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它是适应地主阶级进行文化专制主义的需要。文化专制必然伴随着政治上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宋代以后，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主义也不断加剧，为适应文化专制主义的需要，未熹从客观唯心主义天理观出发，经过对人性的论证，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按照这一思想，把“三纲五常”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必须坚决照办极力维护，凡是不符合封建伦常的思想和行动，被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必须灭绝。这一思想为地主阶级建立大一统的一尊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是后期地主阶级文化专制的纲领。依据“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朱熹极力再建大一统的一尊思想，继承儒学道统，进一步确立和提高孔子的儒学地位，把孔子说成是“神人”、“圣人”，是天下的大救星，“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七）。孔子所说“句句皆是”、“全是天理”。为了弘扬这一思想，他花了四十余年时间，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将它们编辑成《四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即《四书集注》，作为弘扬儒家思想的基本教材。正是由于现实的政治文化需要，又有先人深厚的思想基础，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提供了适应的社会环境。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中都有所体现。
（1）朱熹的政治学说。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伦理根本论，只要倡明理学，用封建伦理整饬人心，南宋统治集团面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不难解决。关于君主的权力，后来各有各的说法，但“君权神授”这个观念在中国一直沿袭下来，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万民，未熹从“天理君权”论出发，主张必须“尊君”，让君主享有最高权力，拥有无上权威。如大权旁落，就会出现曹氏、司马氏篡权现象，就有“臣弑君、子弑父”的情况发生。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就必须以“君为臣纲”来要求臣下，要“事君以忠”。“尊君”是从臣民对于国家来说的，是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力，从国君个人来讲，也不能任意使用权力，要限制君权的过分膨胀。如何限制君权过分膨胀呢？一是以“修德”来限制，让君主自身完全摒弃私念，一切为国家着想，即“正君心”。二是用人，用贤能辅佐君主，借以弥补君主一人思虑之不足。朱熹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既要树君主权威，又批评君主独断，这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朱熹认为，集权与分权是当时社会现实最为需要的。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十国地方强权割据尾不大掉的情况，采用“杯酒释兵权”、文臣换武将等一系列手段，使权力集中于君主。南宋时期，内外交困，女真贵族经常出兵南侵，地方上无钱无兵无将，毫无抗金能力，如果地方官权力稍大一些，对抗击金人入侵是有积极作用的。关于“为政以德”和“为政以刑”，朱熹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号令”和“刑罚”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搞好封建政治统治，就是如何把“号令”都贯彻下去，是一个统治方法问题。他在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之后，提出了“德、刑”兼施并用的统治方法。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兔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世便把“政刑”、“德礼”并提。朱熹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提出以“德礼”为本，辅之以刑，即恩威并用的统治方法。他认为，“为政以德”主要是“修德感人”、“无为而治”、“养民为本”、“弘扬德礼”，首先是要求君主正其心，去私欲，处处为天下苍生着想，只有正其心去私欲，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正心，就能影响左右乃至天下人，就能感化天下所有的人，同时用“三纲五常”去教导人们“明人伦”，遵守上下尊卑秩序。当然在“为政以德”的同时，还要辅之“为政以刑”，用行政命令或刑罚来保证诏命的贯彻执行。朱熹在做地方官时，就是德刑兼用恩威并施治理管下编民的，先是教育引导，然后就依法整治，朱熹初到潭州，大力宣扬孔孟儒家思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钳制人们的思想，宣传教育感化民众，同时用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去镇压不听政令者，当时潭州一带发生了反抗宋王朝的少数民族起义，朱熹即迅速派兵加以残酷镇压，用法制维护封建统治。关于人才问题，朱熹认为，政府在选拔官吏时要“任贤使能”，任用贤臣首先是选贤明有才干的人任宰相及中枢重臣，如果在君主周围及整个政权机构中，都是“刚明公正”、不谋私利、一心为国为民的封建士大夫，一切所谓“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朱子文集》卷十二）的局面就会迅速得到整治，出现体统正、纲纪立、国势强、刑政清、军政修的崭新的政治局面。那么如何来选举、甄别贤能之士呢？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实际办事能力来选拔，即以“用”作为检验识别贤能的标准。如果很好贯彻“任贤使能”，就应反对荫子荫孙的荫恩制和论资排辈的“计资考”，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下，朱熹能指出这二方面是任贤使能的障碍，真是难能可贵。
（2）朱熹的经济思想。朱熹经济思想一个重要特点是渗透着浓烈的道德伦理观念，在他的贫富说里尤能体现出来，朱熹认为，尽管富贵是人们所求的，但应该有“道”和“仁”的约束限制，于道不应该富贵，则应视富贵轻如浮云，无动于衷，即使富贵也不能身处其中，因为这是不应该得而得之的。反之，于义应当贫贱，就应安贫乐贱，财富、贫穷是命中注定的，不是去追求而能得到的，何必空取屈辱呢？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贫富和贵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贵者就是富者，贫者就是贱者，贫富贵贱既是政治地位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就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朱熹也有其思想观点，第一，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及时播种，不误农时，以期获得好收成，“民以食为天”，食是根本。主张兴修水利，建塘筑堤，让农民因地制宜，进行多种经营，奖励垦荒发展生产。