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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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安史之乱”唐朝的兴衰(1)

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像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乘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鉷共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北部边区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人家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翔,攻陷营州等12州。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了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要害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兵士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有人统计,天宝年问,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弓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这一格局形成相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来在唐初,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对于“蕃将”即少数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让“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给唐玄宗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实际用意,是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既然没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险,现在一听李林甫的建议,很快就采纳了。于是,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装成一个大傻瓜,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欣赏。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古人建筑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