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在美术的所有品类中，雕塑的数量占压倒优势，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是如此。这首先是因为遗存至今的雕塑所使用的都是一些值低质坚的材料，如石头等。其二是其基数大，经得起岁月的消磨，如陶塑、石窟造像，动辄就成千上万。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在雕塑本身。雕塑是三度空间的艺术，雕塑艺术与构成它的材料合为一体，只要材料存在，雕塑就存在（完整或残缺）。别的美术品类如绘画则不然，它们是一种材料附着在别的材料的表面而成。由于这些载体要么本身易毁坏，如纸、绢、布；要么是岁月淘洗使表面材料脱落，保存下来的，为数较少。中国雕塑经几万年的积累，数量浩繁，品类众多，真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正如中国的历史是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唯一使文化传统完整地保留下来一样，中国的雕塑也应有它最根本的特色或精神。如果暂且不谈那迷雾一般的远古，进入文明史以来，中国雕塑又有什么特色或精神？可以简扼地说，就是实用性和象征性。当然，实用性和象征性并不是中国雕塑所独有，但却只有中国将这些精神贯穿在她几千年的雕塑作品里而成为它的显著特色。
（第一节）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制作雕塑的目的，总是将用的功能放在第一位。
实用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体现为礼教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肤浅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人自身对求美欲望的一种满足。
礼教是维系中国社会的纲、目，以儒学为根本的礼教尤为重视“用”。孔子所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思想和传统中“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在这种一切为“用”的文化氛围内，雕塑不会例外，首先也为实用服务。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美术功能，就是艺术为礼教服务的很好总结。
那些庙堂之上的礼器，起旌表作用的石刻牌坊，墓葬中的石象生、明器和一些画像，就是这类礼教功用的雕塑。佛教传人前，中国人信仰主要是天地、鬼神、仙人，对这些神祇的敬奉、祭祀极为认真。
精美的雕塑自然大量运用于这些祭祀的祭器上，如青铜器、玉器等。传入中国的佛教又称像教，即修行与参拜可视的佛等图像同时进行。由于佛教显教很快将繁杂的修行程序简化为“供养”这样一种各阶层的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方式；造一像可得无上福报，这一简单易行的成佛方法，遂使各种体量、各种材质的造像泛滥开来。
纯粹从人的生活需要来看，大量日用器物上的附饰雕刻，更是审美与实用的统一。一件实用性强的雕塑作品，往往内含了这个时期的文化的多种意义。如一面铜镜，本是生活用品，但铜镜雕镌的图像和文字，既是装饰和审美的需要，又因多为礼教内容和宗教内容，而带有寓教育、崇敬于艺术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某一物件的需求或功利目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而一件雕塑品的实用价值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
（第二节）象征性
象征性主要是指艺术上的追求，即雕塑不重在追求肖形象物，而是以某件雕塑所代表的意义为主要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对待雕塑，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越是写实的，越没有欣赏的功能；倒是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如玉器、特殊性状的石头等，往往成了把玩、赏析的对象。二是在对玉器、石头等不具有器用功能的雕塑的欣赏中，又往往从这些雕塑的变形和抽象的形态中去悟出具象的内容，再从具象的内涵去推演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这种从抽象到具象，再从具象到抽象的欣赏、审美过程，表明了中国传统中对艺术独特的品评习性，也表明了中国传统中在对艺术的鉴别时，更喜欢把“情”、“韵”、“境”、“意”等作为衡量艺术作品能否成功的标准。至于说艺术作品自身的艺术语言，只被视为“工”、“作”而列于次等位置。中国的艺术，似乎更追求精神美、抽象美。
这种追求，不能不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中去寻找。这种寻踪，可从中国文化的高、低两个层面去看。
高层面，是先哲及理论家的著述中的思想。如孔子的礼乐不在“钟鼓玉帛”，老子的“大象无形”，庄子的“以天合天”、“凝神”，淮南子的“君形”，以及六朝的“传神”、“气韵”、“神明降之”诸说；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多习艺事，遂使笔意墨趣超拔于肖物象形之上；元代汤重说：“看画如看美人，其风神骨相有肌体之外者。”“先观天真、次观意趣，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之。”这是重精神之美、重抽象之美的极好概括。
低层面，是民俗与宗教中体现出的意识。这一层面主要表现是天地崇拜。天地崇拜所体现的第一个观念是万物有灵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认为每当人创造一件物品，都被附上了灵性，所以雕塑制作出来，受崇拜的并不是雕塑艺术本身，而是它所代表或体现的内容。天地崇拜所体现出来的第二个观念是自然崇拜。天地具有宏大、壮美、永恒的品格，又是万物创生与回归之处；天地是崇高无比、至善至美的，由此而引起的对自然（造物）的崇拜，就是对天生、自然之美的追求，及对原始材料的材质和性态的追求。这种审美心理，是园艺雕塑与一些“以天合天”雕塑的创作动机。
雕塑的象征性，实质是人的心态的物化形式。撇开那些非写实的作品不谈，即使是那些以生活中形象为原型制作出来的作品，也不一定是现实的仿照，而是用这一形象来象征了某一含义。如一件熊的雕塑，它就可能代表了力量、阳性或生殖崇拜。在我们这个讲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喜欢扬善隐恶的国情里，各种带有纪念性的雕塑本应该层出不穷。奇怪的是，从帝王贵胄到引壶卖浆者流，基本上（不是全部）都不为自己塑像，即不表现成雕塑作品。中国的旌表纪念主要体现在文字中，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碑文、刻石、摩崖、墓志铭、牌位等，而雕塑往往是这些文字的铺垫部分或附饰部分，即使是占有明显的位置和压倒的数量，也仍是纪念性文字的装饰而已。典型的是散布各地的贞节牌坊、乐善牌坊、长寿牌坊。这些石刻虽然雕镂了精美的山川人物、花鸟虫鱼、珍禽瑞兽，但牌坊的主题并不在这些雕刻。牌坊这种形式，是一种象征性、纪念性的石刻作品，它象征和纪念的内容，由牌坊这种符号式的结构和上面的文字来表明。反过来说，只要看到牌坊这种形式，无需观看雕刻内容，也无需打听别的什么，就能断定是纪念某人、某事而建立，它的象征意义是极其清楚的。
当然，中国雕塑无论从题材还是表现手段，都是丰富多彩的。
实用性和象征性这两点只是其凸显的一种文化精神。包括实用与象征在内的所有特点的中国雕塑，它们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或者换句话说，看中国雕塑，无论是直观的或是折射的，高雅的或是低俗的，这一从远古至今的凝固的艺术形象，实际上都是物化了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