力学习别人的优点，这才是正确的行为。也只有以这种“放大镜看人优点，显微镜看人缺点”的心态，才能有宽广的胸襟，才能赢得别人的敬重和取得成功。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蔡元培先生，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思想，历来是人们心中宽容的典范。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个有着大胸襟的人。
在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有这么两个“另类”的教授。一个是“持复辟论者”和“主张一夫多妻制”的辜鸿铭。辜鸿铭当时应蔡元培先生之请来讲授英国文学。辜鸿铭的学问十分宽广而驳杂，他上课时，竟带一童仆为之装烟、倒茶，他自己则是“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焦急地等着他上课，他也不管，“摆架子，玩臭格”成了当时一些北大学生对辜鸿铭的印象。很快，就有人把这事反映到蔡元培那儿。
然而蔡元培并不生气。他对前来反映情况的人解释说：“辜鸿铭是通晓中西学问和多种外国语言的难得人才，他上课时展现的陋习固然不好，但这并不会给他的教授工作带来实质性的损害，所以他生活中的这些习惯我们应该宽容不较。”经过一段时间后，再也没有人来告状了，因为辜鸿铭的课堂里挤满了北大的学子。很多学生为他渊博的知识、学贯中西的见解而折服。辜鸿铭讲课从来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方式更是大受学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