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货、利以及口腹之欲，常常让人们任性自欺而上当受骗，许多人都心甘情愿地跳入陷阱而不自知。
曾有一条小鱼问阅历丰富的大鱼道：“妈妈，我的朋友告诉我，钓钩上东西是最美的，可就是有一点儿危险，要怎样才能尝到这种美味而又保证安全呢？”“亲爱的孩子，”大鱼说，“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绝对不去吃它。”“可它们说，那是最便宜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代价。”小鱼一脸艳羡。“这可就完全错了，”大鱼说，“最便宜的很可能恰好是最贵的，因为它希图别人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生命。你知道吗，它里面裹着一只钓钩！” “要判断里面有没有钓钩，必须掌握什么原则呢？”小鱼又问。“那原则其实你都已经说了，”大鱼说，“一种东西，味道最鲜美，价格又最便宜，似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那么，钓钩很可能就藏在里面。”
大鱼的判断原则对于人来说，同样适用。人们有时像一只无意中掉入米缸的老鼠，满目都是白花花的大米，欣喜着不必辛劳出去觅食，却不见缸究竟有多深。吃着存米，做着美梦，眼看着米一天天减少，自己离缸口也越来越远，却总舍不得抽身离去。直到有一天，缸中米已见底，才发现自己想跳也跳不出去了。
非洲有一种非常灵巧的小鸟，叫花鸟。 一天，一只花鸟正在树林里自由地飞，忽然，一只巨鹰朝她飞了过来。花鸟急忙飞落到树的枝头上，张开双翼，远远望去，就像五个美丽的花瓣。而她的小脑袋呢，则像鲜艳迷人的花蕊。恰巧，喜欢采吸花蜜的两只蝴蝶飞过这里，小蝴蝶一瞧见花鸟便说：“妈妈，快看，那是一朵多么美丽的花儿啊。” 蝴蝶妈妈盯着花鸟仔细地看了看，慌忙拦住要飞过去的小蝴蝶说：“孩子，别过去，那是花鸟。在鹰的眼里，也许她只是一朵美丽的花，可对于我们这些小昆虫来说，她却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声色货利，自古以来便是得心应手的阴谋。
我们都知道盛唐以后，宦官专权日趋严重，继高力士后，宦官李辅国独揽朝政，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皆听老奴处置。”几十年后，唐朝廷又出了一个擅权干政的大宦官仇士良。仇士良擅权揽政二十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婪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史书评价他是“有术自将，恩礼不变”，有长期把持朝政大权的秘诀。那么他的最大奸术又是什么呢？
在感到日暮途穷、有可能遭到武宗清算时，仇士良这个老奸巨猾的阉党首领自动请求告老还乡，希望以退自保。临行前，他对送行的喽啰、宫内爪牙们说：“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千万不可让他有空闲工夫。他一有空闲，势必就要读书，接见文臣，听取他们的谏劝，智深虑远，不追求吃喝玩乐。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到宠信，权势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你们今后的前程打算，不如广置财货鹰马，用以迷惑皇帝，使他极尽奢侈，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这样，皇帝就必然不留心学问，荒怠朝政，天下事全听凭我们，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一席话
说得众宦官茅塞顿开，如获至宝，一个个俯首拜谢。
以声色犬马困住你，让你无暇顾及其他，只知道此间乐，不思蜀，自己却慢慢沦为别人的傀儡。《红楼梦》“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一回中写道熙凤与宝玉遭逢魔魇，归根结底也在于被声色货利所迷。冷眼看，世间有几人能逃出声色货利的罗网？只不过有的人看透得早些，有的人至死不明。
尚贤不应成为虚伪的“药方”
许多人不理解老子为何让人“不尚贤”，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其实其中另有深意。老子所目睹的春秋时代，正是分崩离析、动乱衰败的初始，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当时治疗“乱世之争”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后遗症的。唐代罗隐曾诗云：“逼脸横颐咽复匀，也曾谗毁也伤神。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
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虚伪不一的言行。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不存机心的大贤，实在难得。
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殊不知，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在此，我们可以读读庄子曾讲过的一则寓言，体验其中的异曲同工之理。
孔子的徒弟子贡前往南方的楚国游历，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时，看见一位老人在菜园中劳动。这位老人凿通一条地道到井边，抱着瓮装水过来灌溉，费了很大的劲，效果却很差。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一百块菜园，用力很少而效果很好，老人家不想要吗？”种菜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怎么做呢？”子贡说：“削凿木头做成机器，后面重前面轻，提水就像抽引一样，快得像沸水流溢。这种机械叫做槔。”
