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4日，当时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位心理学家同时登上芝加哥美国心理学会年会的讲台，讲台的这一边是行为主义的领袖斯金纳，而在讲台的那一边，则是人本主义大师卡尔罗杰斯。
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时登台演讲，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盛事。当两位大师在讲台上相互致意的时候，出席大会的美国心理学会会员顿时鸦雀无声。对于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比现场观摩这一历史盛景更令人激动的了。
人们都在期待着一场精彩的辩论，出席年会的会员都知道，这两位最著名的心理学家的观点迥然不同。
斯金纳认为，一个人的所谓“天性”其实并无重大意义，他成为怎样的人，完全取决于环境强化作用的偶然性，人受他周围环境的控制。而罗杰斯则宣称，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的自由来自于个体的内部，人有自我实现的趋向，人可以自己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在演讲开始前，那个安静的讲台似乎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激烈的论战。而实际上，人们预想中的火药桶并没有爆炸，因为在两位大师之间，并不仅仅具有对立与歧见。
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怎样讨老师的喜欢，讨小朋友们的喜欢，讨父母的喜欢。讨老师的喜欢，就可以经常得到小红花。经常得到小红花，就会让父母高兴。父母高兴了，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奖励。讨小朋友们的喜欢，就会成为“孩子王”，一旦成为“孩子王”，就有了对他们发号施令的特权。
长大了，工作了，我们还是在处处讨别人的喜欢：讨领导的喜欢，讨同事的喜欢，讨客户的喜欢……出门穿衣服，化妆，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随便了。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意识到，我们打扮自己，修饰自己，并不是为了取悦自我，而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形象？别人怎么看我？好像我们这辈子就是“为别人而活着”。
我们为什么会把别人的满意看得比自己的满足还要重要？这其中的原因是，我们看重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需要他们的“关怀”，我们需要周围的人给予自己关爱、呵护、温暖、同情、尊重、认可，我们渴望得到我们身边的人的赞扬。
得到关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是“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
从一生下来，我们就被这种“关怀”包围着。老师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父母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领导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朋友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天长日久，这种“关怀”就内化为我们的行为准则，以至于当老师、父母、领导、朋友都不在身边时，我们也会自觉地按照他们的期望去做，即使越雷池半步，我们也会深感不安，甚至自责内疚。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希望别人对自己有好感，然后我们才对自己有好感。
对于这种再简单不过的现实，美国心理学界的人本主义大师罗杰斯却不认可。罗杰斯认为每个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忠于他自己的感情，而不应该忠实于别人的感情。
在罗杰斯看来，依赖于他人建立自尊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了获得别人的关爱，我们接受了许多外界的条件，这些条件有的与儿童自身的发展是相符合的，有些却是不相符的。罗杰斯认为人的天性里有“自我实现”的趋向，而只有当人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自我实现。所以说，如果为了获得“爱”，背叛了自己的情感是不符合人的天性的。
罗杰斯提出，唯一不妨碍人达到自我实现的方法是，给予人以“无条件的关怀”。所谓“无条件的关怀”，就是指不论儿童做了什么事情，甚至做了很出格的事情，都应该从爱他的目的出发，用理性的、民主的方法来处理。
比如说，如果自己的小孩打了幼儿园里其他的小朋友，家长既不能完全站在自己孩子的立场上说他打得对，也不能劈头盖脸地给孩子一顿揍，把过错完全加在自己孩子头上。正确的方法是既宽容又理性，首先指出不论什么理由打人都是不对的，但应允许孩子陈述自己的理由，并告诉他，假如他不采取打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会比现在好得多。
当你学会这样处理孩子间的纠纷时，你自己的孩子不仅学会了尊重自己的感情，同时还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感情。孩子可以按照他自由的想法、发自内心的愿望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教导，“为别人而生活”。
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学界，另一位重量级的心理学家与罗杰斯的观点针锋相对，他就是行为主义的领袖斯金纳。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理论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他认为，有关学习的理论并不需要，并宣称自己没有理论。他真正相信的理论，可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们自身，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历史所决定的。他通过研究，形成了这一理论的细节，即所谓强化效应原理。他关心的只是引起行为的环境。
那么，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出名呢？
