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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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安史之乱”唐朝的兴衰(2)

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今山东德县)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哥舒翰坚守伺机之间,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达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安史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不大服气安庆绪,叛军内部不稳。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防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军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令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以让位为代价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间”,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古代人物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己就不会再受朝廷重用,于是向中央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可以早点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缘边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掌有很大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一声喝到底”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族乘机攻占边区。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还干脆攻占长安,并肆行掠夺。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边,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带,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