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既是卓越的经学家，又是杰出的史学家。尝“太息天下乏材，以致败坏。自崇帧己卯后，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清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他的史学研究也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可贵的求实精神。他认为，史书的编纂要取信于后世，切忌以偏见“谬加笔削”，他继承了古代进步史家“据事直书”的传统，视之为“万世作史之准绳”（《日知录·三朝要典》），因此，在治史过程中，他极为重视史料的可靠性。即以他对明史的研究而论，他就十分注意《实录》和《邸报》的利用。他的《日知录》曾大量地征引明历朝实录，与友朋论究史事曲直，也多以《实录》为据。作为明廷档案的《邸报》，顾炎武更其重视。他曾认真研究明末《邸报》，辑成《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等书，本欲纂修明史，因为清初庄廷拢《明史案》，他的好友吴炎、潘柽章遇难，他借给潘柽章的自己多年来收集的三千册明代文献也因之散失殆尽，不可复得，以致使他的修史愿望未能实现。他治史也以“致用”为也趋，他指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亭林文集·答徐甥公肃书》），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同上书，《与人书八》），提出了治史以经世的史学目的论。
在音韵学方面，他痛感当时的学者不知古音，往往以现代的语音率意改窜古书，于是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的主张，踏踏实实地对古音学进行潜心研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写成《音学五书》这样一部巨著。
顾炎武的古青学研究，尽管师承有自，从宋人吴域、郑库，尤其是明人陈第等的著述中均获致不少有益启示。但是由于他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独立研究，因而在音学演变源流的审订，古韵部类的分析，“古人四声一贯”之说的钩稽，“古人未尝无人声”，“人声可转为三声”的古韵通转说的阐述等方面，都取得了富有创见的成果，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清代音韵学的开派宗师，正如他的朋友王山史《山志》所说的，“顾亭林之于音韵”，“博稽详研，发前人所未发，为不朽之业者”。
他虽不屑为文人，一生也不轻易作诗，但是在文学上却很有造诣，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文学应承担起“救民以言”的责任，要关乎“当世之务”，这一主张正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由此他不满意明末“注虫鱼，吟风月”之类的文章，更深恶痛绝那些无聊的应酬文字，主张文章一篇要有一篇之益，篇篇要有实用，他既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去做的。在他留存的文集中，不惟“乙酉四论”即《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以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都是切中时弊，早有定评的优秀篇章，而巨诸如《吴同初行状凡《书吴潘二子事》等叙事文章，乃至《病起与蓟门当事书》等短篇书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些文章，文字淳朴，不事雕琢，于知人论世大有益，完全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
顾炎武还针对当时文坛的拟古之风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字句模拟古人，无异“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日知录·文人模仿之病》），“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进而主张文学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迁的，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后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日知录·诗体代降》）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各自的风格，这样的文学主张，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
他论诗主张“主性情，不贵奇巧”（同上书，《古人用韵不过十字》），认为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不能勉强的，同拒绝做应酬文章一样，顾炎武也不愿意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赋闲诗。他作诗感时抚事，直抒胸臆，无一不是他真实性情的抒发，如当明清易代之际所写的《感事》、《京口即事》、《千里》、《秋山》等诗，既有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揭露，又有对抗清将帅史可法的讴歌，还有对清军铁蹄躁确的控诉，始终牢牢地立足于社会现实，“实为一代诗史，踵美少陵”（徐嘉《顾亭林诗笺注凡例》），同他的文章一样，他的诗既可证史，同时也是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反映。
六思想举要
在这一部分，主要谈谈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日知录》和其他一些文章中，还没有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继承了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大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日知录·游魂为变》说明宇宙间是充满了物质性的气，因此他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同上）的唯物主义命题。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最后又回复为气，这就是万物生灭变化的必然规律。规律不能离开物质而独自存在，因此他说：“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具体的事物，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顾炎武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明代中叫一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知识分于中人人讲良知，言心性，束书不观，从事情谈，置民生疾苦。国家安危于不顾。顾炎武对这种空虚不实的学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明亡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防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固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顾炎武在这里对王学末流的鞭挞，以及他所阐述的“空谈误国”的道理，却又无疑是正确的。他把心学与魏晋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王守仁和李蛰都是惑乱天下的小人，从根本上否定心学。