斯金纳是一个天生的争议人物、杰出的煽动家和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就搬出一个原由蒙田提出的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烧掉书籍？”然后他说，他本人情愿烧死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对未来所做出的贡献，将远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所做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大大地激起了众怒，因而继续受到邀请，进一步在电视上露面。
而在另一些时间里，他似乎喜欢拿思想深沉的人在谈论和理解人类行为时所使用的术语取乐：
行为仍然归因于人类本性，还有一种广义的“个人差别心理学”，人们在这里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潜力等术语以比较和描述人类。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的人都以这种前科学的方式谈论人类的行为。
斯金纳一向嘲笑对人的内心世界所做的理解：
我们大可不必努力发现什么人格、心理状态、感觉、性格特征、计划、目的、意图或其他一些存在于一个能动的人身上的品性，以使自己赶上这个时髦，即对行为进行所谓的真正的科学分析……思想就是行为，错误在于人们将行为分配到意识之中了。
他说，我们需要或能够知道的，是行为的外部起因和该行为的可观察结果，它们将得出“有机体作为一个行为系统的完整图像”。
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是，他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是由我们的历史所决定的。我们热衷于相信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行动的……（可）我决不相信人是自由的或是负责的。”“能动的”人是个错觉；好人是因为条件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好的社会也奠基于“行为工程”之上，即通过积极的强化措施对行为施以科学控制。
斯金纳是个机敏的表演者，善于讨取公众的欢心。他说话明白流畅，以自我为中心，但从不为此脸红，而且长相迷人。为展示条件反射原理，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奏曲子，并教一对鸽子打网球：两只鸽子用嘴巴将球推来推去。数百万人在电视记录片上看到了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写出一本乌托邦式的小说，《第二个沃尔登》（Walden Two，1948），以表达其对严格受到科学控制的理想社会的展望。在这部小说里，他展现出一幅小型社会的图景，在出生之后，孩子们全部接受奖励（积极的强化）式条件反射训练，以使其形成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在这里，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所有的控制都服务于整体的利益和幸福。这部小说虽然对话平淡，情节做作，但还是成为极受推崇的畅销书。
罗杰斯和斯金纳都一致认为，心理学的意义在于了解、预测、控制人的行为，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在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上，已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但是两者的分歧在于，行为主义者的斯金纳强调行为管理、行为控制，他梦想可以通过行为控制设计一个更令人满意的人类文化。但是人本主义的罗杰斯却对此产生了如下的疑问：谁被控制？谁实施控制？实施什么类型的控制？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究竟通过控制在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呢？
罗杰斯不喜欢斯金纳所谓的“控制”和“被控制”，对于他所提出的“建设文化工程”也持怀疑的态度。罗杰斯觉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要受什么“控制”呢？
他非常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作为个人的最基本的因素。他说：“我们知道用很多有意义的方式来影响、塑造人的行为和人格，同时，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是发展成为那些别人认为明智的但其实是无主见的、随波逐流的人，还是发展为开拓的、有适应性的、自立的、思维活跃的、自我尊重的个体。当行为接受科学的检验时，它最好理解为是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这是一项科学的事实。但是，个人的负责任的选择是作为个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精神治疗的核心体验，这是存在于任何的科学检验之前的。因为这种选择是我们一生中的伟大的事实。要否认这种责任重大的选择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和否认行为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样目光短浅。”
罗杰斯对美国当时的教育状况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否则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他认为当时美国的教育对如何学习、学习什么都存在错误认识。比如，教师认为学生只要学习好他们传授的知识，并加以融会贯通就行；学生则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缺乏自主性和创新。
罗杰斯认为关于学习过程，有以下事实是必须注意的：人类具有学习的自然倾向。当学生正确了解了学习什么或为什么学习时，学习才有动力，学习效果才最好。那些需要改变学生“自我结构”的学习，往往会被学生抵制。
如果学习必须改变学生的“自我结构”，那也要在威胁程度低的情境下才容易发生。当对学生的“自我结构”威胁很小时，知识可以得到最详尽的领悟，学习的效果最好。即是说，当学生真正意识到，学习不是为了做给家长看，也不是做给老师看，而是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时，学习才会变成孩子内在的需要，学习才会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
基于此，罗杰斯认为“教师”这个词应该由“教育促进者”来代替，强调“教师”的行为应该是创造一种有益于学习的气氛，应该是把学生看成具有自己感情的独特的个体，而不是机械地接受知识的物体。学生应该了解自己的学习内容、学习的价值，积极、主动地进行“自由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