种菜老人面带怒容，讥笑子贡说：“我听我的老师说：‘使用机械的人，一定会进行机巧之事；进行机巧之事的人，一定会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在于心中，就无法保持纯净状态；无法保持纯净状态，心神就会不安宁；心神不安宁，是无法体验大道的。’所以，我不是不懂得使用机械，而是因为觉得羞愧才不用的。”子贡满脸羞愧，低着头不说话。
庄子的这个寓言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在反对科学，他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若在机巧之路上迷途不返，就只会在机巧之路上越走越远。就像一个追赶自己影子的人那样，自己跑得越快，影子也跑得越快，永远没有追到的一天。
摒却“机心”，其实与老子的“不尚贤”类似，即与其让人们追求一个“贤德”的标准，不如保持内在朴实的本性，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背离自然之道。
南先生解释，“尚贤”、“不尚贤”究竟孰对孰错，都不是关键所在，重点在于居上位的为政之人，对待任何事，如果都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会安守本分。倘使标榜怎样才是好人，那么人们为了达到目标，便会不择手段去达到标准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利用手段权术，反而使人事紊乱。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人们无论位高位低，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以及相互称颂的赞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领导者更应如此，一旦先入为主，便会陷入偏方后遗症的不治之祸中。所以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抓住老子思想精髓所在的人，如汉文帝便能成为一代名主。不过后世中有些假冒为善的帝王们，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留笑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一例。
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发生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南先生总结说，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有几个场景便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生如过客，枉计得失输赢
南怀瑾先生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是消极的避免好名的争斗，“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是消极的避免争利的后果。权与势，是人性中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扩展，很少有人能够跳出权势得失的圈子。正如明朝无名氏在其所著《渔樵闲话》中写道：“为利图名如燕雀营巢，争长争短如虎狼竞食。” 人常常被得失所左右，一时的成败得失、争短论长，常常让人陷入欲望的陷阱。
佛经中说，凡是对一切人世间或物质世界的事物沾染执著，产生贪爱而留恋不舍的心理作用，都是欲。情欲、爱欲、物欲、色欲，以及贪名、贪利，凡有贪图的都算是欲。只不过，欲也有善恶之分，善的欲行可与信愿并称，恶的欲行就与堕落衔接。
得失的欲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情感宣泄和精神的需求，是消解生活与乐趣的方式。得可以是荣耀，失可以是尺度。智者看淡得失，耿耿于怀者则斤斤计较。有一则成语故事“楚王遗弓”，讲的便是对待得失的态度。
春秋时，楚王行猎，失落了一张名贵的弓，众人四下披草寻觅，却一无所获。侍卫长忧惧万分，匍行回报，自愿领罚。想不到楚王仰天而笑，挥手说：“楚王遗弓，楚人得之，皆吾胞吾民，不必找了！”这事很快传扬开来，市井酒肆之间，闻者无不动容，都称颂圣上心量宽宏，是恺悌君子。有人去问孔子，孔子点点头，淡然一笑，只说：“天下人人可得，何必曰楚？”孔子在慨叹楚王的心还是不够大，人掉了弓，自然有人捡得，又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呢？
“人遗弓，人得之”应该是对得失最豁达的看法了。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世间的一切总是继往开来，生息不断的，得与失，到头来根本就是一无所得，也一无所失！
有首小诗中说：“不要说你得到的太少太少，不要说你失去的太多太多，多的还会化成少，少的还会化成多……”然而，许多人却看不透得失的本质。
患得患失的人，一生总是很苦恼，对取舍疑虑不决，本来拥有一些自己并不需要而多余的东西，却又费尽脑汁想使这些东西不减反增。其实，得与失只有一线之隔，意以为得，就是得意；意以为失，就是失意。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也能得意在其中；秦王统一六国，兼并天下，也能失意于其间。说到底，总是内心蠢蠢的欲望在作祟。
依据老子的本意，要使得人们真正做到不受私欲主宰，必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如此这般，在现实社会谈何容易？难就难在无欲与虚心。正因为不能无欲，因此老子才教给人们一个消极的办法，只好尽量避免，“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