他不仅批判王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也加以批评。他说：“理学”这个名词，宋以来才有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他认为研究经学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当时讲理学的一些人，连《五经》也不读，抱着几本语录，空谈一阵，妄想一日顿悟。他们所谓的理学其实是禅学，在顾炎武看来，不惟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整个宋明理学也不免流于禅释。因此，他提出的“理学，经学也”的新命题，实际上是否定了程朱陆王所标榜的理学。他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号召人们去“务本原之学”，在经学中去谈义理。于是乎；已学也罢，理学也罢，统统作为“不知本”的“后儒”之学被摒弃了。顾炎武反对讲心讲性，不结合实际的空虚之学，主张学以致用，批评死抱着书本的口耳之学，他曾经历南北，自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亭林文集·与杨雪臣》），留心天下郡国利病，注意把书本知识与实际考察结合起来，他说：“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亭林文集·与人书一》）他认为那些既不去实际考察，又不读书的人，是一窍不通的。在治学方法上，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他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所谓“道”，用他的话说即“博学于义，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他针对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学风提出来的。他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无下，制之力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博学于文》）这里所说的文，绝不仅仅限于文字、文章之文，而是人文，是包含着广泛内容的社会知识，即“习六艺之文，考北王之典，综当代之务”（《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行已有耻”是他鉴于明末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当明清易代之时，“反颜事仇”而提出来的，“耻”不仅是立身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主要指对待民族、社会、国家的负责态度，强调做讲求廉耻的有本之人。顾炎武特别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并提，作为“圣人之道”来大力提倡。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出。”（《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明末的知识分子有两种极坏的风气：一是空谈心仕，不顾民族国家的安危；一是唯利是图，至于“无官不赂遗”，“天守不盗窃”。他说北方的学者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的学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日知录·南北学者之病》）。顾炎武说他们“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及，遂成风流”（同上书，《名教》）。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发财，明亡以后，清朝贵族统治中国，这类人毫无气节，卑躬屈膝投降清政府，以求得一官半职。顾炎武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和气愤，他说“蓟门朝士多狐鼠”，因此特别强调廉耻。他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尤所个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阉然媚于世者”（同上书，《廉耻》），“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亭林文集·广宋道民录序》）。面对明清更迭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的反思中得出结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这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所谓“亡国”就是改朝换代，统治者的政权转手，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因此说“保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这同广大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君主的罪恶方面，顾炎武不及黄宗羲那样深刻和尖锐。顾炎武反对君主“独治”，主张“众治”。他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在《日知录·守令》条中，顾炎武进一步申述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因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日知录·守令》）他所说的“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显然并不是指的把权寄之于人民，而是指的由公卿到县令各级的封建官吏，就是要天子同公卿大夫以至县令来共同掌握政权。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顾炎武没有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去否定君主专制，然而，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等主张，这确是很可宝贵的思想。
七地位影响
作为爱国志士、杰出的学者、进步的思想家的顾炎武，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屈服于清廷，为抗清复明进行不懈的努力，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就具有反清复明的含义，到了清末更为维新志士所继承，用以发动和组织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其作用更为深远。
顾炎武一反宋明理学家的思辨玄谈，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史、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科，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著述繁富，“卷胀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山志·顾亭林》），今可考见者，几近五十种。《日知录》三十二卷为其代表著述，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音学五书》三十八卷，为他的另一重要作品，在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中，是一部创辟路径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为其中年以前所辑，卷帙浩繁，用力极勤。虽仅系长编，尚需作过细整理，然而对考论中国古代，尤其是有明一代的经济史，以及方志、舆地诸学，都极有价值。顾炎武的这些著述，旨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以亭林文集·初刻日知录自序》），无不渗透着他经邦济世的实学思想。
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缜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的学术门径的开拓，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顾炎武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