第二，主张“薄取于民”和“奢俭适中”，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分配的不均衡，便出现了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和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剥削者，生产资料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首要的必须的物质条件，没有它，人们的生产活动便不可能也无法进行，因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佃户）不得不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主那里租借生产资料而接受其剥削和压迫。朱熹认为，地主出租土地和收取租赋是天经地义的，他明确地论述了地主和佃户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相须，方能存立”。所谓“二者相须，方能存立”就是要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不要太严重大过分，建议整顿赋税名目，减免苛捐杂税，薄取于民，让农民安于现状。千万不要竭泽而渔，那样做会丧失民心，民众将会起义造反，威胁到地方统治。为了保证地主与佃户“相须”、“存立”，他还提出二项具体措施，其一，由封建国家的地方组织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建立“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如遇年成不好，利息减半，如遇荒年则租息全免，以防止权贵势要之家乘机放高利贷和兼并土地。其二，令豪族大姓存恤接济佃户，不使贫民无衣无食有流移饥饿之患。朱熹在提出“薄取于民”的同时，还主张“奢俭适中”，他的消费标准是“奢不违礼，俭不失中”，维护不同等级的消费水平，不准逾越，使封建统治秩序很好地维持下去。第三，关于开源节流说，朱熹主张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在大力增多收入的同时，还要节约开支即节流。节流首先从君主及大臣做起，只有富贵之人势要之家以身作则，卧薪尝胆，不建造楼台阁榭名园丽圃，就会为国家节约一大笔开支。其次是裁减军费，当时军费开支占国家整个财政年度支出的百分之五十还多，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国家哪能不贫困，应淘汰老弱病残之兵，挑选精兵强将，这样既增强了战斗力，又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再次是削减宗室和官吏的俸禄。
（3）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朱熹继承发挥了孔子的“克己复礼”和二程“天理人欲”的思想，并加以修正补充。“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朱子文集》卷五九）。天理是“心之本然”，是“善”，父慈、子孝、兄弟悌、朋友信、夫妻敬都是天理的自然。所谓“人欲”，就是“心之疾疚”、“恶底心”、“嗜欲所迷”，是人的一种过分的要求。凡是合乎“礼”的视听言动都是天理，不合乎“礼”的视听言动就是人欲。如人们夏天穿衣稍薄以凉爽，冬天穿衣稍厚以御寒，饥餐渴饮这是理所当然，是天理。但是你想穿得精一点细一点，吃得饱一点美一点，那就是“人欲”了。要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朱熹认为从“天理”与“人欲”自身来看，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天理与人欲相互安顿”，二者不可分离，共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当然作为道德伦理的范畴，二者是对立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克服一方的关系，同时二者可此消彼长。因而必须用行为道德规范甚至用法律形式才能保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
六程朱理学官方哲学
朱熹被宁宗皇帝解除侍讲之位后，又一一辞免了朝廷任命他的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带着焕章阁待制和提举南京鸿庆宫的职名，回到福建建阳考亭，重新聚徒讲学和研究学问。
朱熹虽离开朝廷回乡隐居，但朝廷政权纷争仍时时牵扯着他，宗室重臣赵汝愚罢相时，朱熹等土大夫纷纷上书反对，引起满朝大哗，韩侂胄则用高压手段对付，把反对自己支持赵汝愚的人定为道党。庆元三年（1197年），又将赵汝愚、朱熹等十九人正式著于“伪学逆党籍”，史称“庆元党禁”。在韩侂胄及其党徒鼓动之下，朝野上下各发议论攻击道学，并要求皇帝围禁道学，朱熹首当其冲被横加攻击，宁宗皇帝又下诏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取消了他的道观俸禄。他的爱徒蔡元定也被贬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朱熹的门徒有的到山中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变衣冠，狎游市肆，以证明自己同朱熹的礼义有别，门徒纷纷散去，临终之时，只有几个人在侧侍奉。
朱熹的遗体埋葬时，其弟子和朋友不少人本想去送葬，但韩侂胄怕这些人聚在一起又议论时政得失，生出事端，于是下令各地守令对朱熹的门人弟子和亲朋好友严加约束，结果门人故旧不敢前去为朱熹送葬。未熹一生呕心沥血为地主阶级提供长治久安之策，结果却被地主阶级政权著入“伪学逆党籍”而含恨离开人世。这个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大贤大师的朱熹和被奉为官方哲学的朱熹思想，却在他晚年连遭厄运，屡被排斥，死后葬礼还被朝廷约束监视，朱熹被称为“伪师”，其弟子被称为“伪徒”，学说被称为“伪学”。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的“理学”思想价值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认识，越来越受尊崇，理学最终被捧为官方哲学，朱熹也被抬入孔庙配享祭。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宋理宗继位，他继位后，逐渐认识到程朱理学“有补于治道”，有益于封建统治，便提倡程朱理学，为朱熹平反，封朱熹为徽国公，用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扫朱熹。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皇帝下诏，朱熹故乡要源为阙里，“赐文公阔里于婺源”，要想把朱熹抬到与孔子相当的地位。1279年，南宋灭亡，蒙元王朝建立了一个南北统一的封建国家，原来只流传于东南的程朱理学又在北方得以广泛流传。元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广大汉族地区的封建统治，采取了“治天下必用儒术”的统治策略，尊孔子、建孔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又下诏建朱熹祠庙，诏命朱熹五世孙朱勋回婺源管理，后又封朱熹为齐国公。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封建统治，便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同时下诏规定：科举问答时，朱熹等宋儒传注的《四书五经》、《性理》、《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考试的范围，从此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统治地位屹立无可动摇。满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为笼络广大汉族士人为其统治服务，也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帝下诏，把朱熹的牌位安置在大成殿里“十哲之次”，配享先圣，朱熹文庙每年春秋二次祭典，朱熹被抬到几乎与孔子相同地位的程度。朱熹的“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朱子文集》卷十一）这句话终于应验了。